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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企业信任危机从2008年爆出的三鹿奶粉掺加三聚氰胺事件，到近期出现的“瘦肉精”事件以及“染色馒头”事件，一次次食品质量安全事件让消费者变成受害者，很多消费者正遭受着所谓品牌食品的“侵蚀”。食品安全是人民群众最直接、最根本的民生。今年1月，小康杂志发布的年度消费者食品安全信心报告显示，半数以上公众对食品“没有安全感”，近期频发的食品质量安全事件，也在不断拷问着我们：食品安全事件的症结究竟何在？因食品质量引发的事故正给我们敲响警钟：中国的食品安全到底怎么了。老人倒地，扶还是不扶？在传统道德氛围里，这不应该是一个问题。然而，在今天却成为一个道德选择难题。从2006年“彭宇案”，到今年“殷红彬案”、“
2、许云鹤案”，这一难题由于执法因素的介入，变得使人更加困惑。不久前，卫生部公布老年人跌倒干预技术指南，专业技术指导也无助于破解社会道德难题。不是吗？当你打开水龙头，要相信里头流出来的水没有毒；过马路，要相信所有汽车都会在亮红灯的时候停下来；坐高铁、地铁，要相信它不会突然追尾；就是你睡觉，也要相信这屋不是“楼脆脆”；遇事报警，要相信警察不是盗贼的同伙如果吃荤的怕激素，吃素的怕毒素，喝饮料怕色素，喝白水也怕有害元素，我们还能吃什么？讲小道理，如德国社会学家卢曼所说：“当一个人对世界完全失去信心时，早上甚至会没办法从床上爬起来。”讲大道理，一个缺乏信任的民族没有希望，一个缺乏信任的国家没有未来。大到社
3、会，小到个人，没有信任，便如大海里的船，看不到航行的标识。医患信任危机今年9月15日，曾在同仁医院就医的书法家王宝洺，举刀砍向该院耳鼻咽喉科部主任徐文，身中十余刀的徐文肌腱断裂，颅骨、尺骨、胫骨骨折，并大量失血。经全力抢救才脱离生命危险。据媒体报道，此次血案肇因于一起长达三年的医患纠纷，王宝洺认为同仁医院的手术失败导致其残疾，之后试图通过各种路径讨要说法，索赔1700多万元。然而因为医患双方所提供病历的真实性问题，三年从未开庭。最后，王宝洺选择了最极端的方式。同仁医院血案并非偶发孤例，就在一个多月前，东莞市长安医院也发生砍杀医生事件，导致一死一伤。砍人者卢某年初因面部痉挛到长安医院就诊，医生刘
4、某为其诊治，但病情未见好转。卢某于是辗转到广州、北京等地多家医院就诊，前后共花费3万多元（其中在长安医院花费为136元），卢某觉得用了3万多元跑了多家医院诊治，病情均未见好转，对医生怀恨在心。8月16日凌晨，卢某从北京坐火车到东莞，购买了一把菜刀，当天下午来到长安医院，将正在接诊的医生刘某砍伤致死，另一医生伊某出来制止时，又被其砍至重伤。医患纠纷酿成恶性案件让舆论震惊，而患者或患者家属与医生的口角、肢体冲突更是不胜枚举。就在同仁医院医生被砍后一周，又传出该院医生护士遭遇患者动粗的事件。据媒体梳理，今年发生的医生被打事件不下十起。9月21日晚，湖北武汉市协和医院一患者死亡后，家属和院方工作人员冲
5、突，多人受伤；9月8日，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医生穆新林在医院被患者家属殴打；8月初,上海120急救医生竺某因围观者误解急救流程，在对晕倒环卫工施救过程中被打法制日报的报道说，近年来，各地的医疗纠纷时有发生，而上升为恶性事件的医疗纠纷也呈上升趋势。2011法治蓝皮书对此评价说：“医疗纠纷作为一种突出的社会矛盾，一直是困扰中国医疗卫生领域的顽疾。有效处理医疗纠纷，直接关系到医患双方合法权利的保护和社会的稳定。”123下一页人与人之间信任危机看到一名年迈的老人倒地受伤，他将车停稳后，下车将老人扶起。这对南通汽运集团飞鹤快客公司驾驶员殷红彬来说，不过是一次普通的善意之举。而这样的好事却一度让他很郁闷，因为
