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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农民的道义经济学读书笔记看完此书头脑中浮现的是生存二字，之前对于农民的误解也随之释然。为何国人有一种对土地难舍的情怀，或者说对买房的热衷，诸如此类，归根到底都可以用生存规则的道义涵义来解释。反过来说生存问题的解决也就解释了近几年农村兴起的一股经济作物种植热潮，因为这股热潮的背后首先是现阶段广大农民已经解决了吃饭问题，有了一定的物质积累，同时又有政府的大力支持及有一批先行者的成功经验。这里我先主要概括一下本书的内容，其次谈一谈读完此书的几点拙见。作者把生存伦理（生存伦理是生活在边缘地带的结果）置于农民活动的中心，主要论点是：传统乡村的农民有自己的生存伦理，相关的社会安排和经济安排是从生存伦理出发
2、而构建的，这些也构成了传统农民的有关社会公正的道德价值观念。书中的主要论据来自于作者对30年代大萧条时期习惯东南亚大部分地区的几次大规模农民反叛的持久研究，尤其是其中两次起义的详细分析，即缅甸的沙耶山起义和越南中部的被称为“义（安）-（河）静苏维埃”的起义，当然在论证其中一些更细的观点时，例如生存伦理具有规范和道德的意义等方面，作者也是旁征博引。文章的主要有七章，可以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包括第一章和第二章。第一章采用经济学家和人类学家的研究成果，分析描述“生存伦理”对于农民经济活动的意义，解释并以实例证明了所谓决策的“安全第一”原则对于东南亚农民的适用性。第二章，作者力图证明生存伦理不仅是农
3、民经济的特定产物，而且具有规范的或道德的意义。主要以乡村互惠、社会选择、租佃制度的偏好以及对税收的态度来证明这个观点。在此基础上，作者把剥削性最大的租佃或税收制度同生存安全的观点区别开来，论证后者同农民价值观的一致性。第二部分包括第三、四、五章。在这一部分作者将上述论点应用于考察东南亚国家，特别是缅甸和越南的殖民地经济和农民的政治活动中。第三章主要分析殖民地经济的结构性变革如何缩小了许多农民的生存空间，同时使他们面临生存危机的新的更大的风险。第四章以同样的方法分析了殖民地争睹对农民的财产盘剥的结果。第五章根据生存伦理准则和“安全第一”原则，考察了越南和缅甸的两次较大规模的起义。第三包括第六章和
4、第七章。第六章中，作者更加全面地把生存道德的政治经济学运用于分析农民的政治生活（作者认为农民的社会公正概念可以从互惠主义规范和生存权利中引申出来），并系统地阐述可操作的剥削概念，它提出两个问题：什么是农民和精英阶层之间的交换平衡？这种平衡对农民的生存安全有什么影响？第七章，讨论农民反叛的问题。首先讨论当同剥削相联系时则可能激起反叛的条件，由此不可避免地要考虑为什么不是农民政治生活的独特表达。除了进行反叛，还有别的选择办法吗？最后，谈到“错觉”这一古老的问题：当国家政权使得反叛活动万分危险时，我们何以知道农民是否觉得受到了不公正的剥削？作者认为，要回答这个问题，可以观察高压统治的程度，特别是观察
5、农民文化的发展，他们能说明农民们是接收还是拒绝他们生活于其中的土地制度的主要价值观。以上是本书的论点、论据和主要的结构安排，也包括了作者的论证的过程。读完本书，有很多感触和启发。首先，本书观点与农民反叛。我的感觉，这本书的书名和书的内容不是那么契合。如果给这本书另外一个书名的话，我觉得可以是“农民的生存伦理和反叛的边界”。道义经济这个词有点难以理解，但是生存伦理就容易理解多了。实际上，该书最核心的思路就是用被论证了的“生存理论”来论证“反叛的边界”。（P5：通过研究农民的道义经济，我们可以知道使他们愤怒的是什么，而在其他情况相同时，什么东西会引起爆炸性局面。P206：如果一种关于剥削的理论的分
6、析性目标，是要解释有关被博学者的知觉问题他们的剥削感、他们的公正观念和他们的愤怒那么，就不应该从抽象的规范标准出发，而应该从实际行动者的价值标准出发。）作者提出的边缘耕作者的生存问题是世界上多数农民的共同命运，他所描述的一些变化过程在东南亚以外地区同样存在。所以作者的部分论证有助于研究一般的农民政治活动。尤其是这些论证会对农民的公正和公平标准农民认为什么样的权力运用是合理的活不合理的提供一些看法（作者自己也是这么说的，详见p202）。其次，本书观点与中国的历史和现实（或者世界其他发展中国家）。在这本书的论述过程中，我时常不自觉地联想起中国的历史和现实。我会想起中国历史上的地主和佃农关系、农民的
7、起义，包括共产党如何团结农民等一系列事件。把这些与作者的论述去做一一对应，尽管无法了解东南亚其他国家的史实，但是却感觉多少有些相似。联系中国的现实状况，书中讲到的侵入现金经济2、“临时迁移”3等，正是今天中国农村社会发展中所经历的现实状况。所以功利一点讲，本书的观点，尤其是那些如何把握反叛的边界（不断变化的生存伦理标准）并让农民不至于反叛的看法，是值得政治精英们学习的。最后，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农村治理（结构、方式）。和书中所及一样，中国今天的“农民”概念的社会和经济内容被逐渐地剥光了，因为农村生活乃至农村政治越来越不成其为特殊的范畴了从另一角度看，在农民政治失去自身特性的同时，它越来越被融入全国的政治活动之中（P273）。作者指出，重要的不是思考有大量临时迁移人口的乡村的政治活动，而是思考这一范畴本身的重要意义。有充分理由认为，在人口压力和不可能迅速工业化的条件下买这种对现代剩余财务的脆弱的寄生性依赖模式，必将更加普遍。由此形成的乡村不能理解为简单的半乡半城或半农半工，而必须作为具有其独特特性的“杂交品种”来研究（P275）。联系到目前中国的社会现实，劳动力外出务工具有较强的非永久性迁移的特性，并且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仍然将延续，对于这种情形下的农村社会的认识，以及如何在城市化进程中完善农村治理机制，也是不能以“半农半工”的方式来进行理解的。对于这个问题，需要更多的关注与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