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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略论“为曹操翻案”略论“为曹操翻案” 沈伯俊 1959年1月至5月，郭沫若同志接连写了谈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替曹操翻案、中国农民起义的历史发展过程-序蔡文姬等文章，并在历史剧蔡文姬里塑造了一个与三国演义中的曹操迥然不同的曹操形象，从而在文艺理论和创作实践两个方面都尖锐地提出了“为曹操翻案”的问题。 问题一经提出，立即在学术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文史工作者纷纷撰文，就如何评价历史上的曹操和三国演义中的曹操进行了热烈的争鸣。可惜，由于种种原因，这一争论未能充分地开展，也未能深入下去。这就给学术界，特别是给三国演义研究工作留下了一大悬案。 粉碎“四人帮”以后，沉寂已久的三国演义研究逐渐活跃起来，于是，
2、“为曹操翻案”的问题又开始受到人们的关注。事实上，每一个严肃的三国演义研究者都或深或浅地感觉到，要想深入地研究三国演义，正确地评价它的思想和艺术成就，就不可能回避曹操问题。 我们认为，郭老有关“为曹操翻案”的论述，既有精辟之见，也有片面之辞，还有自相矛盾之处，应该给以辩证唯物主义的分析。只有这样，才能在对曹操问题的认识上逐步地取得一致，从而更好地开展三国演义的研究工作。 一 首先应当肯定：郭老提出“为曹操翻案”,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郭老曾说： 曹操虽然是攻打黄巾起家的，但他却受到了农民起义的影响，被迫不得不采取一些有利于生产的措施。由黄巾农民组成的青州军，是他的武力基础。他的屯田政策也是有了这
3、个基础才能树立的。他锄豪强、抑兼并、济贫弱、兴屯田，费了三十多年的苦心经营，把汉末崩溃了的整个社会基本上重新秩序化了，使北部中国流离失所的农民重新回到土地上来恢复了生产劳动。自殷代以来即为中国北边大患的匈奴，到他手里，几乎化为了郡县。他还远远到辽东去把新起的乌桓平定了。他在文化上更在中国文学史中促成了建安文学的高潮。（谈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郭沫若文史论集第209页） 郭老的这些话基本上是符合历史事实的。作为历史人物的曹操，确实是中国封建社会中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当然，作为剥削阶级的典型代表人物，曹操也有着十分突出的恶德劣行（对此，我们在下面还要谈到）；但是，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
4、，从整体上看，曹操对于社会的发展的的确确是有较大贡献的，在历史上应当占有较高的地位。过去对于曹操的肯定很不够，这是不公允的，应该作出重新评价。 我们认为，在郭老有关曹操的论述中确有溢美之辞。例如：“曹操虽然打了黄巾，但并没有违背黄巾起义的目的。”“他打了黄巾，而黄巾农民拥戴他。”“他打了乌桓，而乌桓人民服从他。”（替曹操翻案，沫若选集第4卷第391页）“不能否认他是受了农民起义的影响，逼着他不能不走上比较为人民谋利益的道路。”（中国农民起义的历史发展过程-序蔡文姬，郭沫若文史论集第195196页）这些话显然是不正确的。不过，郭老郑重指出“曹操对于民族的发展和文化的发展有大的贡献”,这个基本论断
5、却是正确的；他提出“为曹操翻案”的目的是要给历史人物曹操以较高的评价，充分肯定其历史功绩，这也是正确的。经过争鸣，史学界和文学界的大多数同志对于历史上的曹操的评价终于逐步趋于一致。此后出版的中国通史和文学史，多数都对曹操作了较高的评价。因此，尽管许多同志不赞成“为曹操翻案”这个口号，不同意郭老的某些具体论述，却不能不看到他提出这个口号对于引起学术争鸣的积极作用。 更为重要的是，通过这场争鸣，促进了广大文史工作者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去分析历史进程，观察历史现象，评价历史人物。正如当年不赞成“为曹操翻案”的李希凡同志所说的那样： 无疑的，这一争论，对于如何正确地评价历史人
