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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通货膨胀经济学书评(Bresciani Turroni 著 Millicent E. Sayers 译 London：Allen and Unwin, 1937)Joan Robinson The Economic Journal, Sept. 1938: 507-513Bresciani Turroni教授的大作，现有绝佳译本，对英国学生研习通货膨胀具有重大价值。但初版7年后，该书多少有些过时。长期以来，有关德国恶性通货膨胀的理论探究充斥着政治偏见的阴影。德国作者们将巨额战争赔款视为问题的主要成因之一，进而认为马克汇率的崩溃导致了通货膨胀。（这里仅从单纯描述的角度使用通货膨胀，意即价格水平的
2、急剧大幅上涨，而绝无价格水平上涨是否系“货币的过错”之类的问题考究型question-begging理论含义）。盟军发言人则谴责德国的巨额财政赤字，进而认为通货膨胀主要导因于货币的创造。Bresciani Turroni教授是盟军或货币数量论的坚定支持者。乍看之下，就像作者公开承认的那样，诸多事实似乎支撑德国的观点。汇率和物价从战后最初数年的适度波动，逐步演变为1921年下半年肇始的严重通货膨胀，这一转变的导火索是马克汇率的突然下跌【主要导源于马克汇率的骤跌；1921年5月，1金马克=15马克；1921年11月，1金马克=63马克】这是毫无争议的事实。而马克汇率的下跌，又主要归因于德国开始用现
3、金赔付战争赔款。这一时期德国赔付了10亿金马克，而德国每年的出口总额约为60亿金马克。因此，有理由将马克汇率下跌归因于由战争赔款引致的外汇需求突然增加。急于为战争赔款辩解的作者，则将马克汇率下跌归咎于Upper Silesia波兰东南部地区的产煤区和重工业基地，原由德国管治分治导致的信心冲击。但这无碍于探究中的主要问题无论马克汇率崩溃的成因何在，很清楚，是马克汇率的崩溃触发了恶性通货膨胀。1921年、1922年价格变化的幅度和暂时次序，均支撑这一观点。如果通货膨胀的推力来自汇率贬值，则汇率贬值将领先于物价上涨，同时，贸易品价格上涨领先于国内价格上涨。事实也正是如此，这一变化的幅度和速度呈现的次
4、序是：汇率进口价格出口价格国内价格生活成本工资。此外，支撑这一观点的还有价格变化的地缘扩散，即从主要港口和贸易中心扩展至德国内地。作者对所有这些因素提出了对立的理论观点。如果国内收入没有上涨，则汇率贬值无法无限持续，必将在某处终止。贬值导致的刺激出口、限制进口必将消除国际收支逆差，实现稳定汇率水平下的新均衡。作者承认，由于国外需求的非弹性，在一定幅度内，汇率贬值将降低出口总额的黄金价值，从而加剧贸易逆差。然而，作者指出，进口品的国内价格的足够幅度上涨必将遏制国内需求，从而贸易逆差必将在某一汇率水平上自动扭转，进而贬值终止。基于这一理由，他否认了马克贬值是通胀主因的观点，而置支撑这一观点的证据于
5、不顾，转而倾向于其他解释。他的解释是，由德意志帝国银行借款所补足的财政赤字导致了货币数量持续增长。按照作者的理解，其他事项由此递次催生。但在接受甚至是理解这一观点之前，必须对这一事实解释进行详细辨析。财政赤字对物价的影响可划归两个部分。无论赤字的弥补方式如何，财政赤字的直接效应是收入提高，支出增大，工商活动扩大。即便德国政府长期向公众举债，财政支出超过财政收入必将提高收入水平、促进工商业务。从中央银行借款所形成的财政赤字的间接效应，是导致货币数量增加，货币数量随赤字扩大而持续累积。就赤字的直接效应而言，它在通货膨胀早期阶段的影响日渐减弱。1920年，德国的财政赤字是60亿金马克（这里采用金马克
