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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转全面认识和评价苏轼苏轼不仅是一位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一位“宁为民碎、 不为官全”的民本主义者。但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在 极“左”思想理论的影响下，苏轼是反对王安石变法的“保 守派”成为主流观点。直到现在，这种观点的影响仍然存在。 苏轼作为伟大文学家已经成为国人的共识，但作为民本主义 者的苏轼并不为多数人所了解。本文则论述重点苏轼的民本 思想及其政绩。一、苏轼民本思想的形成苏轼在少年时期，其父苏洵常游学在外，他和弟弟苏辙的教 育就落在母亲程夫人身上。程夫人出身名门，性格果敢而仁 慈，重视儒家经典的传授，言传身教，对苏轼思想、人格的 形成起着重要作用。有一天，程夫人带着小苏轼读后汉书范滂传范
2、滂是 汉代一名官员，铁面无私，得罪了权贵，被诬告判了死刑。 临上刑场时，他向妈妈告别：“儿子不能尽孝，请母亲不要 太过悲伤。”范母回答说：“一个人既想追求留名千古，又要 追求长生富贵，怎么可能呢？你为了正义舍弃了性命，当妈 的支持你。”小苏轼问母亲：“我长大以后也做范滂这样的人， 您同意吗？”程夫人很平静地回答：“你能做范滂，我为什 么不能做范滂的母亲呢？”苏轼立下“奋厉有当世志”。 苏轼八岁时，祖父苏序曾把他送到天庆观跟道士张易简熟读 道德经庄子。苏轼深受影响，后来他在政治上屡屡受 挫后常常流露出“老庄”思想。之后，苏轼又先后进入眉山 城里著名的官办学堂“寿昌院”和青神乡“中岩书院”跟随 名
3、师刘巨和王方（王方欣赏苏轼的才华，将女儿王弗许配苏 轼）熟读儒家经典，深深受到儒家民本思想的影响熏陶。 良好的家庭环境和名师教育，不仅为苏轼后来的发展打下了 坚实的知识基础，而且使他确立了一生为民、矢志不渝的民 本观。对苏轼形成民本思想影响最大的是我国古代最早的经典尚 书。我国最早提出“民为邦本”的是尚书中的五子 之歌。所谓“五子”是指夏启的五个儿子，也就是太康的 五个弟弟。太康尊位，不理国事，喜好安乐，丧失君德，众 民怀有二心，他竟然毫无节制，仍然到洛水的北面打猎，百 日不回。五位兄弟及其母亲在洛水等侯他。这时，五位兄弟 都埋怨太康，追述先祖大禹的教导而写了五子之歌，希 望太康引以为戒。其中
4、第一首则表现了较为完整的民本思 想。原文是：皇祖有训，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予视天 下愚夫愚妇一能胜予，一人三失，怨岂在明，不见是图。予 临兆民，懔乎若朽索之驭六马，为人上者，奈何不敬？ 这段话是说，伟大的祖先曾有明训，人民可以亲近而不可看 轻；人民是国家的根本，根本牢固，国家就安宁。我看天下 的人，愚夫愚妇都能战胜我。一个人已经多次失误，难道要 等到众民造反时才去考察民怨吗？应当在没有形成大的民 怨之前就去考察啊。我治理天下众多的老百姓，就像用腐朽 的绳索驾着六匹马那样随时随地都会发生危险一样小心谨 慎。做君主的人，怎么能对天下人民不敬不怕呢？ 这就是我国民本思想的最早记载，它
5、比较完整地论述了人民 与君主之间的关系以及君主应持的态度，对后世产生深远的 影响。后来，孔子的“民者君之本”说，孟子的“民贵君轻” 说，荀子的“君民舟水”说，无不源于尚书这一民本思 想，都是对尚书民本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苏轼年轻时就对五子之歌产生浓厚的兴趣，进行过深入 的研究和专门的解释。作为以儒学为基础的苏轼，深受其影 响，“民为邦本”的思想遂成为他一生“奋厉有当世志”和 为人、为官、为文的航标。二、苏轼对民本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苏轼的民本思想，既有继承，又有发展。重民、爱民、忧民、 利民、富民，兼而有之，融为一体，贯彻始终。苏轼在御试制科策中说：“天下者，非君有也，天下使 君主之耳。”“天下使
