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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明清山陕商人相互关系探析王俊霞 （山西财经大学 经济学院，太原，030006）摘要：明清时期，山西商人与陕西商人在较长的历史时期和经营范围内，是通过以联合为主的相互关系获得竞争优势的。但是，明清山陕商人在全国的联合不是绝对的，而且联合之中又存在一定的竞争。且这种联合竞争在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表现。本文主要依据明清山陕商人在各省所建山陕会馆的数量关于明清山陕商人在全国各省所建的会馆种类及数量，可参考王俊霞,李刚.从会馆分布看明清山陕商人的经营活动J.中国国情国力,2010(3):47.此文略。，分析明清时期山陕商人在全国范围内的、以联合为主的、既联合又竞争的相互关系。关键词：明清；山陕商人；相互关
2、系一、明清山陕商人之间的联合关系1.明清时期，山西商人和陕西商人发生联合最强的省份首先是其各自势力微薄的省份，这些省份包括安徽、浙江、福建、广东等地。明清时期，山陕商人发迹于西、北地区，销售商品于西、北地区。但东部及华南地区相对而言却是山陕商人的势单力薄之所。如清代，山陕商人要到东部的江南地区购买丝、糖等杂货，从事地区间日用品的贸易并开展典当金融等各种活动。然而，山陕商人极多仰赖的江南地区，却是其时同样拥有较强实力的徽商的大本营。明清时期，徽商也以经营茶、布二业为主，且其它各业无所不包，因此，具有重要经济意义的江南各地对晋商是势力微薄之所，对徽商却可能是长袖善舞之地。如山陕商人失去开中制带来的
3、优势后，光从距离上讲，山陕盐商在扬州就不及徽商更有优势。“明代从扬州到徽州的标准商路是700里，从扬州到襄樊则远3倍”1。此外，明清时期，除山陕商人和安徽商人外，富庶的江南也是江南本地的龙游商、浙江商及全国各地商人追名逐利的场所。因此，为了增强团体实力，应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山陕商人在江南地区的联合是最紧密的。表现为明清时期，山陕商人在江南各省所建的会馆总体数目不多，但是每省都有山陕会馆。如安徽的芜湖山陕会馆、毫州山陕会馆和江苏的扬州山陕会馆。而且江南有的省份到目前为止没有发现单省会馆，如浙江，只有一个会馆，即为山陕商人联合修建的杭州山陕会馆，从中可见山陕商人在江南联合的紧密程度。而在福建、广东
4、等省，情况也是如此。如在福建，山陕商人出于身居异地经商的方便而建有福州山陕会馆。在广东建有广州山陕会馆和佛山山陕会馆，并且，在福建和广东，山陕会馆是山陕商人所建成的唯一的会馆。2.明清时期，山西商人和陕西商人联合最强的省份其次为当地竞争特别激烈的省份，如湖北、河南等省。清代，山陕商人放弃江南标布贩运业务，而改由就近的湖北、河南贩运土布。在湖北市场，山陕商人因经营行业相同，实力发展较为均衡、且面临的竞争较为激烈而多有联合。明清时期，山陕商人在湖北的业务以布、茶为大宗。然而，湖北土布也多为其它各地商人所热购，如枝江、沔阳、江陵等县所产布匹就有很多为四川商人所购，又如咸宁布多为粤商所购。而就山陕商人
5、在湖北的另一大宗业务茶叶而言，也面临着其它商人的竞争。其中与山陕商人竞争最强的是广东商人，如在蒲圻茶叶产区，山西商人的最大竞争对手就是广东商人。另外，长江中游地区江河贯通、水运条件便利，特别是湖北，大多数市镇均属交通枢纽型市镇，加上许多交通枢纽型市镇同时也是商品流通型市镇，于是成为各地商人热衷的经商场所，竞争程度异常激烈。此外还不排除湖北本地商人的竞争，如咸宁帮、荆州帮、黄州帮、武昌帮等，都是有影响的商帮。由上可知，明清时期，在湖北的山陕商人同为异地客商，共同面对徽商、湖北本地商人及其它商帮之间的激烈竞争，因而展开较多的联合非常自然。表现为明清时期，山陕两省商人在湖北省共建会馆40所，其中有3
