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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第六章 “诗圣”而“情圣”伟大的现实主义 诗人杜甫绪论为了盛唐文学的到来，唐代社会准备了近百年的时间。虽然它姗姗来迟，但到来之后，就以其耀人眼目的光彩使人叹为观止，从唐睿宗景元中开始710712，到唐玄宗的开元末713741，发展到了它的极致。它把盛唐社会的精神风貌完全表现了出来，充分而深刻地反映出初露头角的盛唐知识分子的情感、想望和追求：他们要求突破各种传统的约束羁勒；他们渴望建功立业、猎取功名富贵进入上层社会；他们满怀抱负、纵情欢乐、傲岸不驯、恣意反抗。所有这些，又恰恰只有当他们这个阶级走上坡路，整个社会处于欣欣向荣并无束缚的历史时期中才可能存在。然而，这个极峰，与文学上许多浪漫主义峰巅
2、一样，只是一个短促的时期，很快就转入另一个比较持续的现实主义阶段，那就是以杜甫为“诗圣”的另一种盛唐，其实那已不是“盛唐之音”了。有关这一时期诗歌的发展情况，可以大体分为三个时期：1、从安史之乱的爆发到代宗大历初的十余年，即安史变乱诗坛也就是杜甫的时代。2、从大历初到德宗贞元中的二十余年的大历诗坛；3、从贞元中到长庆末约三十年的元和诗坛长庆，唐穆宗年号，821824。中唐是中国封建社会由前期到后期的转折。如果我们比较一下盛唐诗歌和中唐诗歌，就可以发现它们之间的巨大差别。中唐诗歌转变的首要标志，就是把“言志抒怀”的宗旨变成了“感事写意”。这一时期的唐王朝就处在多事之秋，诗歌之趋向“感事”为主是很
3、自然的。感事与抒怀也并不能截然分割开来，怀抱的抒发往往由“事”而引起抒怀中就有事的痕迹；而记事作品要加上一个“感”字，也就意味着其中仍有抒怀的成分。不过抒怀与感事在侧重点上还是有区别的，一偏于主观情怀，一偏向于客观事象。从“抒怀”转向“感事”，也就是从主观转向客观，从想象转向实在，从抒情转向叙事。所以，原本在中唐诗歌中，盛唐诗歌中的那种浓烈的理想色彩被人间的艰辛所代替；中年的思虑送走了少年轻快憧憬的情怀。中唐诗有一种更加生活化的倾向。并且，中唐诗歌的“感事”，又常常同写意联系在一起。中唐诗人所关注的是社会事象，是为了挽救国家的危机，所以记事的同时自不免有所感发，有时还要发一番议论。论事与感事的
4、性质不同，感事多为情感活动，而论事则侧重在理智的活动。其次，盛唐诗人追求的是境界的浑融，而到了中唐，则出现了有意识的字锤句炼，正如前人所云：“盛唐句法浑涵，如两汉之诗，不可以一字求；至老杜而后，句中有奇字为眼，才有此句法。”（胡应麟诗薮）盛唐存在着审美趣味相近的诗人群（如高岑、王孟，但个性仍不很突出），中唐则出现了相近理论主张的诗歌流派，艺术个性才真正的成熟地表露出来明高棅唐诗品汇总叙：“大历贞元中（大历，代宗年号，766779，贞元德宗年号，785805），则有韦苏州之淡雅，刘随州之闲旷，钱（钱起，大历十才子之一）、郎（士元）之清赡，皇甫（皇甫冉、皇甫曾兄弟）之冲秀，秦公绪（系）之山林，李从
5、一（嘉祐）之台阁，此中唐之再盛也。下暨元和之际（元和，宪宗年号，805820），则有柳愚溪（柳宗元，因贬永州，更其地之冉溪之名为愚溪）超然复古，韩昌黎之博大其词，张（籍）、王（建）乐府，得其故实，元、白序事，务在代明。与夫李贺、卢仝之鬼怪(李贺诗尚奇丽，以鬼才著称；卢仝诗尚险怪)，孟郊、贾岛之饥寒，此晚唐之变也。降而开成（唐文宗年号，836840）以后，则有杜牧之之豪纵，温飞卿之绮靡，李义山之隐僻，许用晦（许浑）之偶对。”（按：高所谓“晚唐之变实属中唐）。从盛唐到中唐，是一个巨大的转变，杜甫就是衔接这个转变的伟大诗人。韩愈调张籍诗云：“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调，调侃传统的“李杜”并称，在表
