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转型的性质与未来路径选择

《中国转型的性质与未来路径选择》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中国转型的性质与未来路径选择（24页珍藏版）》请在金锄头文库上搜索。

1、中国转型的性质与未来路径选择中国30年的改革历程总体上是政府推动的市场秩序扩展过程，改革的初始阶段具有帕累托改进性质， 但近些年的改革则呈非帕累托改进状态。由此形成的经济运行的特征性表现是， 经济增长的粗放程度很高、二元结构向一元结构的转化速度缓慢和内需不足等现象交织在一起，造成这一现象的背后原因是政府行为扭曲了市场机制。下一阶段的改革路径应回归到帕累托改进的轨道上来， 主要的改革举措应该是，实现政府职能从“增长型”向“公共服务型”转型以及构建完善的社会政策体系。关键词： 改革； 非帕累托改进； 服务型政府； 社会政策中国体制转型已有30年， 市场经济体制基本建立起来， 经济实现了高速增长，取

2、得了举世公认的巨大成就。但近些年来， 如社会贫富差距加大等社会问题凸现出来， 这需要我们对以往的改革路径进行理论上的总结和反思， 对未来中国的改革走向进行前瞻性的探讨。一、关于中国改革研究的文献综述中国转型研究一直是理论界的热门话题。本文的论题是中国改革的制度性特征与发展方向选择，不讨论微观层面的改革，即企业制度改革， 因此对这一领域的大量文献略而不论。关于体制转型的总体性特征， 形成一系列共识： (1) 中国改革是“体制外”改革，改革之初是在暂不触动旧体制的情况下， 先发展新体制， 然后随着经济结构的改变逐步改革旧体制； (2) 中国改革初期具有帕累托改进的性质，即在不损害既有利益格局的前提

3、下， 改革过程中社会各个阶层都不同程度地受益； (3) 中国改革是增量改革， 在旧体制不变或缓慢改进的前提下，增量经济被创造出来， 如民营经济的高速发展； (4) 中国改革是渐进式改革， 改革目标是动态调整的。关于中国改革的发生机制、动力机制以及对改革反思等方面，有如下代表性研究： 钱颖一等指出， 中国政府推动改革的激励来自于政治利益和经济代价之间的权衡， 其中经济利益的驱动机制来自于地方分权的财政制度； 李稻奎的研究指出，中国政府推动经济发展的激励来自官僚体制改革而不是政治体制改革， 这种由特定的历史环境决定的改革模式对于其他转型国家不具有一般性； Roland、钱颖一等人的研究指出， 中国

4、的双轨制改革促进了产品市场化和劳动力市场化， 双轨制事实上对改革中潜在的利益受损群体进行了补偿，另外， 未来的改革应该从市场领域转移到法律、社会、政治制度建设 Beck等人的研究表明， 各个国家在改革前的自然资源禀赋和历史经验的不同，是造成不同转型国家巨大的制度差异的关键原因， 而制度的差异又带来了不同国家在社会发展和经济增长上的巨大差别； 杨小凯等对渐进主义的改革解释进行了反思， 他们的研究表明，在缺乏宪政秩序的市场取向改革下发展起来的双轨制， 使政府官员的腐败和机会主义行为制度化， 并造成宪政转轨的更多障碍； 李实等人的研究指出， 中国改革所支付的代价是城市失业、贫困和收入差距等，能否解决

5、这些问题是改革成功与否的关键。 关于改革的未来方向， 一些被重点关注的领域是公共财政体制改革、社会保障体制建设、公共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要素市场体制改革，强调未来的改革应在价值选择上坚持公正导向。 关于改革过程中政府职能转变问题， 共识性的看法是中国政府职能改革的目标是建立服务型政府。在上述研究中， 中国改革的特征、改革的发生机制尤其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发生机制、改革过程中政府职能转变等领域的研究比较充分，但对改革的发展方向、改革的逻辑转换、改革中公共政策的协调性的研究尚有待进一步深入。二、中国转型的性质： 政府主导与非帕累托改进如果对中国体制转型的演进路径做一个简单的回顾， 中国改革的逻辑起点是政

