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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寻找教育独特的灵魂从“虎妈妈”到“绿领巾”，从PISA大获全胜到北京的小学足球队以0：15惨败给俄罗斯的小学教育规划纲要颁布后的一年里，教育面临着种种冲突和坚守 相信“人”的价值，因此我们才会强烈批评对部分学生的歧视性对待。相信主体的崇高，因此我们才会反对“虎妈”那种忽视主体感受的教育方法。相信全面发展的神圣，因此我们才会热议中国小学生为何在足球赛中一败千里。相信改革的必要和创新的价值，因此我们才会对PISA抱着检视的态度，而不容忍任何改革的混沌以及创新的停步。这一切的背后，都肩负着我们对于教育事业的大叙述：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实施素质教育；面向全体学生、促进全面发展，等等。但在大叙述之下，还有
2、许许多多的个体的小叙述：一位家长告诉我，孩子的班主任勒令，不能看杨红樱的小说和哈利波特；还有一位母亲告诉我，孩子的老师在发放试卷时，如果孩子考得不好，老师就把试卷团成团，劈头盖脸地朝孩子扔去。孩子要当全班同学的面，从地上捡起自己的试卷，而孩子还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因为我没考好，老师才这样嘛。”个体的小叙述，如千万支流，小溪潺潺，汇聚成不得不让我们直视的问题：实的教育与理想的教育为何有这样大的距离?温家宝总理曾谈及什么是好的大学，他说：关键“在于有自己独特的灵魂，这就是独立的思考、自由的表达”。好的教育何尝不是如此?没有自己独特灵魂的教育，常常扭曲、变异成了别的东西。教育本不是工厂，却搞成了工厂
3、那样；教育本不是军事，却模仿着军营管理；教育本不是经济，却被当作为经济服务的工具看待教育总是在与其他东西的关联中去表达自己、寻找自己，却独独少了自己独特的灵魂，少了“教育之为教育”的根本。让教育从物质包围圈、从功利包围圈里突围出来吧。只有在赋予受教育者自由表达之天空、独立思考之能力的过程中，教育，才会真正成为“教育”。使每个人都“自由地生长”自由是一种最宝贵的创造力。邹承鲁院士曾是西南联大的学生，对生物化学非常有贡献。上世纪60年代，他参加发起了轰动一时的人工合成胰岛素工作。后来，记者采访他，问：“为什么当时条件非常差，西南联大也不大，却培养出了那么多的人才?”他的回答非常简单，就是两个字：自
4、由。在当时的西南联大，无论学生干什么，都凭自己的兴趣，看什么，昕什么，怎么想，都没有人干涉。因此，才成就了西南联大在中国教育史上的“传奇”。好的教育，就应该如西南联大一样，能最大限度地允许人的自由。没有求知的自由，没有思维的自由，没有个性的发展，就没有个人的创造力，而个的独创能力实际上才是真正第一生产力。如果大家都只会念经、背经，开口都说一样的话，又如何出成果呢? 有人说，现在的学生自由很多，选择也很多。校园里几十个社团，上百门选修课，还不自由吗?可为什么我们还困惑于“钱学森之问”，还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问题的关键是，再多的选择自由，体现的也不过是学习领域的不同。而自由的根本，却是精神的自由和
5、表达的自由，是要使每个人“自由地生长，并启迪其自由的天性”，是要让每个人在自由中，“负起超越自身存在的责任”(德雅斯贝尔斯什么是教育)。这样的自由，在当前教育中还很稀缺。中部某省一所重点高中的学生，在一次期中考试时，以批判教育专制主义的口吻写了一篇作文，得到了25分(满分60分)，以及力透纸背的四字评语：“自毁前程!”那是一篇什么样的作文呢?“老师说的你不能反驳，不管他说的对不对，否则你便犯了顶撞之罪。”“教育者们首先不允许古人有七情六欲，然后说，我知道，这句话表选了李白的放荡不羁，这句话表达了杜甫的忧国忧民，答别的不给分。” 班主任找到学生。据学生回忆：“他说不改变思想就不要再进教室上课。他
