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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从读史述九章看陶渊明人格取向 鲁云华，女，1965年出生，浙江嘉兴学院平湖校区中文教师，主要从事古代文学教学。嘉兴学院平湖校区 鲁云华摘要 陶渊明读史述九章是一组专咏司马迁史记人物的诗歌。这些人物，有反对暴政，崇尚王道的，如伯夷、箕子；有忠君爱国、身遭不幸的，如屈原、贾谊；有肝胆相照，互为知己的，有鲍叔、管仲；有避世远祸，隐逸田园的，如张长公等。陶渊明通过歌吟古代历史人物，流露了他反对暴政、渴望清明政治的理想，当理想不能实现时，他选择归隐表达他不满时局、独立高标的价值取向。陶渊明平生喜欢读书，在饮酒少年罕人事一诗中，陶渊明说自己“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在五柳先生传中他又自誉“闲静少言，不
2、慕荣利。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陶渊明说自己不喜世俗交往，也不慕荣利功名，却喜欢读书自娱，每当在读书中获得新的体会，便兴奋得连吃饭都忘了。陶渊明喜欢读书，依据他诗文所引用的典故来看，他读过的书很多，有经书，如易、诗、礼、乐、春秋；有史书，如史记、汉书、三国志、左传、尚书；有子书，如论语、庄子、孟子、韩非子；还有其他的书，如山海经、穆天子传、楚辞、汉赋、古诗十九首以及魏晋时期的诗文辞赋。可以说，陶渊明是古代的一位学者，一个饱读诗书的文人，也是一个书倦气极重的文人。陶渊明读书常怀想往事，追慕古人，故常有感而歌咏，或诗或文。感士不遇赋是他读董仲舒的士不遇赋、司马子长的悲士不遇赋“抚
3、卷踌躇，遂感而赋之”，感叹古代忠良之士命运多舛；闲情赋是他读张衡的定情赋、蔡邕的静情赋而“染翰为之”，以防闲爱情流宕；读山海经十三首是他读山海图、穆天子传，“俯仰终宇宙”，乐而作之；咏二疏是他读汉书疏广传而作，赞疏广、疏受功成自退的行为；咏三良是他读左传而作，感叹秦穆公时的三位忠臣因忠义而从死殉葬的悲剧；读史述九章是他“读史记有所感而述之。陶渊明喜欢读史记，也敬仰史记中忠义正直的历史人物。他有一组专咏史记人物的诗，即读史述九章，以时代先后为次，分别是夷齐、箕子、管鲍、程杵、颜回、屈贾、韩非、鲁二儒、张长公。史记凡传七十篇，所传写的主要历史人物二百多位，陶渊明何感述其中十多位。葛立方曰：“观渊明
4、读史述九章，其间皆有深意”。 袁行霈 陶渊明集注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3年4月 P513细较史记人物事迹与陶渊明诗歌之发微，其“寄托灼然，一望可识”， 陶渊明资料汇编（下）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4年1月 P370清吴菘论陶曰：“读史述九章，言君臣朋友之间，出处用舍之道，无限低回感激，悉以自况。” 陶渊明资料汇编（下）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4年1月 P370我们似乎可以从这些古人身上找到陶渊明的影子，也可以了解陶渊明的人格取向。一陶渊明所处的时代正是晋宋变易之际，社会动荡，政治矛盾重重。晋室“自中兴以来，治纲大驰，权门并兼，强弱相凌，百姓流离” 范晔 宋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6
5、年 P27，朝野倾轧，暴乱四起，权臣乘机拥兵自重，觊觎王室，先有桓玄，后有刘裕，终至晋室灭亡，南宋建立。面对这样的时局，陶渊明深感不满，他崇尚伯夷、叔齐，反对以暴易暴，慨想黄虞。史记伯夷列传记载“天下宗周，伯夷、叔齐耻之，义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之，及饿且死，作歌。其辞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于嗟徂兮，命之衰兮！遂饿死于首阳山。”陶渊明夷齐则曰：“二子让国，相将海隅。天人革命，绝景穷居。采薇高歌，慨想黄虞。贞风凌俗，爰感懦夫。”陶渊明盛赞伯夷与叔齐，在“天人革命”之际，不为利动，傲视功名富贵，反对以暴易暴，为追寻黄虞仁爱正义之