6、物，是有着很大意义的。因为问题讨论的性质，并不局限在曹操这样一个历史人物的功过上，而是通过讨论，终于会树立起关于如何评价历史人物的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观点。（历史人物的曹操和文学形象的曹操-再谈三国演义和为曹操翻案，论中国古典小说的艺术形象第79页） 今天，当我们重新来回顾这场讨论的时候，应该说已经向着这个目标前进了一大步。这当然是广大文史工作者共同努力的结果，但是，郭老的倡导之功却是必须肯定的。他对于创立和发展我国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的重大功绩，包括他对于正确评价曹操所作出的贡献，是不能抹煞的。 还应该指出，郭老在争鸣中发扬学术民主的作风也是十分突出的。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与他商榷的文章之多，讨
7、论的问题之广，都是罕有其匹的。而他总是平等待人，既勇于阐述自己的观点，也乐于听取不同的意见，并且不怕公开承认自己的某些失误。这种胸襟和气度，实在令人钦佩和值得学习。 然而，“为曹操翻案”这个口号本身毕竟是值得商榷的。而且，郭老提出这个口号，在很大程度上是针对三国演义而发的。他不止一次地指出： 曹操对于民族的贡献是应该作适度评价的，他应该是一位杰出的历史人物。然而自宋以来，所谓“正统”观念确定了之后，这位杰出的历史人物却蒙受了不白之冤。自三国演义风行以后，更差不多连三岁的小孩子都把曹操当成坏人，当成一个粉脸的奸臣，实在是历史上的一大歪曲。（谈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郭沫若文史论集第209页） 他还写
8、道： 三国演义是一部好书，我们并不否认；但它所反映的是封建意识，我们更没有办法来否认。艺术真实性和历史真实性，是不能够判然分开的，我们所要求的艺术真实性，是要在历史真实性的基础上而加以发扬。罗贯中写三国演义时，他是根据封建意识来评价三国人物，在他并不是存心歪曲，而是根据他所见到的历史真实性来加以形象化的。但在今天，我们的意识不同了，真是“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了！罗贯中所见到的历史真实性成了问题，因而三国演义的艺术真实性也就失掉了基础。（替曹操翻案，同上书第188189页） 问题既然这样明白地摆在面前，我们就不能不把它一一分辨清楚。 二 我们认为，“为曹操翻案”这个口号，从历史学的角度来看
9、是不科学的，从文学艺术的角度来看也是片面的。 何谓翻案？就是完全推翻或基本推翻原先的结论。那么，在评价历史人物曹操的问题上，能够说是“翻案”吗？显然不能。 首先，历史上对于曹操的评价，并不是一团漆黑，一概骂倒；而是有褒有贬，毁誉参半。西晋时，陈寿在三国志？魏书？武帝纪中评曰：“汉末，天下大乱，雄豪并起，而袁绍虎视四州，强盛莫敌。太祖运筹演谋，鞭挞宇内，揽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矫情任算，不念旧恶，终能总御皇机，克成洪业者，惟其明略最优也。抑可谓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矣。”这是褒。与他同时的陆机在辨亡论中则曰：“曹氏虽功济诸华，虐亦深矣，其民怨矣。”这是褒中有贬。在唐代，唐
10、太宗李世民称赞曹操：“以雄武之姿，当艰难之运；栋梁之任同乎曩时，匡正之功异于往代。”（祭魏太祖文，全唐文卷十）这又是褒。而刘知几在史通？探赜篇里却痛骂曹操：“贼杀母后，幽迫主上，罪百田常，祸千王莽。”这又是贬。在宋代，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称赞曹操：“知人善任，难眩以伪。识拔奇才，不拘微贱；随能任使，皆获其用。与敌对阵，意思安闲，如不欲战然；及至决机乘胜，气势盈溢。勋劳宜赏，不吝千金；无功望施，分毫不与。用法峻急，有犯必戮，或对之流涕，然终无所赦。雅性节俭，不好华丽。故能芟刈群雄，几平海内。”这当然是褒。朱熹在通鉴纲目中则指斥曹操为“篡逆”,这当然是贬。但与朱熹同时的辛弃疾在着名的南乡子？登京口北
