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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绝望与抗争萨特与加缪思想异同辨析绝望与抗争萨特与加缪思想异同辨析 【作 者】萧心叔本华、尼采之后，关注于人的存在处境的、最具影响的西方哲学思潮无疑是存在主义。与通常的哲学所涉及的对象不同，存在主义将人的个体存在视为其理论的中心，它对于人的存在的意义的思考，契合了二十世纪前期西方因价值失落而转向内心的社会心理，故而从二十年代至五、六年代在西方世界风行不衰。存在主义起源于德国，但大成于法国。在法国的存在主义理论家中，最令人瞩目的无疑是萨特与加缪。萨特、加缪这一对法国文坛的双壁，其思想既有接近之处，又有分歧，这种分歧愈到后来愈见其大，以至于造成了他们震惊法国的最终分裂。这正是本文将他们二者相提并论的
2、原因，这样，我们既能看到他们作为存在主义者的共同性，又可窥见其内部差异。需要指出的是，加缪一直拒绝承认自己是个存在主义者，笔者以为这并不妨碍本文的论述。存在主义并不是个严格统一的哲学流派，从海德格尔、雅斯贝尔斯到萨特等人，各有各的理论体系，存在主义之名不过是就其共性大致而言的。连被视为存在主义代表人物的萨特，开始也不承认自己是个存在主义者，萨特曾声明：存在主义是什么？我不知道。，但最后他终于接受了既成事实。人家都管我们叫存在主义者，我们终于接受了这个称呼。一存在与虚无中的存在指的是人以外的世界的存在，也即自在的存在；而虚无则是指人的存在，即自为的存在。人的存在何以与虚无有关呢？萨特认为，如果否
3、定了不存在，那么就无法对存在提问题，而为了世界上有否定，我们就应该以某种方式给出虚无。自在的存在是一种充满了肯定性的存在，它不可能将虚无作为其结构之一而包含于自身。甚至也不能说这概念排斥虚无：它与虚无没有任何关系。既不能设想虚无于存在之外，也不能从存在出发设想虚无，而作为非存在，它又无力自生，那虚无倒底来自何处呢？萨特认为唯一的可能是来自于人。如果要容纳否定与虚无，它必须能使他本身置于存在之外，并削弱其结构，这样才能超乎这个过程进行考问。作为一个无空隙存在的自在无法做到这一点。人的实在也无法消除他面前的存在，但人能做到的是改变与这个存在的关系，其手段就是人与生俱来的自由。将自己置身于某个存在物
4、的圈外，这时他就逃离了这个存在物，处于不可及的地位。人的实在分泌出一种使自己独立出来的虚无，对于这种可能性，笛卡尔继斯多葛派之后，把它称作自由。人的存在是空虚的，他只能与外在世界建立联系、在对世界的支配中确证自己，但这却不可能，自在是一种非目的论结构的存在，它完全是偶然的，无原因、无根据的。在它面前，人是多余的、无用的。人被抛入这个世界是偶然的，这个世界本身也是偶然的，一切都是偶然，没有一种可以把握的必然的意义存在，正如恶心的主人公所说：根本的问题是偶然性。归根结底，我要说存在不是必然性的。存在，就是在那里，如此而已。存在物显现着，任凭彼此相遇，但是人们永远不能还原它们偶然性并不是一种伪装，也
5、不是人们能够消除的一种显象，它是绝对的，因而是十足的无用性。一切都是无用的，这个公园、这个城市、乃至我自己自为与自在相遇时，人与外在世界的荒谬性同时被揭示，恶心便产生了。恶心的哲学解释是：没有任何一种痛苦、愉快与确切的烦恼不是通过意识而存在，自为的存在不断地投射在一种纯粹、即不加修饰的偶然性一边。意识总是拥有一个躯体。一般感觉的感情总和就纯粹是对黯然无光的偶然性的一种不定位的捕捉，也纯粹是对客观存在的自我感知。这通过我之自为的存在对不离我身的，我经努力欲摆脱而又不能的意味感情这也是我的感情的长久理解就是我们在别处在恶心名下所描写的那些东西。一种呆滞的不可克服的恶心，连续不断地向我的意识揭示我的