6、府大一统的经济与社会管理体制， 这种集中型体制在现实运行中已完全不可持续，改革势在必行。对改革的目标选择最初形成的两种提法是，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提出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让企业有更多的经营自主权”、“坚决按经济规律办事”以及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我国社会主义经济， 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而我们在今天回头看可以清晰地发现，改革目标事实上就是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可以大致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历程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78到1992年。市场化改革首先发轫于农村并取得巨大成功，从1978年底到1984年底， 在农村全面推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等改革措施极大地

7、调动了人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并取得了良好的经济绩效。与此同时， 在城市也进行了两项大的改革举措： 一是扩大地方和企业自主权，一是进行城市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1985年之后， 农村市场化改革进一步推进， 采取取消统购派购制度、放开农副产品销售价格等措施， 进而改革的重点转到城市，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规模宏大的市场化改革。在这一阶段， 随着改革的快速推进， 国民经济取得了根本性好转， 国民生产总值、国民收入、国家财政收入和城乡居民平均收入均翻了一番多。但是， 当改革进行到1988年前后时， 国民经济遇到了巨大的阻力和困难。这表现为通货膨胀加剧、收入分配关系扭曲、市场秩序混乱，再加上国际政治局势的变

8、化， 改革的市场化方向受到怀疑。于是， 改革进入了短暂的“治理整顿”阶段， 一些行政性管理手段被重新运用， 一直并行的双轨制中的“市场轨道”被渐渐地并入“计划轨道”，旧体制在一定程度上复归。固然面临种种偶然因素的困扰， 然而， 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和制度转型毕竟已走过了临界点， 市场因素已在城乡经济中蓬勃地生长起来， 到1980年代中期非国有经济在全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已达到一半左右， 再回归旧体制已根本不可能。邓小平1992年的南方讲话是一个重要契机， 围绕南方讲话展开的讨论迅速形成共识： 中国经济出现的问题根源并不是“市场多了、计划少了”，恰恰相反， 是市场化改革不系统、不彻底和一些根本性

9、体制改革滞后造成的， 出路只能是进一步深化市场化改革， 推进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尽快转型。于是， 1992年， 中国改革进入第二阶段， 即全方位构造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阶段。改革不再局限在价格调整和建立商品市场的范围内，而是要在产权、企业制度、政府职能转变上有更大突破， 同时在完善市场体系方面把改革延伸到要素市场领域， 进而与世界市场接轨， 逐步实现建立全方位的现代市场体系。经由这一阶段的改革，市场体制基本完备， 各类商品市场已基本建立起来， 各种要素市场也逐渐完善； 同时以加入WTO为标志， 中国与国际市场的接轨取得了重要突破。可以认为，在这一阶段， 一个统一开放、竞争主导的现代市场体系已

10、基本形成。然而， 日趋成型的市场经济体制并未解决中国的所有问题。2004年前后，权钱交易泛滥、国有资产流失、贫富差距拉大、民生问题严峻、社会矛盾突出及各种利益冲突频发等一系列严重问题逐渐暴露出来。在这种情势下， 学术界出现了一场关于反思改革的“大讨论”。本文将始于2004年的发展阶段界定为中国转型的第三阶段， 在这一阶段， 必须对未来的改革路径选择问题作出回答。这三个阶段的改革历程表现为两大特征：(1) 中国改革是政府主导的市场秩序的扩展过程， 政府通过政策制定和对自身职能的改革等手段， 放松对经济的计划管制，催生、引导、推动和调控市场秩序的扩展， 其中政府充当了制度变迁的最初推动力， 而并不

11、是说政府主导了市场经济行为。须知， 中国改革的起点是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政府几乎全面控制着人力、物力、财力等所有的资源， 并且是经济运行的命令发布者。在这种情形下， 市场的最初发育， 必然要由政府承担第一推动力的角色； 而市场空间的扩展，必然是出于政府对自身全方位管理经济社会运行的权力的让渡。在中国转型的整个过程中， 政府的主导作用表现于打造市场主体和制定市场规则， 让农民获得生产经营自主权、对企业进行有限度的放权让利进而全方位构造现代企业制度、民营经济的迅速兴起，即是政府放松经济社会管制、让渡自身权利、打造市场主体、转变自身职能的典型表现。(2) 第一阶段典型的帕累托改进性质改革， 在改

