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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黄石地区古近代矿冶遗址专题调查探析其兴衰陈树祥黄石地区的铜铁矿资源是历代王朝所倚重的战略物质，是古代湖北矿冶文化的发源地，对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本文根据近二年来对黄石地区古矿冶遗址专题调查资料，结合考古发掘资料和相关文献，试对本地区清代以前的矿冶业的兴衰成因略作探析，以求教于大家。一黄石区域地理环境优越，矿产资源丰富，适宜古代人类生存、繁衍和发展，不仅孕育了深厚的考古学文化，而且产生了灿烂的矿冶文化。去夏今春，进行的古矿冶遗址专题调查，从宏观上对初步认清这一地区的古矿冶遗址的分布情况、文化内涵及历史发展脉络等。经统计，发现古矿冶遗址141处，具有管理矿冶性质的城址4处，各市
2、县矿冶遗址基本情况可见黄石市域古矿冶遗址类别一览表。从表中可见大冶市境内分布最为密集，己发现古矿冶遗址121处、城址3处。 此外，黄石市城区有6处，阳新发现矿冶遗址17处、城址1处。从时代观察，有先秦时期聚冶遗址89处、城址3处，先秦以后的遗址共6处、城址1处，商晚至隋唐采冶遗址2处、宋代2处，有42处遗址仅发现有炼渣，尚难确定时代。目前，发现的145处古矿冶遗址及城址分布范围较广，东至本区域的长江边，南至阳新县城银山，西北至梁子湖东南岸。从遗址功能分析，这批矿冶遗址可细分为采冶遗址、聚冶遗址、冶炼遗址及具有矿冶管理性质的城址四大类，其中采冶遗址4处，聚冶遗址95处，不明时代的冶炼遗址42处、
3、城址4处。在阳新大路铺、大冶古塘垴和蟹子地三处聚冶遗址中，还发现了零星的石、陶质铸造模具及残铜片，时代为商周，应为冶铸兼备的作坊遗址。1米，最厚达24米。在41处不明时代的冶炼遗址中，有的炼渣厚度达10米，个别形成一个大山包，可见当时的冶炼规模是巨大的，如铜绿山遗址的铜炼渣初步估计达40万吨，估计提炼的红铜当在4万吨左右。若将发现的冶铜遗址上的炼渣全部加起来进行定量分析，无论废渣重量，还是所提炼铜的重量，都是巨大的数字。这些都反映了以大冶为中心的黄石地区发达的古矿冶业恢宏的生产规模，是我国古代南方矿冶生产的主要基地。黄石地区采矿遗址共发现4处，其中大冶市内3处，阳新县1处，采矿遗址附近发现有大
4、量的炼渣和残炉块。此类遗址发现如此之少，冶炼遗址时代也有缺环，分析其成因，大概有三点：一是矿井和冶炼时代久远，古代露采或坑采的井口部分和冶炼炉体多经千百年自然破坏，有的坍塌，故未能保存。二是人为破坏，古井巷多地处富矿带，后期的人们在采掘生产中予以毁掉或填埋。如铜绿山遗址范围内的11处矿体中，发现大量的采矿遗迹，现仅保存号矿体，可见一斑。阳新港下采矿遗址经局部发掘后，交由生产企业继续开采，现己消失；经统计，解放以来调查发现的古矿冶遗址中，因建设需要就有14处已消失。三是一些古矿井、平巷、斜巷深埋于地下，故难以发现。在大冶铜山口铜铁矿、叶花香铜矿、丰山铜矿、新冶铜矿、石头咀铜铁矿、冯家山铜矿、东角
5、山铜矿等皆发现了古矿井(俗称老窿)。据黄石博物馆专业人员观察，所出土的古木支护，多为榫接式方框支护，也有少数搭接式支护，两种支护形式完全同于铜绿山遗址发掘发现的同类品，并与铜绿山遗址时代相当。此外，在上述矿山的浅表层中，发现有文化层堆积，并包含有较多的商周时期陶片，器形有鼎、鬲、甗、豆、罐、盆、瓮等。其陶质陶色、纹饰、器形亦与铜绿山遗址所出的同类器基本一致。综观黄石市域古矿冶遗址类别一览表中89处先秦遗址上调查采集和发掘出土遗物，以商代晚期至春秋中期的生活残陶片为多见，分为软陶和硬陶两种，硬陶较少，不足1%；软质陶以夹砂为主，其次为泥质陶。陶色多不纯正，以红陶和各种褐陶为主；其次为橙黄陶、灰陶
6、、灰黑陶，有少量的黑皮陶。器表装饰以绳纹和间断绳纹最为多见，其次为方格纹、弦纹、附加堆纹、镂孔、刻划纹、乳钉（泥饼）等。陶器类有鼎、鬲(小口鬲、鼎式鬲)、带把鬲、护耳甗、甑、杯、盉、斝、鬶、簋、大口尊、豆(分长方形镂孔圈足、细柄、假腹)、盘、盂、壶、钵、盆、罐、瓮、大口缸和器盖等。鬲足较多，包制，一般内窝较浅，大多为外侧无刻槽足(可分为锥足、截锥足、略近柱足)和少数外侧有刻槽(尖锥足、圆钝足、截锥足)的鬲足。甗均有附耳，可分为竖置外包耳，横置内贴耳两类；上腹较深，下腹较浅，束腰圜底，接三矮圆截锥足，足较矮，足跟面拍印有绳纹；承箅方式有两种，一种为束腰内壁贴一周突沿，另一种为等距贴三个泥突。罐的