6、身体，有时，我们为从中解脱而研究身体的愉快与痛苦，但是，每当痛苦或愉快通过意识而存在时，它们就表现出自己的虚伪性和偶然性，而它们是在恶心这个基础上显露出来的。我们远不应该把恶心这个词理解为从生理作呕引出的隐喻，正相反，是在恶心的基础上产生了一切具体的与经验的、引起我们的恶心（比如腐肉、生血、垃圾等引起的恶心）恶心事实上是人的自我意识觉醒的标志。产生了恶心的人，才真正意识到了人的存在与世界存在的真相。萨特将人因恶心而产生的焦虑视为人对于世界的一种本体论体验，是人应有的一种常态。但萨特发现在生活中的恶心焦虑事实上很少，恶心中洛根丁周围的人个个沉溺于日常中安居乐业，如有忧虑也是对具体事件的忧虑，此事
7、一经解决，忧虑即化为乌有，洛根丁之恶心焦虑反会被他们视为无可事事的杞人忧天。萨特认为，作为人的本质特征的焦虑是不可消除的，只不过他们采取了自欺的态度。自欺的目的是为了逃避焦虑，人们避免正视自己会成为与别人不相关的可能，不愿意看到这种可能是由一种纯粹虚无化的自由支持的，而试图把它看作一个已经确立的对象自我引起的，这个自我被看作并描述为仿佛是另一个人。我们通过从外面把自己认作他人或一个事物来逃避焦虑，而这种逃避焦虑的能力正是萨特所言的自欺萨特的自欺有两种类型：一是从散朴性出发看待自己，使自己成为自在。如一位初次赴约的女子，她一味迷于对方的恭谦、赞美中，对方抓住了她的手，她也毫不反对，她宁愿忽略对方
8、抱有的意图，不愿深究行为本身的性欲本质。在这个时刻，身体和心灵的分离就完成了；她的手毫无活力地停留在她的伙伴的温暖的手之间；既不赞成也不反对象一个物件一样。二是成为一种为他人的存在，使自己成为他人眼中的物，这样自己就逃避了自由的权利。这里萨特举咖啡馆侍者为例。这一身份意味着：必须在五点钟起床，在开门前打扫后堂，把大咖啡壶排列整齐，必须来回为顾客端盘子等等，但这侍者不能象这墨水瓶是墨水瓶、玻璃板是玻璃板那样是个咖啡馆侍者，也就是说他不是天生的自在的咖啡馆侍者，而是个具有反思能力的自为，作为咖啡馆侍者我按我所不是的方式是他，但他却习惯于我所不是的角色，按照别人的安排行事，这就是第二种自欺。萨特认为
9、：自欺的根源在于人的存在的双重性质：散朴性和超越性。人的实在的这两个方面真正说来是而且应该是能够有效地调和的。但是自欺既不想以综合来调合它们也不可能以此来克服它们。对自欺来说，关键在于保存它们的区别来肯定它们的同一。既然焦虑、恶心是觉醒的人的一种本体性体验，而意识不到这一点不过是自欺，那么人就仅仅安于焦虑与恶心吗？如果说在恶心中洛根丁还在趋向于逃避，那么在存在与虚无中，萨特已经找到了出路。这个出路的基石乃是自由。在萨特看来。人并不是首先存在以便后来成为自由的，人的存在和他是自由的这两者之间没有区别，也就是说自由不仅仅是人的属性，它伴随着人与生俱来，它与人是二面为一的。自由是一柄双刃剑，它既使虚
10、无成为可能，又为填补虚无创造了机会。是自由使人从这呆板的世界中挣脱出来，人一降临这个世界便是无限自由的，他没有先验的本质，他的本质有待于自由的创造。人的自由先于人的本质，并且使人的本质成为可能，人的存在的本质悬置于人的自由之中。萨特认为自由是行动的自由，而行动是选择的行动，即人的自由是在行动中完成的，而行动的自由首先表现为选择的自由。故一个人将成为怎样的人是由他自己决定的，他的一生是一个不断选择的过程，这种选择不断地形成他的本质。人就是他自己所要求的那样的人。他不是什么别的，只不过就是他自己所造就的。#p#分页标题#e#自由是萨特存在与虚无一书的指归，是其理论核心。面对世界的荒谬和人生的虚无，
11、萨特鼓励人们充分利用自己的自由权力，去选择，去行动，积极创造自己的未来。与存在与虚无不同，加缪的西西弗的神话并不是一部纯哲学著作，它无宁说是一本哲学随笔。二十世纪法国思潮一书为加缪列了专章，但在这一章的开头，作者约瑟夫祁雅理劈头就说：阿尔伯特加缪（19131960）不是一个能够把人同人类、社会和其生活的时代的关系很有条理地表达出来的哲学家，或者更准确地说，思想家。他的两篇论文西绪福斯神话（1942）和叛逆者（1951）在思想上并不是很有条理的，对它们作批判的审查也不会得到多大的成果。这段话显然过份，但考虑到它出自于纯哲学的立场，所以并不奇怪。但作者又不得不承认：加缪的名字却是同存在主义及其荒谬
