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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光绪版“问责” 游宇明 近几年，“问责”成为一个热词，我轻轻百度了一下，词条居然达到了3110万个。所谓“问责”，就是追究官员施政错误的责任。“问责”并不是舶来品，中国历朝历代都有。 雷颐先生的历史：何以至此一书讲述了清代台湾巡抚刘铭传被光绪皇帝“问责”的故事。刘铭传是安徽合肥人，早年投奔老乡李鸿章，镇压太平军和捻军立下大功，祖坟开始冒烟，一路由千总、都司、参将、副将升至总兵，1865年被提拔为直隶提督，1885年又出任台湾第一任巡抚。刘铭传深受李鸿章洋务思想的影响，任台湾巡抚时积极“变法”。先后在台北设立电报总局、“全台铁路商务总局”、邮政总局；架设水陆电线700公里，极大地改善了岛内外的电
2、讯；聘请英德人士为工程师，修了基隆至新竹106.7公里的铁路线，这段铁路成为中国人自建铁路之始；发行邮票，安排船只定期往返台湾与大陆之间，邮路直达厦门、福州、上海、香港。 导致刘铭传被“问责”的，是基隆煤矿的招商承办。1874年，船政大臣沈葆桢向朝廷奏请开办基隆煤矿，为福州船政局供煤，获朝廷允准。该煤矿1875年筹建，1878年建成投产，限于当时的特殊情况，煤矿最初采取官办方式。1884年，法国军队攻占基隆。清国军队撤退前，拆毁了基隆煤矿的机器，并将矿井炸毁，基隆煤矿被彻底破坏。中法战争结束后，时任台湾巡抚的刘铭传着手基隆煤矿的恢复。又因官办效率低下、贪腐不断，刘铭传决定改为商办。 商人张学熙
3、激流勇进，接手重建基隆煤矿，但他没想到接过的“山芋”非常烫手：煤矿破坏太大，他手里的这点资金远远不够，短短的几个月，就亏损了数千两白银，只好请求退办。商人力量不够，刘铭传决定官督商办。他与两江总督曾国荃、福州船政局船政大臣裴荫森商定，三方各出本银2万两作为官股，另招商股6万两，添置机器，雇佣外国技师，1887年初重新开张。同时规定：一旦办出成效，再广招商股，收回官本。 筹到了资金，基隆煤矿重建之事非常顺利，1887年就达到日产100吨，年产17000余吨。煤炭生产多了，运力严重不足，刘铭传考虑修建从矿井到基隆码头的铁路。此时官商矛盾开始出现，商人对往铁路上扔钱兴趣不大。看到煤矿经营风生水起，刘
4、铭传的头脑一时发热，将商股退还，将煤矿收归官办。 官办后，煤矿重现几年前的尴尬：月月亏损、贪腐盛行，刘铭传再次寻求商办。几经周折，终于有一些商人愿意以官商合办的方式接手基隆煤矿。具体做法是：商人出资20万两白银，并缴还原矿本银12万两；官府以“矿存房屋机器以10万两作官本，其余按月缴煤扣除”，在用人、财务方面官方不得过问，为期20年。基隆煤矿在1890年8月中旬移交给商人。 这份合约对官方极为有利。第一，官方只要用现有房屋机器作抵，即可按月享有利润，等于坐在树底下捡钱；第二，煤矿生产需要劳工，无疑将带动当地的就业，有利于解决部分民生问题；第三，商人生产了东西会照章纳税，可以充实国库。可没想到总
5、理各国事务衙门和户部居然联衔上奏反对，他们气势汹汹地质问：“此事既经官商合办，自应官为主持，何以一切事宜悉授权于商人，官不能过问？”由于众议纷纷，光绪帝下令“问责”：“刘铭传着交部议处。该抚接奉此旨，即将现办之局赶紧停止，不准迁延回护。”吏部“议处”的结果是刘铭传“照违制律师罪革职”，光绪可能考虑到刘铭传做这一切毕竟是出自公心，发了点慈悲心，将处分改为“革职留任”，用现在的话说叫“留职察看，以观后效”。 有功必赏，有过必罚可以保持政令畅通，官员犯了错误当然要打板子。但在问责之前，先要做好两个工作：一是弄清楚该官员所做的事是否真的错误；二是必须由一个代表民意的机构就官员的责任大小作出公正裁决。官员做的事，使百姓获得了好处、国家得到了发展，就是好的、正确的；给老百姓带来了坏处、让国家遭受了损失，则是坏的、错误的。如果问责没有客观标准，一切只以少数上位者的意志为转移，上级认为你错你就错，认为你对你就对，排斥民意参与，极有可能颠倒黑白、误伤好人。这种是非不分的问责一旦普遍化，敢于任事的官员势必越来越少，社会必然充满苟且之风。 官员也是人，同样需要公正公平的阳光雨露。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