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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19 级攻读博（硕）士学位研究生学位论文研究课题报告书研究课题名称：产业政策不确定性对生猪养殖成本效率影响研究姓 名： 指 导 教 师： 学 号： 学 科 名 称： 产业经济学 研究起止日期：2020年 11 月2022年06月2020年12月10日一、研究的目的与意义（包括理论上和生产实践上的意义）一、研究的目的与意义（一）研究背景1、生猪产业矛盾丛生，冲突亟待化解：生猪产业链环节复杂、涉及主体众多，其不仅受到自发波动和常规贸易的影响，也易受到自然灾害、公共卫生事件、食品安全事件及政策调整等外部冲击的影响，在各种冲击下，产业链会发生短期波动、市场预期改变、宏观调控难度加大的现象。以政策
2、调整为例，当前生猪发展中存在严重的养殖污染问题，为实现环境健康和产业链健康的契合，环境规制政策密集出台，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生猪产业发展中的矛盾与冲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环境规制消减养殖产能与满足市场需求之间的矛盾，环境规制增加经营成本与产业竞争力提升之间的矛盾以及环境规制转变供给结构与行业产能被迫出清之间的矛盾，以上矛盾冲突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产业链的健康发展，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2、产业政策不确定，实施效果不佳：生猪生产在我国占据重要地位，为使生猪产业健康发展，解决当前生猪产业存在的问题，政府时常会出台一些政策对生猪产业进行调控，然而生猪产业政策在对产业进行调控的过程中存在多方面问题，
3、其一，政策定位不精准，主要表现为政府目标不清晰，主体权责不明确，政府与养殖户、合作社及龙头企业间存在信息不对称进而导致对养殖关键问题的排序不当，政策干预可能存在不合理不科学的问题，此外政策出台后的后续保障服务、技术管理不到位；其二，客体需求未满足，生猪养殖在销售渠道、经营模式等方面具有较强的区域异质性，政府以统一的政策支持手段干预不能满足各个区域的需求，甚至会起到事倍功半的效果；其三，政策不稳定，效力持续性差，当前产业政策总量显著增长，但散点、临时分布明显，尚未形成固定体系，此外还存在实施效果缺反馈 、政策纠偏无机制等问题，以全国生猪生产发展规划（2016-2020年）为例，该产业规划在短期内
4、内改善了养殖环节和养殖结构，但也引发了长期内生猪养殖企业资金难以周转、农户丧失养殖信心等问题。3、生产成本不断提高，成本效率持续降低：生猪养殖业成本较高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生产成本的持续提高，通过对相关数据资料的整理发现，我国散养、小规模、中规模以及大规模生猪生产成本分别由2008年的1315.81元/头、1282.26元/头、1271.22元/头和1232.36元/头上升至2019年的1872.83元/头、1641.2元/头、1582.85元/头、1530.64元/头；其中生猪人工成本由187.13元/头、89.98元/头、68.48元/头、51.01元/头上升至498.56元/头、258
5、.63元/头、167.7元/头、110.65元/头，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生猪养殖业的持续发展。二是生产成本的短期提高，近年来，为实现环境健康和产业链健康的契合，环境规制政策相继出台，伴随着环保政策的趋严和环保标准的提高，短期内猪场改造及“环保税”造成养殖成本的提高；受非洲猪瘟疫情影响，养殖主体选择改造生产基础设施，提升生物安全等级，造成生产成本激增。除此之外，生猪产业还面临着劳动力、土地、饲料以及资金约束逐渐趋紧的情况，在此背景下，国内外诸多学者对生猪养殖的成本效率进行测算，并得出以下结论：周杨（2020）提出大规模、中规模生猪养殖成本效率较小规模、散养生猪成本效率高，且不同规模生猪养殖成本效率