6、明他们的诗歌成就有如双峰并峙、辉映千古这一点上。但并非二者之间不可以加以比较。比较李、杜，不是为了强分优劣，也不限于辨白风格的异同，正如宋人严羽沧浪诗话所云：“李、杜二公不当优劣。太白有一二妙处，子美不能道；子美有一二妙处，太白不能作。”我们对于李杜的比较，主要在认识二人历史地位的差别，说明他们在诗歌史上的不同作用。我们知道，李、杜两位诗人年龄只相差十一岁，但这十一岁之差，在急遽转变的历史关头，有时竟会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李白的主要活动年代是在安史动乱之前，他的整个诗歌风格也是在这以前基本定型了的；而杜甫的生活经历虽然也兼跨动乱前后，但是他作为他的思想与作品基础的主要时期是在750年以后，他的的
7、那些最成熟、最有代表性的作品，大多数写作于变乱期间。从诗歌史的流变来看，作为“盛唐之音”的天才歌手的李白，其重要作用在“继往”，他把古典诗歌言志抒怀的功能和写景抒情的技巧，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成为后人追摹难及的典范，实际上是给他以前的时代作了总结，也向后来的诗家提出了挑战，传统的诗歌吟咏到他口里已成为绝唱，这就意味着后人不能也不应该重复这样的歌唱，而要适应时代的变化，唱出新的曲调。安史之乱以后的唐诗，正是沿着这条转变、出新的路子摸索前进的。安史变乱期间的诗歌创作是以杜甫为主要代表，这一时代是杜甫的时代。杜甫的诗歌创作显示出了一种与李白为代表的盛唐诗人所没有的创新意义，概括说来体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8、：1、大力发扬了诗歌感事写意的功能。以事件包括政治事件入诗，并不始杜甫。但盛唐以前的诗歌创作，多是以摅写诗人自我情感为主，直陈时事的诗篇极少。正是杜甫在安史之乱前后所写的那些编年史式的感讽时事之作，奠定了我国古代以时事入诗的“诗史”精神，这是对于诗歌功能的一大发展。杜甫的这些作品善于通过个别人物的命运来反映重大历史事件，其中还交织着诗人自身的遭遇和感慨，诗情与史实并茂，诗中见史，体现出感事吟咏的正确创作途径。与此同时，杜甫还开创了诗歌写意的风气，不仅在感事述怀中频繁穿插对时政的意见，还写作了一定数量的以陈述个人见解为主的诗篇，如诸将五首、戏为六绝句等 附：诸将五首，唐代宗大历元年（766）作于
9、夔州。当时安史之乱虽已平定，但边患却未根除，杜甫深感朝廷将帅无能，故作诗以讽之，近人高步瀛唐宋诗举要卷五云：诸将五首为“子美深忧时事，望武臣皆思报国，而朝廷用得其人，故借诸将以寓其意焉。“我们以五首其二为例：“韩公本意筑三城，拟绝天骄拔汉旌（题意在“诸将”诗却并不从这里说起，而先引前贤事迹。“韩公”即历事武则天、中宗朝以军功封韩国公的名将张仁愿。旧唐书张仁愿传：“神龙三年中宗年号，707，突厥入寇，朔方军总管沙吒忠义为贼所败，诏仁愿摄御史大夫，代忠义统众。仁愿至军而贼众已退，乃蹑其后，夜掩大破之。仁愿请乘虚夺取汉南之地，于河北筑三受降城，首尾相应，以绝其南寇之路，中宗从之，六旬而三城俱就。自是
10、突厥不得度山放牧，朔方无复寇掠。景龙二708年拜左卫大将军、同中书门下三品，累封韩国公。“首联揭出“筑三城”这一壮举及意图，别有用意。将制止外族侵入写成“拟绝天骄拔汉旌”，就把冷冰冰的叙述化作激奋人心的图画，赞美之情溢于纸上。不说“已绝”而说“拟绝”，“拟”字颇有深意，是说韩公此举并非一时应急，乃百年大计，有待来者继承，明说韩公而暗着意于“诸将”）。岂谓尽烦回纥马，翻然远救朔方兵（颔联即紧承上联之意，笔锋一转，落到“诸将”方面来。肃宗时朔方军收京，败吐蕃，皆借助回纥骑兵，所以说“尽烦回纥马”。旧唐书郭子仪传曰：“子仪从广平王肃宗子李俶进收长安，回纥遣叶护太子回纥怀仁可汗子领四千骑助国讨贼。“又
11、曰：“安庆绪遣严庄悉其众十万与张通儒屯于陕西，子仪以大军击其前，回纥登山乘其背，贼惊顾曰：回纥来。即时大败，子仪奉广平王入东都。“钱牧斋说：“由此观之，汾阳以朔方孤军收复两都，皆赖回纥助顺之力，故曰岂意尽烦回纥马也。”而回纥出兵，本另有企图，代宗永泰元年765便毁约联合吐蕃入寇。这里追述肃宗朝借兵事，意在指出祸患的原由在于“诸将”当年无远见，因循求助，为下句斥其而今庸懦无能不能制外患张本。朔方，今宁夏灵武一带）。胡来不觉潼关隘，龙起犹问晋水清（“尽烦回纥马”的失计，养痈遗患，“胡来不觉潼关隘“一句，即申此意。安禄山叛乱，潼关曾失守；后来回纥、吐蕃为仆固怀忠所诱连兵入寇。潼关非不险隘，而今不觉其