6、0所都是山陕会馆。湖南也存在着同样的情况。到目前为止，可见的记载中，山陕两省商人在湖南所建的会馆共有6个，但全都是山陕会馆。因为明清时期，山陕商人所在的湖南各地都存在各地商人的激烈竞争。比如，由于邻近江西，山陕商人在湖南首先面临着江西商人无论数量上，还是实力上的绝对压力。明清时期，在河南经商竞争程度也很激烈。河南居于天下之中，东部由淮河可进入安徽、江苏、浙江，西部连接山陕及西北，北上经彰德府可以到达河北、京津。南下又可直达湖北、江西等地。优越的地理位置、便利的交通，境内充足的资源和人口，相继吸引了山西、陕西、河北、山东、安徽和江南等十三省商人。他们不仅云集省城开封，而且广泛分布在河南的所有州府
7、市镇。各地商人云集河南，数量之大，竞争之激烈，可以各地商人在河南城乡所建的会馆为证。如乾隆时，开封除山陕会馆外，还有浙江会馆、两湖会馆、江西会馆等会馆。南阳赊旗镇除山陕会馆外，还有湖北会馆、湖南会馆、江西会馆、福建会馆、广东会馆等。因此，明清时期，河南是众商渔利之所，因而成为明清山陕商人联合最强的省份之一。3.明清山陕商人联合较多的省份还多为一方实力大不如另一方，而需借助对方发展的省份，如四川、山东等省。（1）明清时期，山西商人和陕西商人在四川的联合具有以陕西商人为主的特征明清时期，山陕商人都到四川经商，但总体而言，就山陕商人在西部四川的实力对比，陕西商人在四川力量之强，却是山西商人无法比拟的
8、。因为陕西与四川相邻，明代陕西商人便到康定一带经商。明末，陕西盐商在淮扬盐场的总体实力因徽商的勃兴而削弱后，一部分人留居扬州，继续经营盐业；另一部分则主要转入四川地区。因为清代政府在四川实行“招商引领，计口授食”的食盐产销政策，陕西商人便利用其省与四川地理上的毗邻而“弃淮入川”，开始投资于川盐运销和自贡地区的井盐生产，并取得了四川地区井盐的控制权。此外，清代山陕商人还在四川诸如自贡、成都等地开设当铺。另外，四川南部雅、灌、名、邛、洪五属州县是我国古老的茶区之一，加上陕西古老的紫阳茶，这样川茶入藏时，毗邻四川的陕西商人就比山西商人更为便利。所以，陕西商人在四川的经济实力远远超过了山西商人，表现为
9、明清时期，山陕商人在四川所建的会馆共有38所，其中，大部分都是陕西会馆，共有28所，另有6所山陕会馆和4所无法辨别种类的会馆，此外，没有一所山西会馆，从中足见山陕两省商人在四川的力量悬殊。加之，因四川有6所山陕会馆，从中可以推测出，明清时期山陕商人在四川的联合，是以山西商人借陕西商人实力而发展为主要特征的。（2）明清时期，山西商人和陕西商人在山东的联合具有以山西商人为主的特征明清时期，山东山陕商人实力强于陕西商人。形成这样现象大致有两方面的原因。其一，山东拥有较多的山西移民，明政府从（1368）洪武元年直至其后的50年间，在山西组织了大规模的向外移民。其中，山东是明代山西移民较多的省份。移民对
10、山西商人在鲁经商的意义不可估量。据曹树基先生考证，明代大约有60万山西移民进入鲁西的东昌府和鲁西南的兖州府2。因此，明清时期，在鲁西各县经商的大多是山西商人。其二，明清时期，山陕商人南下经商时，山东对山西商人而言是必经之地。山西商人多以京津及北部地区为销售市场，南来的货物沿大运河北上后，距离目的地更近。而陕西商人的商品销售地以西部为主，故陕西商人南来的货物经汉口入河南后更为便利。特别是汉江水运通航后，陕西商人可以通过走汉口入丹江经河南浙川荆紫关和陕南龙驹寨的路线，直接进入陕西和西北地区。因此，相对而言，山东的地理位置优势对陕西商人而言，就没有那么重要。从会馆资料也可以看出，明清时期，山陕商人在
11、山东共建会馆23所，其中，大部分都是山西会馆，共有15所，另有8所山陕会馆，此外，没有一所陕西会馆，从中可见山陕两省商人在山东的力量悬殊。加之，因山东有8所山陕会馆，从中可以推测出，明清时期山陕商人在山东的联合，是以陕西商人借山西商人实力而发展为主要特征的。二、明清山陕商人之间的竞争关系（一）明清时期，山西商人和陕西商人或以分省商帮的面目出现，或更多地存在着彼此之间竞争的省份，首先是其各自具有单独优势且另一方较少涉足的省份，如河北、内蒙及东北诸省。明清时期，在山西商人实力强于陕西商人的河北、内蒙、东北各地，基本不存在山陕商人的联合。表现为作为他们相互联合标志的山陕会馆数量非常少。以河北为例，明
