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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上海和中国的城镇体系.2003.04.07http:/ L. Poston, Jr. 美国德克萨斯农业和机械大学社会学系前言2000年，中国居民人口超过百万的城市有37个。上海是其中最大的一个，居民数1130多万，其次是北京，1050万。这37个城市是中国的主要城市，在中国的城市等级构架中位于顶层，可以称作中国的巨大城市。如果给整个中国拍一张夜景图（见Lo，2002），或者给我的国家美国拍一张夜景图，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两个国家总的城市聚集情况（口头报告时我会展示这两张图片）。图片表现的情况很有趣也能传递很多信息，但他们是否能真正表现各种各样的城市地区，却又不可信。我们已经习以为常地把城市看作独立
2、存在，互不相干的个体来讨论和思考。图片上中国和美国的城市看起来就是如此。从地理上讲，城市的确独立存在。每个城市占据一定的空间，且这一定的空间不为其他城市所有。图片反映的就是这样的情况。譬如，这里中国图片上的上海市占据了一定的空间，北京占据了另一块空间，如此等等。美国图片上纽约和洛杉矶占据了美国东部特定的地理范围，而我所在的城市德克萨斯州的学院站，虽然也在美国图片上，但却不像纽约或洛杉矶那样显眼，因为学院站相对它们而言只是个占据很小空间的很小的城市。总而言之，图片让我们想到的是城市之间彼此独立。但实际上，一个国家的各个城市在所谓城镇体系中相互联系。城市有多种功能，因此各个城市之间彼此依赖同时/或
3、者彼此独立。一个国家中有的城市占支配地位，这些城市对本国的其他城市有巨大的影响力和支配作用。超级城市的影响力甚至会超越国界。有的城市只能影响本国的其他城市，还有的只能影响本地区的其他城市。有的大城市支配地位不明显，反而处于被支配地位。城镇体系的概念主要是基于一个国家大城市之间的关系。本文进一步详细地讨论了城镇体系的概念。上海是中国支配地位最高的城市，纽约是美国支配地位最高的城市。上海就是中国的纽约，而纽约也就成为美国的上海。在提出观点供讨论之前，文章将先讨论中国城市的漫长历史以及上海的出现，接着将介绍城镇体系的概念，有重点地回顾西方有关城市和都市支配地位与融合情况的文献。然后，文章将引用200
4、0中国城市年鉴（国家统计局，2001）中的数据，定量地构建中国2000年的城镇体系。文章将展示为什么上海是中国支配地位最高的城市。我们将看到，这不仅仅是因为上海的巨大的人口。在这个定量研究中，我们计算了中国37个大城市的都市支配力分值，以此显示中国的城镇体系是如何运作的。首先，我们根据中国的城市发展历史和上海的发展过程，提出一些观点供讨论。中国的城市发展历史和上海的出现中国的城市发展历史是世界上最长的之一。2000多年前中国就开始出现城市。公元100年，洛阳的人口已达到65万，和当时的罗马人口相等（联合国，1980：6）。此外，陕西省省会西安，当时被称为长安，公元700年时人口达到了100万，
5、成为亚洲历史上第一个百万人口城市（Chandler & Fox，1974：291）。在800年至1800年的千年时间内，中国城市的数量和规模分布绝大部分时候都是世界第一。然而，从1800年开始，中国的城市化规模就比不上同时期的西方国家了。19世纪西方国家的城市迅速发展，中国却没有。例如，1893年中国的城市人口只占全国人口的6%。尽管世界上第一个百万人口城市在12个世纪前就在中国诞生了，1922年时中国的百万人口城市却只有2个，上海和广州。然而近几十年来，中国的大城市中有城镇人口不断集中的趋势。据联合国2001年发布的世界城市化报告，中国的城市人口自70年代晚期开始急剧增长。1970年，全国只
6、有17%的人口居住在城市地区，1990年增长到27%，到2000年则高于32%。根据联合国这份报告，中国居住在城市地区的人口超过了4.1亿。联合国预测，到2050年，中国一半以上的人口，即7.5亿以上的人将居住在城市地区（联合国，2001，表A.2和A.3）。中国由于有几个世界最大的城市而在世界上占有很重要的位置。2000年，世界最大的30个城市中中国有3个：上海（1290万），北京（1080万），天津（920万）。2000年，上海成为世界第九大城市，仅次于东京（2640万）、墨西哥城（1810万）、孟买（1810万）、圣保罗（1780万）、纽约（1660万）、拉各斯（1340万）、洛杉矶（1
7、310万）和加尔各达（1290万）（联合国，2001，表A.11）。同2000年一样，联合国也报告了中国1995年人口在75万以上的114个大城市。与别国相比中国75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数是最多的。美国这样的城市有45个，印度有24个，巴西、德国和俄罗斯各有16个。其他国家这样的城市都少于16个，许多国家甚至没有人口数75万以上的城市（联合国，2001，表A.12）。拥有114个这样大的城市，中国显然在各国之中脱颖而出了。但是，大城市也好小城市也罢，中国绝大多数的人口现在并未居住在城市中。2000年，中国人口中的32%，约4.1亿人住在城市。而同年美国有72.2%的人住在城市（联合国, 2001
8、, 表A.2, A.3, A.5）。尽管中国的城市居民率很低，中国2000年的城市人口仍有4.1亿，比除印度以外的其他任何国家的总人口都高。直至80年代，中国城镇结构的定量分析都一直由于统计资料不足受到阻碍。尽管对中国特定的城市和地区历史的和描述性研究有大量的关注（见Murphey, 1974; Chan, 1981; Sit, 1984, 1985; Vogel, 1989; Yeung & Chu, 1994, 2000; Kwok & So, 1995; Chung, 1999），都只对整个城镇体系提供了很少的（关于统计结构的）指导（Chen, 1988: 227）。但由于自1980年至
