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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60年初次登上珠峰的中国登山队 居然亲历了一场平叛斗争 来源|人民网文史 原载北京日报 05月29日作者杨丽娟原题北凌绝顶:190年中国人探险珠峰的壮烈历史在5120米大本营举办升旗典礼。本文图片由翁庆章提供12年,英国探险家乔治马洛里被纽约时报问到为什么要攀登珠穆朗玛峰时，她回答说：“由于山在那里。”留下这句传世名言的马洛里，最后没能征服世界第一峰，1924年，她在珠峰的冰天雪地中彻底失联。上世纪50年代,英国和瑞士登山队先后从尼泊尔境内的南坡成功登顶珠峰。但在中国境内的北坡,始终无人自此登上世界之巅，涉及马洛里在内的英国人多次在北坡折戟,以至于她们得出结论,想从北坡攀登这座“连飞鸟也无
2、法飞过”的山峰，“几乎是不也许的”。直到90年5月25日凌晨4点分,成立时间局限性5年、队员平均年龄4岁的中国登山队，艰难地将五星红旗插上珠穆朗玛峰，完毕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从北坡登顶的壮举。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珠峰北坡不可征服的神话已被越来越多的人打破。惊叹于今人登顶速度越来越快的人们很少懂得，借助当年登山队员们在岩壁上艰难打下的钢锥而架起的金属梯，直到仍是登山者们不可或缺的助力，更少人懂得，年轻的中国登山队经历了如何的曲折命运和极限挑战苏联登山界的建议1957年1月，一封来自苏联的信件寄到了中共中央，信的落款是苏联部长会议体育运动委员会登山协会主席团,签名是苏联的12名出名登山运动员。她们在
3、信中写道：“我们觉得我们有责任向你们提出规定,规定容许组织苏中联合爬山队，以求在9年3月-6月登上埃佛勒斯峰，并以此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周年龄念的献礼。”埃佛勒斯峰，是英国人自19世纪中叶起对珠穆朗玛峰的称呼，但在更早的17出版的皇舆全览图中，中国人已将这座山峰命名为“珠穆朗玛峰”。因此,我方后来回信时用了“珠穆朗玛峰”,之后苏方也用了珠峰的称谓。邀请中国共同攀登高山，苏联人并非一时兴起。曾是国内第一支登山队运动员兼医生的翁庆章告诉记者,上世纪50年代,苏联的登山运动已很普及,只是，苏联本国的高山并不多，且都被运动员们登顶过,由此，她们想到了拥有众多世界一流高山的邻邦中国。因苏联群众性登山活动
4、都由工会系统管理，大型登山活动才归体委负责,195年3月，时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刘宁一访问苏联时，对方就提出但愿到中国攀登新疆的慕士塔格山和公格尔山。那时，刚刚成立六年的新中国百废待兴，群众体育运动还算蓬勃发展，但现代登山运动方面完全是一片空白。于是,955年5月，在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的邀请下，中华全国总工会派出了4名学员赴苏学习现代高山登山技术。次年春天,苏方又派2名登山教练来华,在北京西郊八大处培训了新中国最早的一批40多名登山运动员，翁庆章、1960年正式攀登珠峰时的登山队队长史占春、副队长许竞以及骨干队员刘连满等都在其中。跟那批参与培训的诸多运动员同样，翁庆章本来的工作与登山几乎毫无
5、干系。她本是鞍钢总医院的医生，偶尔得知全国总工会在各行各业招募登山学员,大学时就爱好篮球、田径的她还觉得只是一次“游山玩水”,兴高采烈报了名。26岁的她完全没有想到，这一报名,竟让她在几年后成了中国首征珠峰的亲历者。培训结束后，以这批学员为重要队员的中国第一支登山队中华全国总工会登山队，先登上了陕西秦岭主峰太白山(377米），后又与苏联合伙登上了海拔7546米的新疆慕士塔格峰。正是在这样良好合伙的基本上,才有了157年的苏联来信。来信通过层层批转,到了时任体委常务副主任蔡树藩桌上。蔡树藩与同事们讨论后觉得,我方在运动员、资金、装备等方面的条件尚不成熟，此外周恩来总理曾批示国内西藏边境目前不能开