11、固亭有怀词中却写道：“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这仍然是褒。南宋以后，封建正统观念加强了，斥骂曹操为“奸臣”的议论占了优势，但对曹操持褒的态度，或褒贬兼施者仍代有其人。元代元好问在脍炙人口的论诗绝句中写道：“曹刘坐啸虎生风，四海无人角两雄。”明代张溥指出：“周公所谓多材多艺，孟德诚有之。”“汉末名人，文有孔融，武有吕布，孟德实兼其长。”“述志一令，似乎欺人，未尝不抽序心腹，慨当以慷也。”（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魏武帝集）清代陈祚明写道：“孟德天分甚高，因缘所至，成此功业。”（采菽堂诗集卷五）晚清黄摩西更是认为：“魏武雄才大略，草创英雄中，亦当占上座；虽好用权谋，然从古英雄，岂有全不用权谋而成事者
12、？”这些都是褒奖之语。由此可见，郭老所说的曹操从宋代以后才被贬斥，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既然历史上对曹操一直是有褒有贬，也就是说并没有给他定下一个什么“案”,又怎么谈得上“为曹操翻案”呢？ 其次，历史上对于曹操的贬斥是否都是诬蔑不实之词？这也要作具体分析。指责曹操是“奸臣”、“篡逆”,确实是封建正统观念的词句，应当予以否定。但是，人们对他指责更多的奸诈和残忍，在陈寿三国志、裴松之三国志注、范晔后汉书等历史着作中则有大量记载。这些记载也可能有不准确之处，但应该说是“基本属实”.这也毫不奇怪，因为曹操毕竟是封建统治阶级的代表人物，残忍狡诈、极端自私、反复无常、背信弃义，本来就是这个阶级的特征，只不过
13、这些特征在曹操身上表现得更为充分、更为突出罢了。作为军阀混战中的佼佼者，曹操的每一项功业，都要让人民付出沉重的代价。难道人们指出他的酷虐行为，能说成是使他“蒙受了不白之冤”吗？这个“案”又怎么能“翻”呢？ 在文艺作品（特别是以三国历史为题材的戏剧）中，曹操确实主要是以反面人物形象出现的。但是，对此也不能简单地提成“翻案”问题。 众所周知，历史科学和历史小说历史戏剧是既有紧密联系而又性质各别的。前者是要准确地叙述整个历史发展的进程，后者则是要真实地再现无限丰富生动的历史生活，表现特定时代的本质真实；前者要准确全面地评价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后者则要塑造各种历史人物的典型形象；前者主要借助于逻辑思维
14、，需要的是冷静地分析历史材料，客观地加以叙述，后者则主要通过形象思维，总是融合着作者的满腔激情和主观色彩。历史科学在评价一个历史人物时，一般是不考虑伦理道德的，它主要是从纵的方面来衡定其功过，看他（或她）对整个历史进程起的是促进还是促退的作用。然而历史人物一进入文学艺术领域，则不能不接受对他（或她）个人品质的道德评价，而且文艺一般要求截取一个横断面来进行描绘。历史学与文艺相比，前者强调的是功与过，而后者强调的是真、善、美与假、恶、丑的对立统一。因此，历史小说历史戏剧的作者，总是根据自己的思想倾向、审美理想、生活体验等，对于历史事实加以选择弃取，而不会满足于照相式地简单地复述历史事实；并且在创作
15、过程中，还常常借助于虚构和夸张，只要这种虚构和夸张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可能发生的。这就是说，艺术真实要以历史真实为基础，但二者又不能等量齐观。郭老本人也曾经指出：“写历史剧并不是写历史，这种初步的原则，是用不着阐述的。剧作家的任务是在把握历史的精神而不必为历史的事实所束缚。”（我怎样写棠棣之花，沫若选集第2卷第76页）所以，不能要求历史小说历史戏剧中的每一个情节在历史上都实有其事，不能用对历史人物的全面评价来衡量小说戏剧中的艺术形象，也不能因为小说戏剧中的人物形象只反映了某个历史人物的某一个或某几个侧面而提出“翻案”的要求。对于传统小说戏剧来说，尤其是这样。元代睢景臣的套曲高祖还乡，着重描写了汉高祖刘邦功成还乡时志得意满之态，揭露了他年轻时的无赖行径，而对于他在推翻暴秦以后重新统一天下的赫赫功绩则未加表现。难道我们可以说，高祖还乡没有反映出历史人物刘邦的某些本质特征吗？难道可以因为它没有全面评价刘邦的历史作用而予以否定，进而提出为刘邦“翻案”吗？当然不能！ 让我们再以郭老自己的历史剧创作为例吧。在他的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