6、作为度量标准，虽不精准，但足以说明问题）。1921年的赤字为37亿金马克，1922年为24亿金马克。赤字规模仅在1923年增加。1921年中期到1923年3月，赤字的直接效应不断递减，如果没有其他因素发生作用，则经济活动和价格水平将持续下降。如果要将初始阶段的通货膨胀归咎于财政赤字，则其惟一的罪魁祸首是赤字的间接效应货币数量增加。作者假定（而不是声辩）货币数量增加是通货膨胀的根本原因。这一观点难以接受。货币数量增加毫无疑问地具有提高价格的趋向，因为货币数量增加将压低利率，从而刺激投资，减少储蓄，进而促进经济活动。然而，没有证据表明，德国的实践遵循了这一次序/逻辑。在通货膨胀时期，投资率通常高居
7、不下，这是事实。同样是事实的是，通货膨胀时期的储蓄率急剧下降。普通公众几乎完全不再储蓄，投资资本全部来源于公司利润。此外，个人通过动用既往的财富积累而大幅削减储蓄。在支撑通货膨胀时期高水平的经济活动中，高投资率、低储蓄倾向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所有这些效应导源于物价水平不断上涨的预期这些效应强化了正在形成中的通货膨胀而非导源于利率水平过低。这一反证同样适用于作者关于货币流通速度的论述。如果通货膨胀不应归因于低利率，自然也就不能归咎于货币需求下降，后者的表现形式是货币流通速度提高。作者反对汇率贬值导致通货膨胀的观点，但他自己的解释亦漏洞百出。无论是财政赤字，还是货币数量增加、货币流通速度提高，都不能
8、产生引致通货膨胀的各种效应。很明显，上述各种解释肯定遗漏了某些关键要素。被遗忘的因素不难发现，这就是货币工资。无论汇率贬值还是财政赤字，都无法独自解释通货膨胀。但若将货币工资上升纳入视野，则其作用极易分辨。1921年马克崩溃后，进口品价格急剧上升，带动国内价格随后上涨。由此导致的生活成本上升驱动了更高的货币工资需求。在失业率不高（1921年8月德国工会成员的失业率为2%，1922年为0.2%）、公司利润随价格上涨而增加的背景下，德国工人却得直面挨饿的困境。因而，工资获准提高。不断上涨的工资，抬高了国内生活成本及国内的名义货币工资，抵消了汇率贬值促进出口、限制进口的效应。因此，每一轮工资上升，推
9、动着汇率的进一步贬值；而每一轮货币贬值又催发了新一轮的工资上升。当工资依据生活成本（的提高）而调整时，这一进程自动加强。这样，只要货币工资上升被赋予适当的角色，作者坚信的“汇率总会趋向某一均衡水平，马克崩溃不可能导致通货膨胀”的观点，就毫无说服力。然而，尽管德国认定的汇率贬值导致通胀的理论不无道理，但也不能因此抹杀盟军理论的合理性。在失业率极低的条件下，足够大的赤字规模将抬高商品价格，并使劳动力需求上升至工资上涨压力无法抗拒的地步。每一轮工资上涨都将导致物价上涨，由此形成了工资物价螺旋上升的恶性循环。与此同时发生的汇率崩溃无异于火上浇油。而1923年鲁尔地区的“消极抵抗”导致的财政赤字，很可能
10、直接导致了马克的最终坍塌。因此，汇率贬值或财政赤字均可能触发通货膨胀，德国的历史也提供了这方面的具体例证。然而，通货膨胀的本质是货币工资的快速、持续上涨；没有货币工资的上涨，就不会发生通货膨胀。任何触发货币工资急剧上涨的因素都将催发通货膨胀。也有可能是货币数量增加导致通货膨胀。可以预见的是，（货币数量增加导致的）利率水平的足够下降，将导致投资急剧增加，从而失业消失，货币工资物价的螺旋上升形成。但这仅是一种理论上的可能性，不能解释德国实际发生的事件进程。事实上，货币数量十分重要，这不是因为它导致通货膨胀，而是因为它使通货膨胀得以持续。如果没有货币数量膨胀，则本应发生的情形是：利率上升，投资受阻，
11、储蓄增加，从而失业再现，货币工资上升自动终止。然而，实际发生的事实是，财政赤字、德意志帝国银行“满足交易需求”的政策以及应运而生的官方、非官方通货，共同满足了货币需求，因而截至1922年7月的短期利率并未开始急剧上升，从而没有阻碍通货膨胀的发生。1923年，短期利率急剧上升到日贷款利率高达20%的地步（尽管德意志帝国银行的再贴现利率最高仅为90%）。但在这种背景下，物价持续上涨的预期十分强烈，以致高利率不可能阻止企业家扩大投资，或鼓励普通公众进行储蓄。因此，1923年的高利率没有阻止通货膨胀的事实，不能证明高利率在1921年同样无效。这样，货币数量论的拥趸者可能会据此推断，货币数量增加导引了通