6、君主之”，他认为，皇帝仅仅是主持执 行天下之事者，而人民才是天下的主人。在天命神授、皇权 至上的封建时代，竟敢在皇帝主持的考场上，直率地申述自 己的民“主”观点，可谓大智大勇，胆识过人。苏轼在策略五中说：“臣闻天下者，以其一身寄之乎巍 巍之上，以其一心运之乎茫茫之中，安而为太山，危而为累 卵，其间不容毫厘。”苏轼认为，如果君主高高在上，随心 所欲，依仗君权来统治天下，就如同“累卵”立在“太山” 之上，那是很危险的，万万不可掉以轻心。和平时期，还可 以相制，一旦发生战乱，还有人会听从你的指挥吗？ 苏轼在上神宗皇帝书中说：“人心之于人主也，如木之 有根，如灯之有膏，如鱼之有水木无根则槁，灯无膏则
7、灭，鱼无水则死人主失人心则亡。”苏轼认为，民心的 得失是国家兴亡的头等大事，得人心者为“王”，失人心者 为“独夫”。苏轼把皇帝比作“累卵” 、“木” 、“灯”和“鱼”，而把 人民比作“太山” 、“根”、“膏”和“水”，这同荀子把“人 君”比作“舟”、把人民比作“水”是一脉相承的。如果处 理不好，“累卵”就会坍塌，“木”就会枯死，灯就会熄灭， 鱼就会干死。苏轼就是怀着这样的民本思想和政治主张入仕为政的。三、宁为民碎，不为官全苏轼本来是宋仁宗为子孙选中的宰相，他完全有条件一帆风 顺地登上宰相的高位。但是他的一生却经历了三起三落、宦 海沉浮的磨难。他的政治生涯和政治品质可以用“宁为民碎， 不为官全”
8、八个字来概括。他的政治命运集中表现在对待王 安石和司马光这两个关键人物上。首先，看他在对待王安石的问题上。苏轼 22 岁时，与弟弟苏辙同科进士。26 岁时作为京官下派 凤翔府任节度判官厅事。29 岁返京，授于编修国史机构的文 职官员。31 岁父亲卒于京师，苏轼护丧返蜀，33 岁那年免 丧入京。这时，正值王安石正在宋神宗的支持下推行变法。 苏轼本来是宋仁宗为子孙选中的宰相，王安石也非常看重他 的才华。如果苏轼能够顺水推舟，支持变法，一定能够平步 青云，官运亨通。可是，他不能为了升官而放弃自己的民本 主张。一到京城，便旗帜鲜明地站在司马光一遍，连续三次 上书神宗全面批评王安石新法，指出王安石新法的
9、要害是 “富国”而“贫民”。这时的苏轼仅仅是一个官小位卑的八品文官，他明明知道神 宗把“变法”当成“富国”的头等大事，而王安石又是权倾 朝野的重臣。他的奏状不仅仅是对王安石的抨击，也是对神 宗的批评。“渎犯天威”是要杀头的。若无大智大勇和舍生 忘死的心理准备，那是不可能做到的。苏轼初入政坛，便站 在新旧两派激烈斗争的风口浪尖上，处处与权臣王安石相 左，在自己的仕途上树起了强大的对手和难以逾越的障碍。 在变法派的排挤和打压之下，他只得请求外放，到杭州当了 一名通判，放弃了步入朝廷权力中心的机会。尽管他在杭州、 密州、徐州期间，抵制了变法派“损民”的错误政策，践行 了他的民本主张，但却遭到变法派的
10、嫉恨，以致酿成了几乎 杀头的“乌台诗案”，贬往黄州，降为团练副使。 其次，再是看他在对待司马光的问题上。 元丰八年三月，宋神宗去世，哲宗即位，北宋政坛又一次发 生剧变。宣仁太后一直反对变法，她掌权后就启用司马光为 宰相，苏轼自然得到“骤迁”。五月，被任命为朝奉郎、登 州知州，官阶七品。九月，又被任命为礼部郎中，官阶六品。 十二月，再被任命为起居舍人，官阶六品。次年，哲宗元祐 元年三月，为为中书舍人，官阶四品。九月，被任命为翰林 学士、知制诰，官阶正三品。短短的十七个月，从一个贬谪 的犯官一路直升到三品大员，提升了六个品级，飞跃了十二 个官阶，距离宰相只有一步之遥。如果他能与司马光保持一 致，接
11、替司马光宰相之职势在必然。可是，他偏偏不同意司 马光尽废新法的主张，因而遭到新旧两派的排斥。苏轼不得 不再次请求外放。朝廷也顺水推舟，让其出知杭州、颍州与扬州。元祐八年九月，高太后驾崩，哲宗亲政，以司马光为代表的 “元祐党人”受到打击，苏轼首当其冲。短短几年，换了四 五个地方，在京城几个月，换了五六个职位，终不得重用。 元祐八年，又离开京城出知定州，次年再次以所作诗词多涉 “讥讪”朝廷降为左承议郎，贬往惠州、儋州一带，短短的 五六年中，朝廷连下五道命令，一降再降，贬为惠州宁远军 节度副使、琼州别驾，由一个“从二品”的高官降到九品小 官，一共降了八个品级，十四个官阶，几乎死在海南。由此可见，官可