6、给的条件很苛刻：再也不能写这些东西，再不能给学校挑刺儿，不能讽刺学校、老师、政策还要把爸妈请来，一起到年级主任办公室，一起教育你。”班主任还要求学生转班甚至转学。于是，学生再没有进过教室。面对学生的自由表达、独立见解，教育者选择了退缩和压制。尽管“独立思考，自由表达”从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口中说了出来，前者还被写进了教育规划纲要，可现实中我们仍在大批量地制造着“精神平庸者”。 24这是上海学生PISA夺冠后，我们不能忽视的一个数字。PISA将学生阅读素养分为7个精熟度等级，最高级为6级。OECD认为，达到6级的学生将来在知识社会可胜任领袖级任务，达到5级的学生被看作明日潜在的世界知识工人。上海学生
7、中，有17达到5级，但达到6级水平的仅占24。这说明，我们的学生在具有创新和决策水平的阅读素养高段竞争力上，并没有很大的优势。 这一现实，与上世纪英国首相撤切尔夫人的一句话，相互激荡。她说：“你们根本不用担心中国，因为中国在未来几十年，甚至一百年内，无法给世界提供任何新思想。”为什么?因为没有精神的自由和表达的自由，就没有批判；没有批判，就没有创造。有国外学者发现，与欧洲和亚洲等国家相比，美国中小学生在参加数学、物理和其他科学或技术学科方面的国际测评时，成绩始终处于落后位置，然而，美国的创造活力却举世瞩目。尽管美国也招揽了不少其他国家最好的学生，但不可思议的是，原创性的和有价值的论文却多出自于
8、美国学生之手。原因何在?就在于美国教育对“学生的异端思想生成和突破性方法路径”的宽容和鼓励。在西方历史上，有一幅著名的油画雅典学派。在画上，柏拉图和他的学生亚里士多德，边走边进行激烈的争论。他们的手势一上一下，表现了他们在思想上的原则性分歧。在我国历史上，也有许多“孔子讲学图”。在这些画上，孔子总是居于高台或中心位置，学生们则凝神静气，倾听着老师的点拨。看似同样的师生对话，却有着本质的不同。前者，师生之间是“我一你”的关系，后者却是“我一它”的关系。老师是把学生视为一个具有独立意识、能够自由表达的个人“你”，还是视做一个被简单对象化了的物件“它”?偏好后者，我们可以很好地维持秩序，但同时也瘫痪
9、掉了那些对旧规则、老观点的质疑。选择前者，我们才能以包容心对待学生的异质思维，才能达致“真理的敞亮和思想本身的实现”。曾到一所小学采访，有位老师很有意思。为了鼓励学生自由表达，她有时会故意制造一些事件，鼓动学生去反对她。她对我说：“我尊重每个人表达的权利，哪怕是反对我的观点。”从她的身上，我看到了一道明亮的光，正照进教育的现实，欣喜不已。教育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去发现新的思维方法” 人本是能思考的，但若要独立思考、善于思考，则并不容易。2010年，英国曼彻斯特大学教授安德烈盖姆，因为得到了单层的石墨，也就是石墨烯，而获得了当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那是一种科学家曾经认为不会存在的二维物体，它不但是
10、人们获得的最薄的物质，也是最坚固的物质。人们预计，石墨烯将来有可能应用在各种新鲜的电子设备上。也许你们会想，盖姆教授得付出多大的努力、得使用多特别的仪器，才能让自己获得这一殊荣啊？答案恰恰相反。他用的是最便宜的工具透明胶带。他用透明胶带粘在石墨的顶层，再撕下来。这样就会有碎片脱落，粘在胶带上。这时碎片仍然相对很厚，盖姆就对折胶带，再粘一次，得到更薄一些的碎片。重复这个过程10到20次，就得到了10层薄的石墨薄片。最后，在此基础上，他得到了石墨烯。盖姆用透明胶带剥离石墨薄片的做法，被学术界命名为“透明胶带技术”。这样一个听上去不够“高科技”的技术，却帮助他获得了科学界曾经认为不可能得到的材料。此
11、前，一位中国人曾有机会分享盖姆的荣誉。他是盖姆新招的博士生，盖姆让他把一块石墨打磨出小薄片来，越薄越好。这位中国博士生，用一台精密的打磨仪器工作了整整三个星期。然后，他拿着打磨出来的石墨薄片见盖姆。盖姆用显微镜观察了一下，这个薄片大约有10微米，也就意味着大约有1000层碳原子。盖姆问他：“你还能弄得更薄一点吗？”中国博士生回答说：“那样的话，我需要一块新的石墨。”盖姆提供的石墨叫做“高定向热解石墨”，大约300美元一块。听他这么一说，盖姆的话就不那么中听了，他对中国博士生说，你不需要为了一个薄片而把整块石墨都用光啊。中国博士生则回敬道：“你这么聪明，那你自己干啊！”博士生的话说到这个份上，盖