6、放,因此初步意见是婉拒。许近年后，翁庆章在体委档案馆发现，“当年主管外事的陈毅、中央书记处书记彭真等，都已经批示批准了体委婉辞谢绝的意见，就差正式答复苏联了。”没想到,到了15年初,事情又有了转机。本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任体委主任的贺龙，始终对此事很积极。贺龙与体育早有不解之缘，抗战时期她麾下的师就以“仗打得好、生产搞得好、体育搞得好”而闻名,她亲手组建的120师“战斗篮球队”更是赫赫有名。她的积极态度，加上苏驻华使馆对此催问的推动，最后,周恩来总理于198年4月5日提出了意见:“可以考虑来”。先遣组在观测北坳。侦察组进山总理拍了板，接下来就是紧锣密鼓的筹办了。1958年夏天，中苏双方在北京
7、新侨饭店会谈,共同制定了攀登珠峰的三年行动筹划：1958年侦察，1959年试登，1960年登顶，并达到共识,高山装备、高山食品由苏方负责，中方负责所有人员、物资从北京至珠峰山下的运送，以及较低海拔的物资装备。今天看来，不管是运送人员，还是登山物资,都是一件再简朴但是的事情。但在当年,仅准备物资就是千头万绪:请国家计委、经委特拨足以防寒的优质鸭绒、尼龙丝,通过解放军后勤部帮忙调拨专供高寒地带执勤官兵的快熟米,甚至向航空部门求助能在高山低压环境下燃烧的航空汽油，以便煮饭、烧水千头万绪的准备工作中,耗资最大、工作最繁杂的一项要数修建从日喀则至珠峰脚下的进山公路。上世纪50年代的西藏公路建设尚不发达,
8、从拉萨向西的公路只通到日喀则,而要去珠峰山下,还得往西南再走00多千米。这00多千米说是山路，其实几乎看不到成形的道路，最险峻的高山峡谷地段,仅容一人贴着峭壁小心翼翼通过。198年之前，就连本地区的藏族人也很少到这里来。若要运物资，只能靠牲口驮运。按照筹划,中苏合登珠峰时需要运约40吨物资进山，如果不修路,单从日喀则到珠峰脚下，就得0匹牲口运上半个月左右。再加上登山队员和其她工作人员一路颠簸,耗费的时间和精力就更多了。可是，要在这样的地方修一条进山公路,又谈何容易?西藏地区经济尚不发达，国家建设也正是到处用钱的时候，但为了增援中苏登山队，同步考虑到西藏此后经济发展的需求，中央还是特批了几百万元
9、经费。为更好地争取地方支持,贺龙还特意写了条子给她的老部下、西藏军区司令张国华，请其竭力增援。就这样,1958年9月,00多名藏族民工和600多名军工在日喀则以西的荒野中，热火朝天地动工了。西藏这边忙着修路，在北京，中苏联合登珠峰侦察组也准备动身了。侦察组一行20余人,除了运动员，尚有气象、电台、医务等工作人员,此外,还涉及3名苏方成员。考虑当时东西方“冷战”的国际环境，中苏合登珠峰一事对外还是保密的,神秘的侦察组对外一律称“国家体委参观团”。158年10月底，侦察组一行先乘军航到拉萨,又转汽车达到日喀则。11月2日，日喀则以西初见雏形、尚未竣工的简易公路上,浮现了一支将近0人的浩浩荡荡的队伍
10、。队伍中间是侦察组人员，前后则是150名全副武装的警卫部队战士，再加上照看牲口的藏族民工，以及马匹、毛驴，整个队伍行进起来足有四五百米。登山侦察这样的体育活动,为什么还要动用军队护送?翁庆章解释说,当时西藏尚有匪情,为保证安全，西藏军区派了一种连外加一种火炮排。不仅如此，在北京时，体委还向总参谋部借用了一批枪支弹药。进山前,不管是运动员还是科考、医务人员，都要进行射击训练，进山时,每人都配备一支手枪、一支步枪。这并非小题大做,事实上，就在侦察组进山前一种月，就有叛匪在公路上伏击了一辆从日喀则返回拉萨的军车,导致16名解放军医务工作者所有遇难牺牲。诸多人只知攀登珠峰要面临高寒、缺氧、雪崩的危险,
11、殊不知,这些最早进山的开路者,竟还要提防流窜叛匪的威胁。从日喀则到珠峰山下的绒布寺，一行人浩浩荡荡走了15天。所幸，途中虽听到过意外枪声,但最后有惊无险。侦察构成员不久忙碌起来，安营扎寨，分组上山侦察路线,建立大本营，架设无线电台，建立气象观测站，开动汽油发电机一切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1月底，珠峰极寒的冬季来临,侦察组的任务基本完毕,大部分队员离开珠峰，只留下气象组、水文组、电台组的十几名工作人员继续在山区工作。那时,侦察组队员们还不懂得,向她们热情辞别的苏方人员,不久就要从自己积极建议的中苏合登珠峰活动中退出了。叛乱与变卦按照中苏联合攀登珠峰的筹划,1959年双方应共同到西藏试登。这年年初