12、以不做，但以民为本的政治主张不能丢，他 把信仰看的比做官更重要。四、苏轼为什么反对王安石变法王安石变法是中国历史上一件大事。几十年来，所谓列宁所 说的“王安石是中国 11世纪时的改革家”的观点成为评价 王安石的主流观点，苏轼也就成了反对变法的“保守派”。 其实，列宁根本没有说过这句话。这完全是一个“误引”， 早在1984 年8月24日，李存山先生就在光明日报上发 文予以澄清。王安石变法前后只有 16年便以失败告终。苏轼为什么批评 和反对王安石变法？因为王安石新法的核心是“富国”而“贫 民”。 推行青苗法是王安石农业改革的主要措施，其实质就是 国家以贷款为名，用高达 40%至 60%的年利率强迫
13、向农民征 收新税，穷苦百姓是难以承受这种高息贷款的。 王安石经济改革的主要措施是推行市易法，其实质就是 国家以低价收购滞销货物，然后让商家贷款购买或赊货，国 家收取息金和交易费。市易机构是一个庞大的国家商业垄断 集团，大批管理人员，贪腐成风，开销巨大，税率剧增，大 批商户不堪其苦，纷纷倒闭。市易机构为了收回欠款，招人 催欠，民不堪命。王安石变法的另一个内容是实行“免役法，“以钱代役”， 政府用这笔钱去雇人服役。这本来是一项改革，但在实施的 过程中却违背了改革初衷，在征收免役钱时，增加了高达 40 50%的附加税。朝廷通过免役法所得款项甚至超过了 青苗法所得。王安石变法的结果到底如何呢？据宋元时
14、代著名学者马端 临编撰的文献通考记载： 变法前的国家年税收，景德年间，一年仅为 682 万 9700 石， 而变法后的熙宁十年猛增到 5210 万 1029 石，增长了 8 倍， 作为户部的经费，“可以支 20 年之用”。此外，各州县岁收 也大大增加，如作为地方政府经费，可用 24 年。这充分说 明王安石变法确实达到了“富国”的目的。百姓的生活有没有同步提高呢？请看王安石变法期间饿死 人的一组数据：“熙宁中，饥疫人死大半”； “熙宁之灾伤，本路死者五十余万人”； “熙宁八年，两浙饥馑，卒死五十万人”； “民间有钱，尚因无米饿死四十万人”； “熙宁中，杭州死者五十余万，苏州三十余万”； “熙宁中
15、，浙中饿死百余万人。”仅仅两浙就饿死这么多人，其它地方还未统计在内。北宋时 期全国总人口大约有 7000 万到8000 万，而饿死的人数及其 所占的比例是骇人听闻的。元祐七年，苏轼在调任扬州途中看到的社会现实更让人触目 惊心。苏轼在奏状说：“臣顷知杭州，又知颍州，今知扬州， 亲见两浙、京西、淮南三路之民，皆为积欠（欠政府税款） 所压，死亡过半”。这说明百姓的苦难不是局部的，而是“天 下大率皆然”。苏轼还揭露说，每州催欠吏卒不下 500 人， 普天之下，就有“20 余万虎狼”，他们以催收“积欠”为职 业，手段暴虐，横行霸道。综上所述，不难看出王安石是一位“国本主义”者，执行的 是一条“极左”路线
16、，其结果只能是从百姓身上榨取大量血 汗，大大助长了官僚的贪污腐化之风，而苏轼是一位“民本 主义”者，当然要坚决反对。五、以民为本，政绩永存苏轼一生，先后在密州、徐州、湖州、杭州、颍州、扬州、 登州、定州等八地任知州，在凤翔、开封、杭州三地任从官。 他关注民生，发展生产，为民请命，减赋解困，政绩辉煌。 即使在流放黄州、惠州、儋州期间，也没有忘记为百姓做一 些力所能及的好事，以践行他的民本思想。在凤翔。苏轼给全国最高财政长官蔡襄和宰相韩琦写信，请 求免除当地贫困百姓所欠的官钱、官物；革新“衙前法”， 减轻人民的负担；呼吁把一直由官方垄断经营的茶、盐、酒、 矾等货物放开，让百姓经营。在开封。神宗皇帝下旨收买浙灯四千盏举办花灯节。官吏强 行降价收购，百姓敢怒不敢言。苏轼上谏买浙灯状，指 出“陛下以灯为乐”失去了圣上爱民的宗旨。最终皇帝采纳 了苏轼的建议。在杭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