12、险隘，正是讥讽诸将无人。“龙起晋水”句，以唐高祖起兵晋阳为喻，赞扬代宗复兴唐室。册府元龟载，高祖师次龙门，代水清。至德二载757七月岚州合关河清三十里，九月广平王即后来的代宗、郭子仪率朔方军与回纥、西域之众收复西京，事有相类，所以引譬）。独使至尊忧社稷，诸君何以答升平？（初收京师时，广平王曾亲拜回纥马前，祈免剽掠，“独使至尊忧社稷“即指此。京师虽收，然国家的危机远未消除，“诸将”居然坐享升平，而“至尊”则独自食不甘味，一个“独”字意味深长，两相对照，暴露出“诸将”的无用，言下之意实深，如发出来便是堂堂正正一篇忠愤填膺的文章）“2、在记述社会事象的过程中，经常选择受压迫、受剥削的下层人民作为诗篇
13、的主人公（如其“三吏”、“三别”），正面展示他们在时代动乱中的悲惨生活和痛苦心情，这也是过去的诗歌创作里很少有的。从屈原到李白，在进步的文人诗作中长时期占据中心地位的一般都是知识分子的自我形象，诗篇中的主要矛盾，往往是统治阶级内部的少数正直、清醒的人物与整个黑暗社会、腐朽势力之间的悲剧性冲突，而一般下层民众则多半在诗人创作的视野之外，或者是仅仅作为诗人自我形象的陪衬。杜甫是第一个将普通老百姓的形象引入到诗歌的创作中，并给予突出的位置，真实而非臆想地揭示出他们的思想感情，这不只是加强了文学写照社会的深度与广度，而且也昭示出时代的典型人物、历史主题和审美趣味的重大更新。3、杜甫诗歌在形象构成和艺术
14、风貌尚也有新变。杜甫作诗不限于传统诗歌主要用情、景二端组合成形象，而是大量增入叙事和议论的成分，并由此生发出一整套新的艺术方法如典型事件与场景的概括，写实的细节描写与心理刻画，夹叙夹议夹抒情的艺术表现，以及散文化的章法与文句的组织等和诗歌体制如“即事名篇，无复依傍”（元稹乐府古题叙）的新题乐府、长篇古风与排律、古近体组诗、拗体律诗与绝句等（律诗、绝句每句平仄都有规定，误用者谓之“失粘”，不依常格而加以变换者为“拗体”。前人所谓“拗”，除有时变化第二、四、六字外，着重在五言的第三字和七言的第五字。两联都拗的“称拗句格”，通首全拗的称为“拗律”。凡“拗”须用“救”，有拗有救，才不为病。如上句该用平
15、的用仄，下句则该仄的用平，平拗仄救，仄拗平救，以调节音调，使其和谐，称为“拗救”。也有拗而不救者）。总的说来，杜甫诗歌的新变不单是某一方面或某一局部上的推陈出新，而是从总体上改变了传统诗歌的观念与写法，把过去不入诗或很少入诗的题材、形象、结构、语言，开始多方面地吸收到诗歌创作中来，廓开出唐诗创作的新天地。王禹偁说“子美集开新世界”（日长简仲咸），即是肯定杜甫在诗史上的巨大意义为“开来”。中唐以下至宋、元、明、清的全部诗学几乎都在他的光辉笼罩下。就这一点而言，李、杜的区分就不仅仅是唐诗两个阶段的标志，甚至可以说是全部古典诗歌发展中前后两大历史时期的分界。杜甫的前半生是在唐王朝的鼎盛阶段度过的，深
16、受盛唐文化的熏陶，在他身上洋溢着盛唐诗人的狂放精神和开阔胸襟。其五古望岳，正展现出青年时期杜甫的精神风貌： 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岱宗，即泰山。岱，即“泰”的音转。泰山在五岳中居首位，为诸山所宗。应劭风俗通山泽篇：“泰山，山之尊者，一曰岱宗。岱，始也。宗，长也。万物之始，阴阳交代，故为五岳之长。“夫，语助词。齐、鲁，春秋时代的两个国名，齐在泰山以北，鲁在泰山以南，史记货殖列传：“泰山之阳则鲁，泰山之阴则齐。”青，指苍翠的山色。未了，不断，不尽。这句说从南北两边都可以看到泰山的青色。这是从远处可以望见来描写泰山的高大。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造化，大自然。钟，聚集。神秀，神奇秀丽。阴阳，山后背日的一面为阴，山前向日的一面为阳。割，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