6、道而不惜牺牲生命，其高风亮节不是世俗之人可及，且能激励懦夫。陶渊明赞赏这两位先人，折服这两位先人，内心里也以他们为榜样，现实中，陶渊明又何尝不是这样做的呢？据章培恒先生陶渊明年谱简编，陶渊明曾四次出仕为官。一次是二十岁，开始游宦，以谋生路。二十二岁结束“薄宦”归家。第二次是二十九岁那年，起为“州祭酒”，因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州召主簿，不就。第三次是四十七岁，入桓玄幕三年，五十岁因母孟氏卒而归家居丧。第四次是五十三岁，是年春夏间任镇军刘裕参军，近一年时间。次年三月，为建威将军刘敬宣参军。八月，为彭泽令，在官八十余日，十一月，程氏妹丧于武昌，自免职，归隐，从此不仕。六十四岁时，有诏征著作，称疾
7、不到，与周续之、刘遗民并称“寻阳三隐”。陶渊明一生活了七十六岁，在职为吏前后不到十年。陶渊明出世为官一方面是因为“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另一方面是因为陶渊明和伯夷、叔齐一样“慨想黄虞”，然而所遇非人，先是桓玄，后是刘裕，都是拥兵自重、伺机谋逆篡权之人，所以，他借口“不堪吏职”、“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而解印绶去职归乡。陶渊明隐逸田园，人们一般感受他“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宁静悠远，却不知他“弱年逢家乏，老至更长饥”的无奈，然而，即使贫困至乞食，他依然“竟抱固穷节”，这不能不说是受到伯夷叔齐的影响。陶渊明深切的忧虑国家的前途，却又深感无可奈何。他在箕子中感叹：“去乡之感，犹有迟迟，矧
8、伊代谢，触物皆非。哀哀箕子，云胡能夷？狡僮之歌，凄矣其悲。”关于箕子，史记殷本纪、史记宋微子世家都有记载。史记殷本纪曰：“纣淫乱不止。微子数谏不听，乃与大师、少师谋，遂去。比干曰：为人臣者，不得不以死争。乃强谏纣。纣怒曰：吾闻圣人有七窍。”剖比干，观其心。箕子惧，乃详狂为奴，纣又囚之。”史记宋微子世家曰：“箕子者，纣亲戚也。纣始为象箸，箕子叹曰：彼为象箸，必为玉杯；为杯，则必思远方珍怪之物而御之矣。舆马宫室之渐自此始，不可振也。纣为淫，箕子谏，不听。人或曰：可以去矣。箕子曰：为人臣谏不听而去，是彰君之恶而自说于民，吾不忍为也。乃被发详狂而为奴。遂隐而鼓琴以自悲，故传之曰箕子操。于是武王乃封箕子
9、于朝鲜而不臣也。其后箕子朝周，过故殷虚，感宫室毁坏，生禾黍，箕子伤之，欲哭则不可，欲泣为其近妇人，乃作麦秀之诗以歌咏之。其诗曰：麦秀渐渐兮，禾黍油油。彼狡僮兮，不与我好兮！所谓狡僮者，纣也。殷民闻之，皆为流涕。”微子审时度势，知不可为而离去。比干忠贞坚持，力谏而被杀死。箕子即不原离去，又知不可谏，唯有佯狂为奴，苟且而生，隐忍而活，其内心的痛苦是可想而知的。陶渊明借咏箕子，流露了深切的亡国之哀痛。陶渊明也正处在一个“天人革命”之际，弃离而去，心犹不舍，留存下来，面对昏君衰国，却又无何奈何，箕子佯狂，陶渊明唯有隐逸田园、饮酒读书，结庐人境而心远尘世了。二陶渊明是苦闷和孤独的，他的“慨想黄虞” 政治
10、理想，他的悲痛国运衰微的爱国情怀，并不为朝廷所理解，在这样忠奸不分、是非不明的强权政治下，陶渊明的一片赤诚忠义无人明白，于是，屈原和贾谊成为陶渊明自我信仰的精神支柱。屈原和贾谊事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司马迁把这样两个不同时代的文人合为一传，是因为他们有着相同的人生经历，他们同为朝廷忠臣，却遭朝贵谗毁而有才不得其用。屈原“博闻强记，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却“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贾谊“以能诵诗属书闻于郡中”，“诸律令所更定，及列侯悉就国，其说皆自贾生发之”，却因周勃等人的诬陷而“天子后亦疏之，不用其议”。司马迁对屈原、贾谊的怀才不遇、一生坎坷，寄予了极大的同情，同时，在叙述两人事迹的“字里行间亦流
11、露着作者个人的无限身世之慨” 韩兆琦 史记评注 M 岳麓书社 2004年5月 P1197。陶渊明作屈贾又何尝不流露着个人的无限身世之慨呢？“进德修业，将以及时。如彼稷契，孰不愿之？嗟乎二贤，逢世多疑，候詹写志，感鵬献辞。”屈原、贾谊品性高洁，身为臣子，心忧朝廷，以国家兴亡为己任，渴望如稷契般受到君王的重用和信任。可叹的是两人生不逢世，横遭妒忌和猜疑，失去君王的宠信，两人内心的苦闷和彷徨无人明白，唯有通过诗文来告白，然而，他们终于在孤独与寂寞、忧郁与苦闷中逍逝了他们的生命。陶渊明虽不曾像屈原贾谊那样有机会发挥他的政治才干，但他引屈原贾谊为知己，深切同情他们不幸的遭遇，也悲鸣自己虽“进德修业”、才