12、清时期，河北省一直是山西商人独占鳌头的市场，自明代起，山西商人就以张家口为基地，与关外的蒙古等少数民族往来贸易。入清后，河北张家口连同山西北部共同构成山西商人与蒙古及俄罗斯恰克图等地进行国际茶叶贸易的商路枢纽。大约清代中期，在山西商人的推动下，逐渐形成了一条以山西、河北为枢纽，北越长城，贯穿蒙古，经西伯利亚，通往欧洲腹地的陆上国际茶叶商路。在这条著名的茶路上，山西商人是最大的主角。除茶叶外，布匹、丝绸等都是山西商人运销俄国的大宗商品。此后，直至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俄国一直是清政府的第二大贸易伙伴，而山西商人也一直是对俄贸易中的力量之最。所以在河北8所会馆，有6所是山西会馆，占会馆总数的75%，而
13、且在剩下2所会馆中，也没有1所陕西会馆，皆为山陕会馆，这深刻说明了山西商人在河北地区的实力。明清时期，与内外蒙古之间的贸易也以晋商为主体。山西商人在蒙古的经商势力一直扩展到内外蒙古的归绥、归化、库伦等地。祖国北部的市场为山西商人所垄断，因而少见两省商人联合的山陕会馆。东北的情况同样如此，明清时期，山西商人较早地进入东北经商，从事酿造、杂货、药材、皮毛等生意。而陕西商人中，闯关东的一般较少，故东北是全国范围内完全没有山陕商人联合的地区。（二）明清时期，山西商人和陕西商人或以分省商帮的面目出现，或更多地存在着彼此之间竞争的省份，其次是其各自实力相当，侧重点不同的地区，如新疆等省。明清时期，山陕商人
14、都在新疆经商，但山陕商人在新疆的联合却很少，甚至还存在一定的竞争。以会馆为例，明清时期，山陕商人在新疆共建有6所会馆，其中仅有2所是山陕会馆，远远不及山陕商人在西部其它各省的联合程度。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山陕商人在新疆的经商路线不尽相同。虽然与其它各帮商人相比，明清时期，山陕商人进入新疆的时间都很早，且最初山陕商人的入疆路线也相同，都是经甘肃、青海过嘉峪关进入新疆。然后其后，两者入疆的路线发生了变化。特别是在清代康、雍、乾三朝平定准噶尔的过程中，山西商人多有随着西征的清军一同进入新疆，并且发展了新的入疆商路，因此，清代山西商人进入新疆时有两条商道，一条为传统的入疆商道，即从山西
15、南部蒲州等地入陕，经陕西西北进入甘肃或青海，然后出嘉峪关入新疆哈密、巴里坤等地。另一条由北部内外蒙古向东进入新疆。此路山西商人入新疆多是借其在内外蒙古行商基础开展的。而这部分山西商人由北向东进入新疆时又有两种选择，其一是经张家口、归化（呼和浩特）、包头、鄂尔多斯，然后向东进阿拉善出口，走黄河水路经嘉峪关入疆。另一路行程较远，由山西商人穿越蒙古草原至乌里雅苏台、科布多至北疆，然后向南折入新疆重镇巴里坤、古城（奇台）、哈密等地。由上述山陕商人入疆行商路线可知，山陕商人的入疆路线较之以前是有所分化的，且清代，虽然山西商人仍没有放弃从传统商路中进入新疆，但总体而言，山西商人入疆还是以东北方向最多,如新
16、疆图志实业二载：“惟古城馆毂其口，处四塞之地，其东自嘉峪关，趋哈密为一路，秦陇湘鄂豫蜀商人多出焉；其东北自归化趋蒙古为一路，燕晋商人多出焉”3。其次，从时间上讲，山陕商人进入新疆时基本已属清代，新疆在清代又属于开发较晚的地区，经过康、雍、乾三朝的统一新疆战争，到经济有所恢复和发展时，陕西商人已基本衰落，双方无从联合。因此，山西商人和陕西商人的发展起落时间差，也成为山陕商人在新疆没有发生联合的原因。三、明清山陕商人之间的联合与竞争关系明清时期，山西商人和陕西商人之间的联合竞争多发生在双方势均力敌或居外心理不强的省份，如甘肃、宁夏等省。明清时期，山西商人和陕西商人在某一地区之间的联合与竞争，不是绝对的而是常有变化的，体现出山西商人与陕西商人之间既联合又竞争的分分合合的态势。特别是在西北山陕商人势均力敌的地方，山陕商人之间更多地存着着既联合又竞争，分分合合的关系。以西北甘肃、宁夏、青海、新疆四省而言，目前资料可见的山西会馆有7所，陕西会馆10所，山陕会馆22所。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