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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国家与世界：五四时代读书人的徘徊罗厚立 【南方周末】本文网址：http:/ “国家”、“民族”之上）。而“五四”前后也是西潮冲击以来中国人最愿意把自己和“世界”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当巴黎和会的结果告诉中国人，“世界”仍是一个外在的区域，尤其世界性的“公理战胜”其实并不包括中国之时，“国家”、“民族”与“世界”这些新词汇之间的关系就未必融洽，甚或可能对立了。风潮来时，最易激动的青年学生首当其冲，也是所谓现代社会的常态。当年的学生因巴黎和会的刺激转而偏向民族主义，是一个不争的现象，但这种转变在我们的历史记忆中似太直白。其实“五四”带来的变化未必一致：从趋重个人到趋重群体，“五四”前后的确呈现出很明显
2、的转变；但此前面向世界的趋势却仍在持续，即民族主义的兴起并未立刻导致世界主义的衰落，较明显的转变要更晚才出现。这一动向过去未受关注，部分即因历史的丰富性被忽视，使我们写出的历史都“简明扼要”得像电线杆，其实历史可能更像一棵棵鲜活的树，有主干也有枝叶。两代人的相互调适清季梁启超最反对中国人知有个人、天下而不知有国家，曾因此而不惜指责其老师康有为；如今却强调既要知有国家，更要知有个人和世界，几乎完全反其道而言之1918年欧战结束后，许多中国读书人将其视为新纪元的开端，康有为、蔡元培和李大钊等见解不同的人都看到了世界“大同”的希望。最能“与过去之我战”的梁启超，更有非常明显的转变。他以前曾经主张世界
3、主义是理想，而民族主义是现实，如今却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梁启超在清末曾指责中国人没有国家思想，或“知有天下而不知有国家”，或“知有一己而不知有国家”。也就是说，中国人一向重视“个人”和“世界”，而忽视其间的“国家”。如果梁启超看到的真是中国的“传统”（这与 “修齐治平”的传统进程显相抵牾），则以反传统著称的新文化运动，倒呈现出明显的传统意味。那时的两大主流正是“个人”和“世界”，最有代表性的可能是当时北大学生傅斯年说的一句话：“我只承认大的方面有人类，小的方面有我，是真实的。我和人类中间的一切阶级，若家族、地方、国家等等，都是偶像。”当年人所说的“阶级”，略同于今人所说的“阶段”。傅斯年
4、的表述，或许也受梁启超的影响。梁在1912年曾说，“我国数千年教义习惯，由国家等而下之，则地方思想、宗族思想、个人思想甚发达焉；由国家等而上之，则世界思想甚发达焉”。而对处于两者“中间之一阶级曰国家者”则少有心得，故国家思想“发育濡滞，而至今未能成形”。两人所见当然也有不同，傅斯年的“中间阶级”较宽，包括了家族和地方，而梁启超却将这些都归于与个人同类的一头，特别强调“国”是最应重视的单位。到“五四”时，梁启超的见解已变，主张“国家是要爱的”，但“一面不能知有国家不知有个人，一面不能知有国家不知有世界”。只要把傅斯年所说的“人类”更换为梁启超所说的“天下”或“世界”，则梁氏在清末所斥责的中国“传
5、统”，到“五四”前后恰成为青年学生心目中的正面价值，并逐渐成为梁启超自己也接受和提倡的主张。与梁氏在清季的见解相比，这是一个根本性的逆转。以前他最反对中国人知有个人、天下而不知有国家，曾因此而不惜指责其老师康有为；如今却强调既要知有国家，更要知有个人和世界，几乎完全反其道而言之。最能与时俱进的梁启超，显然是在呼应稍早国内新文化运动中兴起的思潮。傅斯年和梁启超这些言论都发表在五四学生运动之后，可见面向世界的潮流仍盛而未衰。但侧重“个人”的倾向则可见明显的式微，尽管梁启超还试图自圆其说，把“国家”与“个人”和“世界”联系起来，主张应建设一个“世界主义的国家”，并“托庇在这个国家底下，将国内各个人的