12、高质洁却沉沦下僚不为时用，其内心的苦闷彷徨又有谁知晓？又有谁能来抚慰？陶渊明感到前所未有的孤独，他渴望知音。他在管鲍一诗中深切地流露了他对知音的渴望：“知人未易，相知实难。淡美初交，利乖岁寒。管仲称心，鲍叔必安。奇情双亮，令名俱完。”他感慨“知人未易，相知实难”，人们往往初交时淡而且美，深交则常因利益冲突而恶交，能像管仲与鲍叔这样“相知”而“令名俱完”的实在难得。管仲与鲍叔牙的事见于史记管晏列传，管仲“少时常与鲍叔牙游，鲍叔知其贤。管仲贫困，常欺鲍叔，鲍叔终善遇之，不以为言。”长大后，鲍叔事齐公子小白，管仲事齐公子纠，各司其主。后来公子纠死，管仲被囚，“鲍叔遂举管仲。管仲既用，任政于齐，齐桓公
13、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谋也。管仲曰：吾始闲时，尝与鲍叔贾，分财利多自与，鲍叔不以我为贪，知我贫也。吾尝为鲍叔谋事而更穷困，鲍叔不以我为愚，知时有利不利也。吾尝三仕三见逐于君，鲍叔不以我为不肖，知我不遭时也。吾尝三战三走，鲍叔不以我为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纠败，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鲍叔不以我为无耻，知我不羞小节而耻功名不显于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鲍叔既进管仲，以身下之。子孙世禄于齐，有封邑者十余世，常为名大夫。天下不多管仲之贤而多鲍叔能知人也。”管仲、鲍叔之事因史记而成历史佳话，是古代文人相交的典范。陶渊明渴遇知音，他一生中不乏朋友，如颜延之、王弘、羊松龄、庞遵等，但多为
14、喝酒朋友。颜延之“为刘柳后军功曹，在寻阳，与潜情款。后为始安郡，经过，日日造潜，每往必酣饮致醉”；王弘常送酒给陶渊明，潜“尝九月九日无酒，出宅边菊丛中坐久，值弘送酒至，即便就酌，醉而后归” 袁行霈 陶渊明集注陶潜传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3年4月 P608；羊松龄、庞遵等与陶渊明常一起饮酒，“既绝州郡观谒，其乡亲张野及周旋人羊松龄、庞遵等，或有酒要之，或要之共至酒坐，虽不识主人，亦欣然无忤”。 袁行霈 陶渊明集注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3年4月 P163然而，朋友虽多，知音不多，无人能真正了解陶渊明，真正能走进陶渊明的内心。陶渊明曾写过十多首赠别诗、唱和诗，这些赠别诗、唱和诗无关友情，大多
15、是他向朋友表明他对 “天道”的感叹，“天道幽且远，鬼神茫昧然”； 袁行霈 陶渊明集注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3年4月 P108对“黄虞”的慨念，“愚生三季后，慨然念黄虞” 袁行霈 陶渊明集注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3年4月 P161；对圣人的追远，“谈谐无俗调，所说圣人篇” 袁行霈 陶渊明集注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3年4月 P115；对时运的抱怨，“明旦非今日，岁暮余何言！素颜敛光润，白发一已繁”等等，我们可以从中看出陶渊明强烈的入世情结，他通过这些赠别诗、唱和诗试图让朋友了解自己的心志，但他们似乎不能理解陶渊明，也无法走近陶渊明，陶渊始终是孤独的，所以，他只好“息交游闲业，卧起弄书琴”， 袁行霈 陶渊明集注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3年4月 144归园田躬耕南亩了。三陶渊明具有积极入世的思想，他渴望建功立业，有所成就，但他最终选择了归隐，一方面是无人赏识他，了解他，重用他，让他感到人生的寂寞与悲哀；另一方面，十多年的仕途生涯，让他深感时运的艰难、世道的黑暗和“心为行役”的痛苦，无以解忧，唯有隐逸远祸。他在韩非一诗中这样吟道：“丰狐隐穴，以文自残。君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