7、肩部多为鼓肩，少量斜肩和溜肩等。尤其是软陶刻槽足鬲、护耳鬶，长方形镂孔圈足豆等器形为组合的器物群，呈现历时性、平稳发展性，表明一种以铜矿资源为核心、矿冶业为纽带，使用独特陶器用具人群，聚集在富裕的铜矿区及其周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空内，形成了本地区的冶炼文化。这种文化在发展过程中，受中原商周文化、东边印文硬陶文化影响由较强变弱，最终同化于战国强劲的楚文化。秦至清代，区域内仍表现矿冶生产的连续性，但文化独特性己消失，呈现出历代王朝统治下的文化一致性，矿冶业则出现兴衰交替的历史过程。二调查显示，黄石汉代以后矿冶遗址发现不多，有的时代还有缺环，其原因一方面如上所述的客观因素影响外，其兴衰主流可能受到历
8、代王朝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战乱等因素的直接影响。探究这种变化，可粗略勾勒本地区矿冶业的兴衰轮廓。夏代，黄石地区(含今鄂州)传为尧时的古樊国，相关文献记载这里为夏禹的荆扬之域，这里可能出现了原始铜矿冶业，并纳入的对象管理。夏代设有手工业管理机构，周礼考工记记载：“有虞氏上陶，夏后氏上匠”。铜作为贡品开始远输华夏，如禹贡曰:“荆及衡阳惟荆州，厥贡惟金三品”，“淮海惟扬州，厥贡惟金三品”。由于这里的铜矿资源经长期风化，次生富集的氧化矿石有的出露地表，绿、蓝色的孔雀石不仅外观美丽，且含铜量高，易被古人寻找和采冶。故此，己有三处古遗址中发现有氧化铜矿石孔雀石，一是天门市邓家湾后石家河文化(夏代早期)出土
9、的孔雀石，但天门一带无氧化铜矿，可能为黄石地区所产之物。二是近年来发掘的大冶蟹子地遗址中的后石家河文化地层中也出土1块孔雀石，应为大冶出露氧化铜矿山所产之物，说明当时人们对孔雀石的认知情况。三是阳新县大路铺遗址石家河文化的地层中出土有少量的“疑似冶炼溶渣和一片残铜片”，经对残铜片检测，是一件以铜(Cu)、锡(Sn)、铅(Pb)含量为主的三元合金物的锈蚀品。以上资料说明，黄石地区至迟在4000年左右的后石家河文化时期(夏代早期)己开始进行铜矿的采冶，进入了青铜时代。商代，是我国青铜时代的鼎盛时期，黄石地区为殷商南土之古扬越聚居地。商朝设立了专门管理的手工业的官吏，尚书康诰说商有“百工”， 甲骨卜
10、辞中也有相关记载。目前，本地区调查的矿冶遗址中，铜绿山遗址发现商代晚期小乙以前的古代露天采场七个，主要分布在、号五个矿体，露采坑规模随铜矿床贫富变化而大小不一，开采深度一般为2030米，唯乌鸦扑泉塘号矿体是一个封闭形的古露天坑，其封闭圈的尺寸为130?30米，坑底标高+5米、封闭圈标高+15米，古露天坑的两侧各有一个小山丘，后人称之为“乌鸦山”，为古人露采的排土场，其开采规模是巨大的。商代晚期的采冶遗址有11处，经发掘的铜绿山遗址、蟹子地遗址、大路铺遗址中发现有商代晚期矿井、地层中发现有炼渣、炼炉残块遗物，但基本不见同时期的铜料和铜器，一些学者研究认为，这里生产的铜料数量很大，但基本北贡商王朝
11、，说明这里矿业生产己纳入殷商王朝的管理范围。蟹子地遗址出土1件圆体勾形物，经中国科技大学测试，属锡铅合金，其中锡占79.7%、铅占18.4%，其它为微量杂质。本地不产锡，反映了本地区与外界交流的合金技术是密切的。西周时期，该区域可能属东鄂。这时期的矿冶遗址分布比殷商晚期更多，调查和发掘的遗址中，能确认西周时期的矿冶遗址达76处，有三处遗址发现了较为原始的石范、陶范，昭显着矿冶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在矿冶业管理上，这里可能实行周王朝或鄂国分层管理的模式。从文献记载看，姬姓西周手工业生产部门相当多，相应设立的管理官职也较多。周礼考工记曰：“国有六职，百工与居一焉”。礼记曲礼下云：“天子之六工，曰：土