6、天赋能力尽量发挥，向世界人类全体文明大大的有所贡献”。但此前排斥个人和人类之间一切中间因素的傅斯年，却逐渐向落实在“国家”之上的“社会”方面转移。正是“五四”的变化，使傅斯年感到一种以“社会”为中心的新道德观“必成此后这个时代的一个最大问题”。而“青年的第一事业”，就是“无中生有的去替中国造有组织的社会”。他强调：“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并不仅仅是一国的人，还是世界中的市民。”但他特别说明：“在现在的时代论来，世界的团结，还要以民族为单位。”故中国人必须养成“社会的责任心”和“个人间的粘结性”，从“零零碎碎的新团结”开始，进而“以这社会的伦理，去粘这散了板的中华民国”。这和不久前要否定家族、地方、
7、国家的傅斯年，显然已相当不同。或许他们都还憧憬着以个人为基础的“世界大同”，不过，少壮的傅斯年已承认“现在还只能有以民族为单位的世界运动”这一现实，而老辈的梁启超仍向往着建设一个“世界主义的国家”。与傅斯年相类，梁启超也说“我们做中国国民，同时做世界公民”。但他更强调要“一面爱国，一面还有超国家的高尚理想。凡属人类有价值的共同事业，我们总要参预”；甚至“目前报酬如何，我们都可以不管”。因此，对已经“背叛”中国的美国总统威尔逊，梁氏也能原谅。可见“五四”的确是个转折的时代，人人都呈现出某种日新月异的意态。颇具诡论意味的是，在国家乃个人与世界的中间阶段方面，傅斯年可能受到民初的梁启超影响；而“五四
8、”后的梁启超在偏重个人与世界方面则明显向傅斯年靠拢，那时的傅斯年又已有所转向，反朝着更早的清末之梁启超的方向转（即世界主义是理想，而民族主义是现实）。这些转变之下隐伏着万变不离的中心思虑，提示出一个更为根本的趋势：“进入世界”其实是好几代中国读书人向往和努力的目标，但被他人主宰的“世界”是否肯接纳愿为世界公民的中国国民，其间还纠葛着无量数复杂因素，让人欲语还休。世界主义余波不衰梁启超、廖仲恺、余家菊那时在内政方面的见解是相当不同甚或对立的，然而他们在面向世界的倾向上则表现出异曲同工的共鸣重要的是“五四”后的梁启超并非特例，他所说的“人类有价值的共同事业”具体即指刚成立的国际联盟，也可以说是今日
9、联合国的前身。在巴黎和会以前，从康有为、梁启超到李大钊等具体政见相当不同的士人，都曾把国联与“世界大同”相提并论。但多数人在目睹巴黎和会的结果后已对国联所代表的理念大失所望，而廖仲恺在1920年1月1日发表中国和世界一文，仍在庆祝“世界大同的元旦”，他指的就是当年1月10日即将正式成立的国联。国家主义派要角余家菊后来也回忆说，他1922年出国留学时，国人仍“醉心于世界和平”，对威尔逊在凡尔赛和会的失败，“世人终觉其为偶尔小挫，难阻进化潮”，他自己对“公理战胜”的梦想也仍在持续，要到欧洲后才观感大变：“我亲眼看见弱小民族的困苦，亲眼看见各国民性的差异，亲眼看见各国国民意识之发扬，亲眼看见各国之剑
10、拔弩张”。于是“和平的幻想，大同的迷梦，都粉碎了”，从此走上国家主义之路。当年很多人转向民族主义正因国联所象征的“公理战胜”对中国而言太过虚假，然而梁启超却可以原谅威尔逊，廖仲恺仍视国联为“世界大同”的开始，余家菊的回忆表明不少人分享着类似的心态。要知道梁、廖、余那时在内政方面的见解是相当不同甚或对立的，然而他们在面向世界的倾向上则表现出异曲同工的共鸣，最能表明世界主义的余波依然不弱，仍有相当的影响力（后来胡适所谓“充分世界化”的提出，才是世界主义真正衰落的表征；世界化而必须争，且须充分，表明此事已成疑问，不得不大肆鼓吹，反映出强烈的危机感）。后来的研究者多看到五四运动后民族主义倾向增强，但当
11、时的国家主义者则看到相反的倾向。中国的国家主义派在欧战后逐渐兴起，后来发展成为青年党。他们所说的“国家主义”，在英文就是今日一般译作“民族主义”的nationalism，无异于三民主义之一的“民族主义”。或因其视角的独特，他们都观察到中国当时面向世界的非国家主义倾向，并感觉到强大的压力。国家主义派领袖李璜注意到，清季官定的国家教育宗旨，是忠君、尊孔、尚公、尚实、尚武五项；民国元年新颁教育宗旨，仍不忘“以军国民主义垂示国人”，这“两个教育宗旨均含有国家主义的色彩”。1919年议定的教育新宗旨是“养成健全人格，发展共和精神”，已“由国家主义的教育而趋向平民主义”，但至少还有“共和精神”在；到192