6、总体上呈现下降的趋势10。生猪养殖成本效率受什么因素的影响？其改变是否与政策的不确定性有关？回答以上问题对提高生猪养殖成本效率进而提升养殖业生产经营活动的经济效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基于此，本文将以成本效率为被解释变量，产业政策不确定性为解释变量，验证产业政策不确定性是否为影响成本效率的影响因素，为产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提供意见。（二） 研究目的1、对中国生猪养殖业成本效率进行估算，进而衡量生猪养殖业生产经营活动的经济效率。2、验证产业政策不确定性对生猪养殖业成本效率是否存在影响，以及如何影响生猪养殖成本效率。3、对产业政策不确定性对生猪养殖成本效率的影响进行异质性分析，进而提出更有针对性的意见
7、。（三） 研究意义1. 理论意义本研究的理论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其一，本研究对全国不同规模的生猪养殖成本效率进行测算，能够丰富生猪养殖业成本效率的研究；其二，当前对于产业政策不确定性对成本效率影响的研究并不完善，本文以生猪产业为例，对产业政策不确定性对生猪养殖成本效率的影响进行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研究视角，提供了新的经验。2. 实践意义本研究对我国生猪养殖成本效率进行测度和分析，探究不同规模养殖的成本效率情况以及当前生猪养殖过程中可能存在的效率损失；此外，本研究通过分析产业政策不确定性对生猪养殖成本效率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对产业政策不确定性与生猪养殖成本效率之间的影响关系进行异质性分
8、析，不仅能够为差异化生猪养殖主体提高成本效率提供方向，有效地应对不确定性风险，还能够为政府制定政策提供合理化建议。6二、国内外研究动态和趋势（含参考文献）（一）成本效率的相关研究1、成本效率内涵的研究成本效率概念最早是由英国剑桥大学经济学家Farrel（1957）提出的，他从微观层面给出成本效率的定义，即在企业所面临的生产规模和要素价格不变的条件下，按照一定的要素投入比例进行生产，获得一定的产出所用的最小生产成本与实际生产成本之间的比例1。Subal. C. Kumbhakar（1996）对成本效率给出定义：在既定的产出水平下，可行的最小成本与实际成本之间的比值2。梁祖晨等（2008）指出成本
9、效率是用来衡量在市场环境相同、产出相同的情况下，一个决策单元的真实成本接近处于有效边界或最佳运营单元成本的程度3。因此成本效率作为衡量生产经营活动经济效率的重要指标，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资源配置和利用的有效程度。2、 生猪养殖成本效率测算和分析方法的研究测度成本效率的主要方法包括参数法和非参数法，其中参数法的基础以及典型的代表方法是随机前沿分析方法（SFA），而非参数法以数据包络分析法（DEA）为代表。两种方法具有不同的优缺点，从模型的基本假设及扩展的复杂程度来看，SFA模型的基本假设较为复杂，且对投入产出的数据要求更高，而DEA则不需要考虑生产前沿的具体形式，仅需要投入产出数据；从对实际产出
10、的解释和处理方法来看，相较于DEA忽略了随机因素对产出的影响，SFA将随机因素对于产出的影响考虑进来，其结果更贴近实际情况4，从某种程度上来看，随机前沿分析方法弥补了数据包络分析法存在的一些缺陷，同时从当前方法的使用的情况来说，随机前沿分析方法使用的频率更高。在实证研究方面，随机前沿分析（SFA）最初被广泛应用于金融业、医疗行业、制造业等行业，王聪（2012）使用SFA法对证券公司的成本效率进行测度，并探讨股权结构、市场结构与成本效率之间的关系，进而为促进证券公司效率提供建议5；张培林等（2016）基于SFA法使用县级公立医院总支出、药品与卫生材料价格、固定资产价格、在职职工人均工资、业务收入