12、概念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的重要性在当初仅逊于萨特，而现在甚至还要超过他，因此不论及到加缪是不可想象的。萨特后来曾就存在与虚无一书作出检讨，他认为过多文学语言的使用使此书的哲学表达的精确性受到影响。如果加缪要对西西弗的神话加以检讨的话，也许他只能说一些不精确的哲学术语使这本流畅的随笔变得有些不谐调。的确，加缪不是个纯哲学家。他对诸如本体论等哲学问题毫无兴趣，他说：我认为生命意义的问题是诸问题中最急需回答的问题。判断生活是否值得经历，这本身就是在回答哲学的根本问题。其他问题诸如世界有三个领域，精神有九种或十二种范畴，都是次要的。我还从未见过为本体论原因而去死的人。但是，我却看到：许多人认为他们的生
13、命不值得再继续下去，因而就结束了生命。加缪是从一个敏于感受的文学家的角度来谈论哲学的，他牢牢抓住了生命意义这一问题深加开掘，作出了发人深省的思考。如果哲学不关注人本身的生存意义的话，我想，加缪宁愿不做这个哲学家，否则我们就应尊崇他为伟大的哲学家，虽然他常常并不运用哲学语言。西西弗的神话的附题是论荒谬，究竟荒谬为何呢？加缪在这本书中对此进行了理论分析。我们每天起床，乘电车，去办公室或工厂工作，午饭，又工作，下班，吃饭，睡觉，周而复始，习以为常。突然某一天的某一刻，为什么的提问闪过头脑，一切就从这带点惊奇味道的厌倦开始了，意识的启动由此触发，对生命本身提问意味着荒谬的开始。原来我们每天都为着特定的
14、目的活着，但在遭遇荒谬之后，一切都被粉碎了，一切价值都在霎间变得毫无意义。一个已经觉悟到荒谬的人永远要和荒谬联系在一起。荒谬源于何处呢？加缪认为它源于人与世界两个方面的碰撞：人在世界中寻求生活着的意义、价值，世界却冷漠地给予否定的回答。荒谬就产生这种人的呼唤和世界不合理的沉默之间的对抗。加缪认为：人天生有一种对绝对和统一的怀乡病。人们希望世界是理性的、秩序的、可以认识和掌握的，科学便是人类出于这一要求而建立起来的，但人的这一愿望无疑早已破灭，除了那些职业理性主义者之外，人们今天都不再希望获得什么是真实的知识。什么是人？什么是世界？我们无法知道清楚。我们只能感受到它们的存在，只能断定它们存在着，
15、仅此而已。我对我本身，对这个世界都是陌生的，那这个我在其中只有放弃求知和生活才能获得平静的环境，这个对成功的渴望和追求在其中处处碰壁的环境，它究竟是什么呢？欲求，就是引发起种种悖论。一切安排有序，为的是使这种被毒化的平静得以诞生，这种平静是无虑的情感、心灵的麻木或死亡的结果。这就是说，将一切归结为合理化、秩序化不过是人对世界及对自己的双重欺骗。上帝死了，一切所谓合理的先验价值都不过是虚假的人为，毫无意义。相信生命的意义，这永远表示着某种价值标准、某些抉择以及我们的偏爱，而相信荒谬，根据我们的定义，却启示我们完全相反的事情。卡拉马佐夫曾疾呼：一切都是允许的，加缪说：卡拉马佐夫的疾呼并不是要求得到拯救和快乐的喊声，而是一种略带苦味的发现。遭遇荒谬对人们来说是一件可怕的事，他们常常采用下列方式进行逃避，加缪对此毫不留情地给予了批判。一是自杀。认识到生命毫无意义，人们常常会想到自杀，以毁灭肉体来抛开一切。加缪认为，生命的无意义与自杀并无必然的逻辑关系，自杀是反抗的反面，是将生命收回到初始的历史之中，自杀以其固有的方式消解荒谬，它把荒谬带进同一死亡之中。但我知道，荒谬为了自我维持是不能被消解的。它逃避死亡，同时他意识到并驳斥死亡。二是希望。自杀而外，希望是人们自欺欺人从而苟且偷生的最有效的工具，其最典型的形式是宗教。加缪在此对有神论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