12、货膨胀的发生。作者在“结论”部分的观点不过是“货币数量增加是通货膨胀的必要条件。”准确把握必要条件、充分条件的区别似乎是化解这一纷争的关键所在。诚然，在刹车制动时，火车停止不动，但据此推断火车启动的原因是解除了刹车制动，则是愚蠢之极。货币数量增加是通货膨胀的成因的说法，既不尽合理，也非完全合理。此种类比可推向深入。如果火车机车强劲有力且全速前进，则启动刹车制动也不能使火车停止。同样地，一旦价格不断上涨的预期形成，单纯地阻止货币供应量增加可能仍不足以约束经济扩张。人们有时也认为，1923年11月马克币值的稳定表明，如果有效控制了货币数量，通货膨胀可以随时终止。作者不由自主地提供了这一证据，但却做
13、了迥然不同的事实解读。在马克币值实现稳定前，德国的通货膨胀率达到了行将自我终结的巅峰。马克币值的稳定仅仅发生于马克事实上几乎完全丧失货币职能之时。马克不再履行货币职能经历了三大阶段。1921年秋，它不再充当“价值的贮藏手段”。当物价持续上涨的预期广泛形成时，持有货币的需求开始消失，其表现形式是未清偿货币数量之实际价值不断下降。1922年下半年，马克不再充当“记账单位”。以汇率为参照来标注价格、调整工资率，变得日益普遍，从而实际的记账单位是美元。马克纸币从未停止履行“交换媒介”职能，但它大多被外国货币和应景而生的各种“价值稳定”工具所取代。最后，在1923年的大衰退中，马克不再充当“延期支付的标
14、准”，因为贷款合约开始以美元、铜、千瓦时和类似实物做延期计价标准。这一过程扩散蔓延后，涨价预期不再具有刺激投资的功能，因为不存在以美元或特定商品表现的价格上涨预期。于是，通货膨胀刺激经济活动的力量消耗殆尽，1923年8月失业率的急剧上升引人注目。1923年4月，由于法、比10万军队入侵鲁尔地区引发的动荡将工会成员的失业率提高至7%，但通胀对经济的推力再次将失业率压低至7月的3.5%。在最后的经济衰落中，通胀的经济推动力枯竭，失业率升值9月的19%。地租马克（黄金不足，故以价值32亿“地租马克”的地产和工业品抵押发行的马克。新的“地租马克”与美元挂钩，以4.2马克兑换1美元。它与“纸马克”的比价
15、则是1：1万亿） 1923年11月推出，德意志帝国银行董事、德国总理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财政部长汉斯路德共同制定出一个创造性的新财政政策“地产抵押马克”。由于德国黄金不足以支持纸马克发行，故以价值32亿的“地租马克”的地产和工业品作抵押发行。新的“地租马克”与美元挂钩，以4.2马克兑换1美元。与“纸马克”的比价为是1地租马克等于1万亿的“纸马克”）实际上不过是正在使用的、官方版本的“价值稳定”货币。币值稳定化毫无疑问地是坚定而具谋略的政策举动，但它对支撑“限制货币数量可以抑制（高级阶段的）通货膨胀”的观点毫无进益。一、德国作为战败国的赔款德国的赔款问题是凡尔赛条约中悬而未决的最复杂的国际问题之
16、一。巴黎和会后，战胜国列强以争夺欧洲霸权为目的，继续围绕这一问题进行着激烈的争斗；德国政府虽然被迫接受了战胜国的赔款要求，但采取了“履行它，就是要证明它无法履行”的策略，并利用战胜国之间的矛盾，消极对待赔款。于是在战胜国之间以及战胜国与德国之间在赔款问题上的矛盾，终于在1923年初引发了一场尖锐的军事政治危机。赔款问题与鲁尔危机 凡尔赛条约规定，德国应在1921年5月l日前交付200亿金马克赔款，并成立赔款委员会解决赔款总额和分配比例问题。该委员会设在巴黎，由英、法、意、比各派一名代表组成（美国由于拒绝批准和约，仅派了半官方代表），法国代表任主席，他有权在表决各为两标的情况下做出最后裁决，从而使法国在德国赔款问题上处于实际的领导地位。为防止德国不履行赔款，协约国于1920年4月达成协议：如果德国不支付赔款，协约国可以采取制裁措施，同年7月，赔款委员会在斯帕召开有德国人参加的会议，规定了各国应得的赔款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