11、等作为投入产出变量，计算重庆市县级公立医院的成本效率6；常明明等（2012）使用SFA法对我国上市汽车制造业的成本效率进行实证研究，同时从股权集中度、企业规模以及企业所属地区等角度探讨对成本效率的影响7。随着时间的发展以及研究的不断推进，随机前沿分析（SFA）逐渐被应用于农业、畜牧业等。曹宝明等（2019）为分析农业机械化服务对粮食生产成本效率的影响，使用1994-2016年15个中国小麦主产区的数据，基于随机前沿分析方法测算出我国小麦主产区的成本效率8。3、成本效率影响因素的研究本文对养殖成本效率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进行梳理，发现影响养殖成本效率的因素包括以下几部分：周杨（2018）对生猪养殖主
12、体的效益进行研究，发现医疗防疫费用、死亡损失费用等养殖成本的增加以及要素的不合理配置会抑制成本效率的提高，同时现阶段散养户在固定资本上的投入还不够完善，其生产基础设施仍比较落后，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成本效率的提高9。周杨（2020）运用随机前沿成本函数对我国不同规模生猪养殖成本效率进行测算，发现不同规模生猪养殖成本效率总体均存在下降的趋势，其中散养、小规模成本效率下降幅度较大，此外还发现，劳动力价格的提高会抑制成本效率的提高，而技术进步则会给促进中规模和大规模生猪养殖成本效率的提高10。赵连阁（2015）环境成本、运输成本以及交易成本的提高均会在一定程度上制约成本效率的提高，此外资金的投入、
13、技术的进步均会促进成本效率的提高11。胡浩（2017）对蛋鸡养殖业的成本效率及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结果发现，要素价格的提高会造成养殖成本的增加进而降低蛋鸡养殖业的成本效率12。伏其其（2017）对成本效率进行分解，发现成本效率受技术水平和要素配置效率的共同影响13。Yusuf et al.（2007）发现蛋鸡养殖规模越大，农户生产技术效率越高，而技术效率作为成本效率的重要组成部分，规模越大的蛋鸡养殖户成本效率越高,其原因可能是产业集聚形成的外部规模经济和区域间的要素优化配置14。Hsieh 和Klenow（2010）发现劳动力、资本等要素的错配会导致配置效率的损失，进而影响行业内和行业间全要素生
14、产率15。通过对以上文献的梳理发现，养殖业成本效率可能会受到要素投入价格、交易成本、固定资产、资金投入、技术进步、技术效率以及资源配置效率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同时规模差异、区域差异下的养殖成本效率及影响因素也存在很大的不同。（二）政策不确定性的相关研究1、政策不确定性的内涵与外延的研究不确定性的概念最早是由Frank Knight（1921）提出的，Knight认为“不确定性”和“风险”均反映了未来事件发生状态的不可预知性，其差别在于是否可以以概率进行度量，其中无法以概率进行度量的就是不确定性，也就是说不确定性可以被当做不可预知程度更高的风险16。在此之后，Simon（1995）建立了“有限理
15、性”理论，该理论假设经济主体在面临未来的诸多不确定性时，完全的理性预期是很难做到的17。Bloom（2009）则将不确定性看作是政策的制定者、管理者以及消费者们对未来经济发展可能造成的不确定18。尽管不同学者对不确定性的表述存在一定的差异，但是从本质上来看，不确定性主要反映了未来时间发生状态和发生结果的未知性。不确定性在生产生活中有多种表现形式，政策不确定性是其表现形式之一。陈德球等（2016）指出政策不确定性是指影响企业生产、经营以及投融资活动的政府相关政策在方向上和程度上的不明确所导致的不确定性19。张润泽（2017）则认为政策不确定性反映了政策在未来是否实行以及是否加以修订的不可预知性，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经济政策的不可预知性20。南晓莉（2019）则认为政策不确定性也是一种经济风险，也就是说政府通过经济政策影响个体的消费行为和企业的外部环境，进而影响企业的经营决策21。于畜禽产业来说，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具体表现在于经济政策不确定事件，经济环境转变、宏观政策出台以及畜禽疫病爆发等经济政策不确定事件均会对畜禽生产者以及畜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