12、革的第二阶段表现为非帕累托改进性质。1992年之前的改革， 政府部分放松了对体制外经济的管制， 在农村农民获得了自主经营机会， 生产积极性被释放出来， 农民的福利状况大为改观；同时， 在存量的国有经济维持原有管理体制的前提下， 放松对体制外控制的“双轨制”改革的推行， 使得非国有经济成分有了较快的增长。这一阶段的改革，农民的经济状况、新生的民营经济都得到发展，而存量的国有经济依然沿袭原有体制继续发展， 这一阶段的改革没有利益受损者， 表现为帕累托改进性质。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确立了改革整体推进的新格局，使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进入第二阶段。这一阶段， 改革逐渐由增量改革转向存量改革， 国有部门

13、在所有制改革上取得了一定的突破， 微观市场主体得到进一步的培育和发展。这一时期，中国经济实现了更加高速、稳定的增长， 然而， 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 并非所有人都在存量改革中平等受益， 改革在追求效率的同时并没有保证过程和结果的公平。其突出表现是，城乡差距、地区差距迅速扩大， 相对民营经济的快速发展而言， 农民和国企下岗职工的收入增长缓慢， 伴随着少部分人的暴富， 中国的收入差距已经处于世界高水平。这一阶段的改革，出现了相对的甚至是绝对的利益受损阶层， 改革表现为非帕累托改进性质。改革的这两种性质显然是交织在一起的。一般来说， 政府主导的制度变迁是后发国家制度变迁的经常形式， 中国的改革过程由

14、政府主导有其现实合理性。但是，市场机制的真正健全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政府全面退出市场固无可能， 甚至， 政府的职能边界在哪里， 也只有经过改革的实践和学习过程才能形成广泛的社会共识。如果说政府在改革第一阶段的主要使命是打破一个“旧秩序”，则改革第二阶段的使命就是建立一个“新秩序”， 在这个过程中政府的越位和缺位是并存的。政府的有形之手在有力地推动了市场范围扩展的同时， 依然在资源配置领域占据支配性地位，如权力市场化、行政垄断等行为至今依然严重存在， 这是政府行为对市场的僭越， 导致存量改革中产生严重的机会不公和结果不公。此外， 政府在公共财政和市场监督等领域存在缺位，缺乏相应的制度建设保证市场

15、秩序的公平和有序， 同时也未能对改革中的弱势群体给予有效的利益补偿。故而， 中国当下改革的要义在于重新定位政府职能， 同时让改革在新的平台上回到帕累托改进的轨道上来。三、中国经济的特征性表现： 非均衡的二元经济鉴于中国转型中的贫富差距加大等社会问题越来越严重， 很多学者分析了中国转型中的社会公正缺失现象。从社会公正的角度评价改革属于价值范畴的讨论，本文无意在形而上的层面上评判中国转型， 而仅在经济运行这一维度上， 将中国体制转型形成的经济效果归纳为如下几方面的特征。1、粗放型增长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取得了高速增长， 自1979年以来的年均GDP增长率高达911%， 这是一个令人吃惊的数据。但是

16、很多的实证研究表明， 中国经济的增长质量并不高， 技术进步对增长的贡献有限， 经济的高速增长是依靠大量的要素投入来驱动的。这一点无须多论，很多实证研究都表明，1978年以来， 中国的TFP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远低于先发国家，是典型的要素推动型的粗放型增长。2、二元结构依然存在我国经济体系中存在明显的二元结构， 对于形成这一结构的历史原因， 林毅夫等人有一个广为人知的解释， 建国初期实行了以重工业优先增长为目标的赶超战略，人为压低了农副产品的价格为工业发展积累资金， 形成了农业部门的发展相对滞后的经济格局。这一现象并非中国独有， 后发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一般都会实施工业部门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比如拉美地区在20世纪50年代以来实施的发展战略与之类似， 必然形成相对现代化的工业部门与落后的农业部门并存的情况。刘易斯1954年的经典模型将这种特征描述为“二元结构”， 这一模型解释了后发国家的转型特征， 也很好地预示了中国二元结构的转型过程。1982年， 中国从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就业转移的劳动力数量占农业劳动力总额的比例是818% ， 这一比例在20年来基本呈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