12、工、金工、石工、木工、兽工、草工，典制六材”，统计文献上所记“百工”之数，大概有三十余类。西周时期的百工是技术管理人员，负责组织生产。西周对矿业管理较严，不独王室，地方也设有管矿产的官衙，并对官员名称、级别、员额和职责进行了规定。如周礼地官“卝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书中除记载卝人掌金玉锡石之地，而为之厉禁以守之。若以时取之，则物其地图而授之，巡其禁令。”说文解字“ 卝 ”为古文“矿”字。此外，管理木炭的官在周礼地官中也有记载:“掌炭，下士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木炭既是王公贵族取暖的燃料，亦是冶炼的必需燃料，在一些聚炼遗址中出土了木炭。本地区发现这一时期
13、的矿冶遗址数量之多，分布范围之广，说明了矿冶业生产得到了有序的发展和管理。春秋战国时期，黄石地区在楚成王时，铜绿山己成为楚国囊中之物。这里矿冶生产历经商周数百年的发展，其生产水平达到了鼎盛时期，丰富的冶铜生产，给楚国的强盛带来了强大的物质基础。史记楚世家记载楚庄王观兵周郊时，问九鼎轻重时霸气十足地说“楚国折钩之喙，足以为九鼎”。本区域普查发现这一时期的矿冶遗存有26处，尤以春秋中期为多。文献上虽无楚国管理本地区矿业的记载，但从历年来调查、勘探及发掘遗存上观察，楚人风格的器物在遗址中所占比例不断增强，尤其是先后发现了三座古城址，是楚国对这里矿业管理逐渐加强的重要标志。从城址所处位置看，东南区有张
14、公城址和五里界城址;西南区有鄂王城。三座古城的时代早晚有别，地处不同，但三座城址兴衰时间处于此废彼兴的衔接状态，这可能是矿冶中心的转移而导致管理中心城市发生了迁移。从三座古城与矿冶遗址的关系看，张公城址、五里界城址基本位于矿冶遗址密集区中心，鄂王城则处于边缘。三座城址大小不一，面积最小为张公城址，仅为1.4万平方米;稍大的为鄂王城，面积53975平方米;最大的是五里界城址，面积达124740平方米。城址的大小，可能与矿冶遗址的分布数量、生产规模有着某种关联。反言之，矿冶的数量和规模、矿业经济水平发展的高低，决定了土城的修建规模。总之，三座古城可能皆为管理矿冶业而修筑的土城，相互间存在着历时关系
15、，皆坐落于水陆交通要道上，其性质是相同的，即把握着矿业的门户，控制铜、铁资源的流向，具有管理、仓储和转运的功能。秦至西汉，经过秦末农民起义和楚汉战争，经济凋零，民不聊生。西汉初年封建国家实行“与民休息”、“轻徭薄赋”的政策，国家对盐铁经营采取 “纵民得铸钱冶铁煮盐”，使生产和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出现封建国家的“文景之治”。元封元年（前110年），汉武帝收盐、铁、铸钱归国营，在全国设立生产和专卖机构，严禁民营。鄂东南矿冶的生产命运与 秦汉政治、时局息息相关，可能受到秦灭楚统一战争、秦朝暴政、秦末农民起义和楚汉战争的重创，这里矿冶业有几十年的衰落，只到西汉初期才缓慢复苏，可能开始了冶铁。这种历史背
16、景与普查调查的遗址情况相吻合，本地区不仅发现的秦汉时期聚落遗址较少，矿冶遗址仅数处，西汉时期矿冶遗址仅发现3处，其中铜绿山号矿体斜巷(编号X1)中发现西汉初期一批采矿铁质工具，器类有铁斧5件、铁锤2件、铁柄耙1件、六角锄2件、带榫凹口锄1件。西汉王朝在经济恢复初期也未忘对这里矿业管理，在铜绿山西北边2.7公里发现有西汉早期草王嘴城址。草王嘴城为土筑城墙，依势而修，规模不大，南北长约280米，东西宽约230米，周长945米，面积55000平方米。城址坐落位置重要，扼矿产区与大冶湖的交通要道上。史记货殖列传中记载“章山之铜”，清同治大冶县志记载：“章山在县东关王堡，距城三十里”，说明西汉初年章山所产之铜远贡朝庭，很有名气；章山城因建设地面遗迹毁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汉武帝时期，盐铁国营，冶铸铜业生产也列入其中，尤其是铁器的广泛使用并进而取代铜器，导致鄂东南地区铜矿冶发展缓慢，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