12、姆作为导师别无选择，只好亲自上阵。他没有在中国博士生面前丢脸。小小的透明胶带，就解决了中国博士生认为不可能解决的问题。盖姆与中国博士生的差别在哪里？是知识的多寡吗？恐怕不是。他们的差别，正在于各自思维方法的高下。这位中国博士生，成长在处处有标准答案的教育系统之中。在这个教育系统中，学生学习的过程就像是一个“建超市”的过程。他们没有选择地把大大小小需要考试的东西搬进自己的“超市”。然后考试的时候对着一个“提货单”进行提取。学习好的学生，就是对存货进行细致存储，并在存储之前进行清晰分类的学生，这样，在提取的时候就比较方便，也容易取得很好的考试成绩。然而，当遇到没有标准答案的新情况、新问题时，拥有“
13、超市型”知识的学生便一筹莫展了。真正的智慧，掌握在那些拥有自己“工具箱”的人手里，就如盖姆教授那样。他们有自己的方法体系，遇到问题，能够从不同的角度理解它，也能够创造性地解决它。现在，我们的教育教学很强调学生的兴趣。以为只要调动了学生学习的兴趣，他们便可主动吸取知识，很多问题也能迎刃而解。但我更赞同爱因斯坦的观点。他认为，只有掌握了方法，才能感受到学习的乐趣，而不是相反。思维方法，并不能直接传授，它只能让学生去感悟、去顿悟。可我们的教育，恰恰把这个通过感悟、顿悟去形成自己思维方法的过程省略掉了。曾经有旅美教师这样比较中美的基础教育： “美国小学是知识的吝啬鬼，严格限制孩子得到知识的数量，一个月
14、只允许孩子得到一个知识，孩子每得到一个知识都需要付出很多的汗水和辛苦；在这个过程中，动手、思考和感悟比知识本身更重要；孩子对知识总是有渴望的感觉。“而中国的小学教育是一个贪婪鬼，把知识当成了免费的黄金珠宝。中国教育者不知道知识与智慧的关系，总是让孩子直接得到越来越多的知识。”“美国教育一个月的知识量只相当于中国教育一天的知识量。相差29天，这29天就是感悟的时间。美国教育通过让孩子感悟比中国教育多产生了一个东西：智慧。美国学生比中国学生多产生了一个东西：创新能力。”什么是“智慧”？其实就是一个人发现知识和运用知识的能力，是锤炼出来的能够以不变应万变的“工具箱”思维方法或方法体系。拥有了它，我们
15、就拥有了征服未知的工具。方法的知识，对于个体来说，具有终极的和终身的意义。所以，法国哲学家笛卡尔才说：“最有价值的知识是关于方法的知识。”而美国教育学家克罗韦尔则指出：“教育面临的最大挑战，不是技术，不是资源，不是责任感，而是去发现新的思维方法。”面对这个挑战，我们准备好了吗？一些先知先觉者开始行动起来。有的学校开设了思维方法课，如南京师范大学附属小学；还有的学校开设了儿童哲学课，如上海市杨浦区六一小学。也许有人奇怪：哲学与思维何关？在很多人看来，哲学是“无用之学”，因为它不能解决具体问题。但它思考问题的路子，却可启迪智慧，帮助人们养成独到的思维方法。因此，哲学才会又被视为“大用之学”。曾获诺
16、贝尔物理学奖的日本科学家汤川秀树，坦率地把自己的物理学成就归功于中国道家哲学。他在幼时背诵庄子，书中的“攸”、“忽”、“混沌”等概念激发出了他的“介子”理论构想。著名科学家钱学森晚年提出了大成教育构想。在这个构想中，所有知识分成了11个门类，如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数学科学、系统科学等，而与这11大科学技术部门相对应的，是自然辩证法、唯物史观、数学哲学、系统论、认识论等哲学门类。他说：“连思维都不科学，哪还有什么科学？”如今，我们不重视哲学教育已是大错特错，而把许多哲学范围的知识，当作思想政治课的内容更是错上加错。 钱学森的话，实在是一声响亮的警钟。要培养什么样的人，就给他什么样文化环境 只有拥有了健全的人格，我们才能够自由表达、独立思考。健全的人格从何而来？由学校文化浩浸润而来。瑞士心理学家荣格曾说：“一切文化最后都沉淀为人格。”文体虽然不带来实得，但可以播撒美好和光明，可以引导人们走进真、善的晨门。我们承认，每所学校的文化都是不同的。如今，很多学校都喜欢给自己办学冠名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