6、将老太扶起后，自己竟被人误认为是肇事者，还惊动了公安。好在车内有监控录像，将他整个救人过程记录了下来，还了自己清白。但是，如果没有了监控视频和目击证人，以后人们还敢做好事吗？2011年10月13日广东佛山发生了2岁女童悦悦遭两车碾压，躺在血泊中七八分钟，过往的18名路人无一伸援手，最后得到一位拾荒阿姨的救助。然而居然还有人质疑拾荒阿姨的救助动机，是为了“救人只为搏出名”，这一惨痛、人神共愤的事件，让国人不寒而栗，难以置信。正如，一网民说：“这个社会还有好人吗，我们的良心哪儿去了？”政府信任危机最近，河南宋庆龄基金会的巨型雕像受到社会广泛质疑。合作方说雕像是宋庆龄，基金会却说是“黄河女儿”，连雕
7、像是谁都不愿说清，更别说是资金来源、钱用在何处等关键问题了。因不公开、不透明，从中国红十字会到中国慈善总会、宋庆龄基金会国内慈善组织遭遇一系列的信任危机。郭美美事件所引发的问号，岂止是红十字会一家之痛，而是整个公益慈善事业之忧。上周，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通过民意中国网和搜狐新闻中心对1704人进行的在线调查显示，76.3%的人表示关注“录音门”，69.7%的受访者担心“录音门”会加剧医患之间的不信任感。在和谁打交道时，人们希望能录音？调查中，58.5%的人首选“政府工作人员”；47.7%的人选择“合同方”；45.5%的人选择“商家”；接下来是“医生”（34.0%）和“老师”（10.9%）。（
8、11月8日中国青年报）什么情况下需要录音？对别人不信任的时候。当在调查中出现接近六成的人表示，在与政府部门打交道的时候希望录音的时候，最该反思的应该是政府部门。因为其背后隐藏着的是严重的信任危机，是公信力的缺失。从经济学的角度上，之所以出现不信任在于信息不对称。正是因为出现了信息的占有量的不一致，在医患关系中，在官民关系中，在消费者和商家之间才会形成信息不对称，由此导致的结果就是道德风险。即人们不知道对方会做出什么。这个时候，无论是录音和录像就成了打破信息不对称的最好手段。而这样的打破的结果就是隐藏着极端的不信任和公信力丧失。而这样的局面，一个重要的缺失就是其中缺乏一种具有公信力的机关出现在公
9、众面前来表达这样的公正和客观的一面，正因为如此，人们便只能通过自己的途径来寻求突破，于是，“录音门”应运而生。“录音门”发生在医患关系中情有可原，因为患者家属对于病人病情的关注以及对于医生的不放心，而当“录音门”蔓延到政府部门的时候，这已经表明我们的政府机构出现了种种问题。即在某种机制上发生了某些病变。人们在与政府部门打交道的时候需要“录音”，这说明，首先就是一种不信任的态度，试想，要是处于信任的两个人之间是根本不需要什么录音来解决问题的。那么，是什么导致了这样的“录音门”在政府部门的扩散呢？从社会新闻的角度看，尤其是信访层面上，在看守所里，在这些地方出现了无数的让人感觉政府是在口是心非，是在
10、故意不公布真实的信息。从“723”动车事故的调查来看，更是如此。从事故出现到今天已经100多天过去了，但是，所谓的报告还是没有出现。而在事件爆发的过程中，除了诸如掩埋车体、发送纪念币的种种让人意想不到的事件。试想，这样的过程能不让人心生疑惑吗？这样的过程中，谁还是秉持着一种相信的态度呢？可以说，社会诚信的缺失很大一部分是由政府造成的，而建设社会的诚信体系政府必须率先垂范。而政府之所以失去了诚信，就在于其不珍惜的过程。政府凭借着自己的垄断地位就可以破罐子破摔，进行着所谓的我是流氓我怕谁的姿态。其实，这是相当可怕的。因为当社会上整个出现了诚信危机的时候，社会运行的成本会变得很高。试想，人与人之间进行交流的时候，是需要拿着录音笔和摄像机的。而这仅仅是表面的，在背后，在深层次里，人与人之间没有相互信任的基础。政府在推行各类政策时候，也不会是顺利的，更是要付出更多的代价，而这些信任的重建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