9、2000年各年的各种统计数据和城市年鉴的公布，以及1982和1990年两次人口普查数据的公布，许多学者开始对中国城市的结构和动态学调查予以关注（Goldstein, 1985; Chen, 1988; Poston, 1987; Poston & Gu , 1988, 1989; Poston et al., 1990）。正如Coale在更广泛且同样适用的背景下观察的结果，欢迎准确的中国人口数据，它们以超常的详细描绘了这个巨大的人口（1984: 71）。现在我们转入关于上海市发展的讨论，以提供更多的背景资料。11世纪时，长江入海口处建起了一个小渔村，上海。然而直到18世纪，上海才开始作为棉花种
10、植中心而发展。上海真正对全国其他城市起支配作用是在1842年签署南京条约开放上海为通商口之后。这些发展是上海最终成为中国第一大城市的开始（Murphey, 1974）。第一次中英战争（鸦片战争）以1842年条约的签订而告终，1843年又签署了另一份条约。在这两个条约中英国强迫中国政府在中国东海岸开放了包括上海在内的若干通商口以供对外贸易和外国人居住。这些城市被称作条约港口。其中最重要和最有影响力的数上海。其他西方国家也有类似英国的要求，得到了类似的特权。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时，中国大约有100个这样的港口城市，几乎包括了中国所有的大城市，只有北京除外（Murphey, 1988: 157）。英、
11、法、美（条约强国）在上海都得到了租界，位于上海老城区的北边界。公共租界区基本由英国人运作，全部由外国人掌管，完全与中国的法律分离。租界有自己的法庭、警察系统和军队。最初，公共租界占用了138英亩的土地范围，即老洋泾浜（现在的延安东路）以北，黄浦江以西，北京路以南，障碍路（现在的河南路）之东。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上海都是个被分割了的城市（All About Shanghai, 2002; UCLA 东亚研究中心, 2002; Fairbank, 1953; Wright, 1921）。1910年左右，上海人口约为120万。上海从那时起直至今天都是中国最大的城市。按照Murphey（1988）的
12、说法，最晚从1840年开始，上海就已成了中国的另类（1998: 158）。这个城市的人口增长、在本国和国际中的重要性、以及城市面貌这三方面的发展可与发达国家类似的城市媲美，即那些在某种殖民形态下成长起来的、一直是主要的对外联系中心、以别国方式发展的城市：曼谷、汉城、加尔各达、孟买、马尼拉，甚至东京、横滨和神户（Murphey, 1988: 158）。上海的前沿地区多与外国而非本国其他省市发生联系；它的城市构造更像英美式而非中国式。许多市中心商业公共大楼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00-1935年，带有很浓的美国或20世纪欧洲的风景意味（Murphey, 1988: 158; Yeung & Sung,
13、 1996; Lee, 1999）。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十年中，政府认为上海的与资本主义经济相联系的消费导向性太强；1966-1976年间，上海受到了文化大革命的严重影响。1978年邓小平重新上台后开始实行开放政策，上海重新成为国际金融和商业中心。1984年，上海成为侧重于国外投资的经济区。1990年，浦东被指定为特别开发区。中国政府的上述行为以及随之而来的国外投资给上海重新注入了活力，使之成为国际贸易和金融中心（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2002）。然而，同时也是我们要强调的，上海的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继续强调能体现在国内和国际上处于支配地位的都市的特征的各种行为：银行业、海外贸易、制造业。19
14、50年以来中国出现的其他大城市大部分都是工业中心。今天，中国大部分城市承认并依赖于上海的先锋和领导地位。大都市和城市的主导作用及与其他城市的联系：文献回顾对一个城镇体系中城市和他们的腹地以及其他城市的联系可以做定量分析（就人口规模而言），也可以做定性分析（就功能而言）。尽管城市人口常被视作功能上的支配作用的替代指征（城市越大，功能上的支配作用就越强），但实际上这二者远远不是一一对应。Vance和Sutker发现，都市和城市的支配作用远不止规模这一个因素。任何大人口的城市常常被称作都市，但有一点最好指出，所有的都市都是大城市但并非所有的大城市都是都市。（Vance和Sutker, 1957: 1
15、03-104; 另见Bean, Poston和Winsborough, 1972）。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城市，也是支配力最强的城市。然而下面我们将要说明，定量地决定上海的控制程度的并不只是它的人口规模。人类生态学者早就认识到，城镇体系中各城市劳动力的区域划分来自于城市数量和规模的增长。城市功能的分化不可避免地导致系统中等级构架的出现。但是早期关于城市功能的分析多是西方的学者做的，他们倾向于关注中枢城市与其直接腹地之间的关系而非中枢城市之间的关系（Gras, 1922; McKenzie, 1933; Bogue, 1950）。Otis Dudley Duncan和他的同事撰写的都市和区域第一次对都
16、市等级做了分析（1960）。其中分析了美国1950年30万人口以上的都市地区，作者依据各个城市的生产、金融和商业功能把它们划分成了7个准等级，具体显示了城市如何根据都市的功能和区域间联系而划分（Duncan等, 1960: 260）。这些萌芽状态的生态学分析之后又有了许多的模仿和扩展的东西（参看Bean, Poston和Winsborough, 1972; Wanner, 1977; South和Poston, 1980; 1982; Eberstein和Frisbie, 1982）。本文尤其要提出由Vance和Sutker (1957)、Galle和Stern (1981) ( 另见Dun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