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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视野9 诺奖得主的扶贫忠告中国也该听听 10月12日晚，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人名单公布，由普林斯顿大学的经济学家安格斯迪顿独享，他因研究消费、贫困和福利而获奖。这位经济学家的理论和思想，不太为中国公众所熟知，不过昨天他一篇关于国际扶贫的旧文，在网络广为传播。有些独到观点，对中国国内扶贫工作也不无启发价值。在迪顿看来，一些贫国政府能力的缺失即无法提供富国人民习以为常的服务和保护是贫困和落魄的主要原因之一。比如， 如果政府无能，监管和强制执行就不能有效运行，企业也就难以经营。没有运转良好的民事法庭，就不能保证创新企业家能从他们的新思想中得到奖赏。迪顿所论述的是国与国之间的扶贫，如果引申分析中国国内的
2、情况，在很多层面同样适用。不妨看最近引起高度关注的一则新闻据国家审计署曝光，广西马山县有3000多扶贫对象是远超扶贫标准的，比如其中有343人属于财政供养人员，有2454人购买了2645辆汽车。事实上，这种扶贫乱象并非出现于一时一地。审计署2013年还曾公布19个县2010年至2012年财政扶贫资金使用情况，发现普遍存在虚报冒领、挤占挪用扶贫资金等问题，甚至有的县将扶贫资金用于请客送礼、大搞形象工程。这些案例都在反复说明，如果不能提高贫困地区的政府能力，投入的扶贫资金最终所能起到的效果就会很有限。本是初衷良好的扶贫制度，在某些地方甚至会变成一种利益的争夺和分配，这可能也是有些地方出现“庆祝入选
3、贫困县”闹剧的重要原因。如果扶贫仅仅局限于从上至下分配扶贫资金，那对贫困地区的政府来说，能最快提高的能力可能就是“要钱”，而不会是更好地改善公共服务、提升治理能力。再看个更具体的事例。就在不久前，一封凉山彝族自治州小女孩的信曾引爆网络，让公众再度聚焦凉山的贫困问题。甚至还有不少争论，有人提出凉山穷是不是因为当地人懒惰、嗜毒、没文化等所谓人性原因。其实这恰巧证明了当地政府在维持公共秩序、提供教育等公共服务方面的严重缺失。这些方面的改善需要钱，但如果没有高效的地方政府，钱的效用就难以充分发挥。有关部门说过去凉山五年扶贫花了300亿，但其效果可能得打问号。好在相关部门也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就在上个
4、月，国务院扶贫办主任刘永富接受凤凰网采访时，也特别提到，“转变思想观念、提升贫困地区自身能力，非常重要”。问题的关键在于怎么做。按诺奖新得主迪顿的说法，“援助会破坏穷人最需要的东西：与他们携手共进创造今天和明天的有效的政府。”如果把这句话反过来理解，一个有效的政府需要穷人“携手共进”。换言之，应该让穷人对政府起到更多监督作用、对官员职责评价有更多话语权，而不是一味依赖上级政府的指挥。对上级或者中央政府来说，扶贫的首要也应是“制度扶贫”而不是“给钱扶贫”。比如探索完善更适合贫困地区实际的选拔官员、考核官员的机制，同时进一步放权、限权等，充分发挥市场和社会的作用。通过逐步的制度改革，提升贫困地区的
5、政府能力，塑造一个有现代意识的政府，扶贫才有可能做得更好。扶贫首先要扶权利之贫国务院新闻办近日就扶贫工作进展和2015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等情况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洪天云在会上介绍，根据2014年国家统计局的统计监测公报，中国还有7017万现行标准下的贫困人口，仅剩6年时间要实现全部脱贫，这意味着每年要减贫1170万，平均每个月要减贫100万。贫困是人类的共同敌人。在人类应对贫困的过程中，中国取得的成就让世界瞩目。有计划、有组织、大规模的扶贫开发实践；短短30余年让近7亿人快速摆脱贫困；全球贫困人口数量减少的成就大部分来自中国如是种种构成了世界减贫史上的中国经验。然
6、而另一组数据也无法被忽略。洪天云披露“中国还有7017万现行标准下的贫困人口”，如果觉得这样的表述还略嫌抽象，那么媒体报道的一些贫困地区的现状则让人没法平静，人们很难想象，时至今日，不少贫困家庭唯一的“电器”居然就是一盏电灯。减贫的成就非常显著，但对照“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标准，减贫的任务可以说依然艰巨。正如洪天云所言，“如果到了2020年还有大面积的贫困地区，老百姓的水、电、路、讯、房等基本条件都没有解决好，两不愁、三保障的基本目标都没解决好，基本的住房、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设施和条件都不具备，那全面小康就是不完整的”。中国减贫难在何处？缘于区域发展的不平衡，而要改变区域发展的不平
7、衡状况又非朝夕可以奏功；还因为脱贫有一种边际递减的效应，往往越往后，那些多年减贫未能见效的区域和人口越难以脱贫。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未来每月减贫100万、每年减贫1170万，力争在6年时间里成功减贫7017万，是不是一个无法实现的目标？困难当然是有的，就像洪天云坦陈的一样，“时间非常紧迫，任务非常繁重艰巨”，但也并不是就没有成功的希望。而成功的希望首先在于找到正确的路径。在中国的减贫工作中，无论是扶贫资源的动员和调用，还是具体项目的实施和推进，政府主导的色彩十分鲜明。毫无疑问，未来中国减贫还将依赖这一经验。然而政府主导不等于政府包办，随着市场的培育和社会组织的发展，在强调政府责任的同时，是否应该
8、特别借重社会的力量，是未来中国减贫事业中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未来中国减贫，也许还需要将“权利”和“效率”这两个词优先凸显。近日曝光的广西马山县“3000多名扶贫对象是富人、2014年近9%的脱贫人数属虚报”事件充分说明，对那些等待政府救济的真正穷人来说，贫困不仅仅指创收能力的低下，也许还包括权利的虚弱。而如果承认政府在减贫中地位举足轻重，那么一个合理的逻辑是，减贫的效率与政府运转的效率高度相关。从“权利”和“效率”两个角度审视减贫，是经济学家们热衷的工作。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关注权利的贫困，按照他的界定，贫困的含义是贫困人口创造收入能力和机会的贫困，贫困意味着贫困人口缺少获取和享有正常生活的能力。而刚刚因“对消费、贫困和福利的分析”获得201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安格斯迪顿则认为，减贫的问题应该从政治机构的本质和服务质量中找寻答案，在他看来，卓有成效的减贫需要可靠的政府治理、法治、有效的税收制度、产权保护以及公众信心。中国减贫经验多多，实践证明仍然有效的需要进一步坚持，与此同时从经济学家的理论中吸取灵感，对那些未必合乎时宜的扶贫模式进行适度革新也是当务之急。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