12、,中方全体人员率先达到拉萨，开始了新一轮的集中训练。此前，登山队已经由全国总工会划归国家体委。这次进藏前,体委任命了史占春担任中苏联合登山队队长、中国队队长，许竞任登山队中国队副队长。两人从中国第一支登山队成立时起，就都是骨干人员。1959年2月4日，当翁庆章随两人及最后一批登山装备、食品达到拉萨当雄机场时,二次进藏的她立即感觉到本地的局势比起198年终紧张了许多:上一次护送侦察组时,西藏军区只派了一种班十来个战士，这一次却是两辆装甲车一前一后护着她们的小车队。询问之后才懂得,本来拉萨附近的匪情加剧了，以贡布扎西为首的武装叛匪,常常毁坏桥梁，伏击汽车,对拉萨到林芝以及通往山南的交通导致了严重障
13、碍。翁庆章告诉记者，原本，登山队每天在拉萨进行越野长跑等体能训练，还到附近山区训练运动员对高山恶劣自然条件的适应能力和冰雪作业技能。由于时局趋紧,体能训练改在拉萨市内的军区大院内进行,运动员在念青唐古拉山区的野外训练也匆匆结束。不久，为应对紧张的局势，西藏工委批示,拉萨市内的干部职工共同成立民兵团。00多人的登山队纪律严明,且早就通过射击训练，连武器配备都是现成的,特殊的局势下，登山队伍不久变成了颇具战斗力的民兵连，每天同步进行体能训练和军事训练。翁庆章回忆说，当时登山队住在布达拉宫附近的交际处,后门距离军区大门大概八九十米，进入3月初,山雨欲来风满楼，她们还用了好几天时间,挖了一条通往军区大
14、院的地下交通壕,队员们日夜轮流站岗巡逻，完全是战备状态。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随登山队进藏的照相师沈杰那时也在拉萨，后来她在我的足迹一书中这样写道:“拉萨各机关干部白天夜里都在修筑防御工事准备自卫,拉萨街头和公路上已经看不到我们的车辆,拉萨仿佛是叛匪的天下了。”果然,3月10日,西藏上层反动分子公开发动叛乱,叛匪们明目张胆地包围西藏工委和军区机关。月2日凌晨，拉萨武装叛乱的枪声响起，上午1时,解放军开始全面反击。剧烈的枪炮声中,一颗炮弹落在了登山队所在的交际处大门口,炸伤了一名解放军机枪手,翁庆章和其她几种登山队员赶紧抬着担架去救伤员。“抬着担架穿过大概两个篮球场长度的院子,只听得子弹在头顶吼叫而
15、过,别的什么也管不了”今年已经8岁的翁庆章,至今仍觉得难以置信,致力于攀登珠穆朗玛高峰的国家登山队,居然亲历了一场平叛斗争。3月22日，占据布达拉宫的叛乱分子投降,解放军进入布达拉宫。由于解放军驻拉萨的人数有限，登山队民兵连还承当起了搜索布达拉宫和押运俘虏的任务。直到4月初,考虑到合登珠峰的任务还要继续,史占春队长宣布，登山队大部分人员离开拉萨转到新疆训练。与此同步，中央不得不告知苏联方面,为了运动员的安全,建议中苏联合攀登珠峰活动暂缓,一旦问题得到解决，立即恢复登山。按照预定筹划,苏方队员将于月下旬在拉萨与中方会合。苏联运动健将、苏方队员之一菲里莫洛夫曾在1991年撰文回忆：“原定1959年
16、3月2日乘专机，苏联登山队一行及物资由莫斯科飞北京。就在动身的前一天，苏体委紧急告知任务取消，因素未说”已经整装待发、踌躇满志的苏联运动员们顿时一片惊愕，失望不已。几天后,她们看到中国西藏的新闻，才明白个中缘由。直到这时，菲里莫洛夫和她的队友们还觉得任务只是临时推迟了,孰料,由于两党关系的恶化扩大到政府层面，她们征服世界第一高峰的愿望，竟就此彻底破灭了。1959年秋天，随着西藏局势趋于稳定，中方从1月开始多次邀请苏方来北京继续商谈合登珠峰一事。但此时,苏方却一反过去的积极态度，几番推脱，闪烁其词。直到15年11月24日，苏方的两名代表才姗姗来迟,达到北京。双方会谈时,两名代表借口技术上准备不够，称1960年继续执行攀登珠峰的任务有些勉强,建议把正式攀登珠峰任务推迟到196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