12、2年又颁布新教育标准共七项，除“注意国民经济能力”一项多少还有点国家的意思，余所关注者为个性、平民、生活、地方等；全然不再考虑“用教育确定国体”和“用教育以绵延国命”的功能了。国家的教育宗旨应当如何是另一回事，非本文所欲讨论。教育界在五四后呈现出淡化民族主义的倾向，则大致不错。国家主义派要角陈启天说：“自从五四运动以来，一切教育的材料均起了一个大大的改变：人人以为有国家彩色的教材太狭隘，不如采用含有世界彩色的教材；纪述战事的教材太惨酷，不如采用歌颂平和的教材较合人道；培养爱国思想的教材太危险，不如培养文化理想的教材可赞赏。”这些想法“固含有一部分的真理”，然未免“矫枉过正”和“理想过高”，无助
13、于“渡过国家目前的难关”。值得注意的是，五四后“国家主义”之名显然不那么受欢迎，陈启天在论述国家主义观念时，“为免除与习惯见闻之国家主义相混淆而发生误解计”，特冠名为“新国家主义”，其实他所说的并无什么改变。陈氏并一一论证其“新国家主义”不仅不与世界主义、和平主义、人道主义、国际主义、社会主义、个人主义、平民主义等相违背，且根本是上述主义的“基础”，至少也“与之相辅”。这些说明皆是防卫性的，并不曾正面挑战世界主义。稍后与国家主义派激烈冲突的国民党，也感受到世界主义的强烈冲击。孙中山到1924年仍“常听见许多新青年说，国民党的三民主义不合现在世界的新潮流，现在世界上最新最好的主义是世界主义”。他
14、在驳斥这一见解时，也不从学理上反对世界主义，仅强调世界主义也是“从民族主义发生出来的”，中国人“要发达世界主义，先要民族主义巩固才行”。到1928年，国民党元老胡汉民仍在论证“世界主义是民族主义的理想，民族主义是世界主义的实行”，颇类似于前引国家主义派的态度。可知试图拉近世界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努力持续了较长时间，不少读书人不仅彷徨于其间，且尽量设法微妙地保持住这一两歧性，很少彻底偏向一边。直到20世纪70年代，我还亲见一伙知识青年在乡村中认真学习世界语，为将来的世界一家做准备。后来中国真面向世界了，但获益的是当年学英语的知青。在这个存在“话语霸权”的“地球村”里，英语远比世界语更“世界”，实非昔
15、年那些充满理想的青年所能逆料。涟漪重叠的历史现象“五四”后倾向民族主义的很多是此前向往世界主义的同一群人，由于思想群体性的凸显，更容易形成一种涟漪重叠的表象，多少掩盖了民族主义对世界主义的冲击强度回到“五四”当时，在学生们因巴黎和会的刺激而转向民族主义之时，教育界还在因应此前新文化运动和欧战掀动的思潮。那些提倡国家主义者的主张本与五四学生的新趋向相近，可是他们却感觉到因五四运动而起的强烈阻力和压力。在一般人眼中，此前向往世界主义和如今倾向民族主义的，都是同一群人（傅斯年便表现出类似的两面性）；更可能的是，国家主义者眼中所见，不过是一个带有“礼失求诸野”意味的“涟漪重叠”现象。徐志摩曾说：“拿一
16、块石子掷入山壑内的深潭里，你听那音响又清切又谐和。余音还在山壑里回荡着，使你想见那石块慢慢的、慢慢的沉入了无底的深潭”可以设想，若在余音仍回荡时再掷入一块石子，便会出现两次回音的缭绕；水中看不见的先后两块石子还在慢慢地、慢慢地沉落，而水面可以闻知的余音却已难辨彼此。同样的情形也表现在石块激起的涟漪之上：此前投下的石块所激起之涟漪还在荡漾，而后投下的石块又激起新的涟漪。石块虽有先后，两次涟漪在视觉上却是连接的，前者可能被一些人视为是新石块所造成；且触岸之鳞波还可借力反荡，与袭来之新波互动重叠（overlap）。这样一种波动不息的繁复层次虽是历时性的，表现出来却像是共时性的，因而也常被认知为共时性的。这或许有助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