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史学思想.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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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试析钱穆的史学思想特点姓名:袁荣学号:200910943课程:中国现代史学名家研究指导老师:陈锋摘要: 钱穆史学思想有几个特点: 一是学术研究的创新性, 主要表现在中国传统政治非专制论、中国传统社会非封建论、史心论、古史层累地遗失论。二是以天下为己任, 经国济世的精神。三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感情,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文化史观、生命史观、变化史观、通史观念等理论。关键词: 钱穆,史学思想,创新性,经国济世,传统文化钱穆的史学思想涉及面广, 内容多, 如: 经国济世的史学目的论; 中国传统政治非专制论、中国传统社会非封建论; 史心论; 古史层累地遗失论; 文化史观 、生命史观等。从中可以总结出几个主

2、要的特点:一、学术研究的创新性20 世纪90 年代以后钱穆的著作在大陆大量出版并受到广泛关注, 他独特的史学思想为我们展示了研究中国历史的另一个世界。(一) 中国传统政治非专制论钱穆的政治史观最引人注目, 也最为人诟病之处就是其“中国传统政治非专制论”。钱穆生活的时代正是中国政治最腐败、国家最贫弱之际, 内忧外患, 人心思变, 许多有识之士批评中国自秦以来二千年皆“黑暗专制”之政体, 变法革命、学习西方民主政治之呼声高涨。钱穆反对这种观点, 他从自己对中国政治史的研究中得出“中国传统政治非专制论”的结论。1、中国传统政治有一种政治上的责任论。钱穆认为中国传统政治理论是在官职分与责任, 皇帝仅是

3、政治上的最高官位, 因而也有自己的职分和责任。如果天子不尽职, 臣民可以把他推翻甚至杀掉。这是一种“君职论”而不是“君权论” 。2、王室与政府的划分。钱穆认为中国自秦以后的传统政治有君职与臣职的划分, 即君权与臣权之划分, 也可以说是王室与政府之划分。皇帝是国家的惟一领袖, 象征国家统一, 实际政权则不在皇帝而在政府, 宰相是政府的领袖负政治上一切实际的责任。除明清两代无宰相外, 其它秦以下的时代均有相权与君权之划分, 也均有相权对君权的抗衡与制约。3、中国传统政府是一“士人政府”。士人政府由全国各地的知识分子组成, 他们来自民间, 代表民意。首先, 钱穆从知识分子参与政权的方式说明士人政府是

4、一种“民主政体”。知识分子参与政权的途径主要为察举和考试, 考试制度的意义是用客观标准选拔人才, 使之参与政治。“此乃一种直接民权,乃一种由全社会直接参加政治之权” 陈勇, 钱穆传M ,29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这种制度使社会上的人有权加入政府之中, 使政府与社会紧密联系, 融成一体, 政权在中国传统政治里面早已开放了。考试制度在民主精神方面的另一个表现是掌握考试实权者既不在皇帝也不在宰相, 而在政府中的礼部和吏部。其次, 钱穆从“士”阶层本身的性质来分析士人政府的民主性。士是政府与民众之间的中介, 上则为政府组成人员, 下则为普通平民, 因此总怀有一种为民众谋福利的崇高理想,

5、一旦进入政府就能充分表达民意, 实行有利于民众的政策。4、中国传统政治重政府之职能而不重政府之权力。在传统政治制度里, 一官即有一职, 职官是政府组织中的职务分配, 设官分职, 则权自有差别。君主也是一种职位, 只在百官之上, 非在百官之外, 因而有严密的监察制度来监督百官与天子。“中国传统政治一向是重职权划分, 重法不重人。人人有职可循, 有道可守”。陈勇, 钱穆传M ,29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通过以上几个方面, 钱穆提出了中国传统政治非专制论的观点。他认为中国政府不是由特权阶级组成, 而是由知识分子组成, 他们以德行和学问为标准, 以学术思想指导政治实践, 使政治向理想的

6、方向发展。“士人”通过考试从民间进入政府, 使社会与政府融为一体, 政府本身就是由民众中之杰出者组成, 民意即能由下达上, 民众与政府能够自由沟通。传统政治重职不重权、重贤不重量、重法不重人, 君权与相权分离, 台谏制等监察制度既可监察百官又可监督皇帝, 使皇帝不能专权、百官尽职尽责。所以中国传统政治绝不能称为“黑暗专制”。诚然, 把中国传统政治一概说成“黑暗专制”是一种武断、偏激的看法, 但说传统政治专制是没错的。虽然传统政治能相沿不断两千余年自有其合理性, 并且也确实对中国社会发展起过很大的推动作用, 不能全盘否定, 但也不能视之为一种民主政治。钱穆只看到了传统政治中的表面现象, 如宰相制

7、、台谏制、科举制等, 并夸大了这些制度的积极作用, 却没看到中国传统政治的本质。要知道科举制、宰相制等都是从君主制中流衍出来的, 历史发展的趋势也说明君权在不断加强。在君臣关系上, 君尊臣卑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人臣的生死权也操纵在君主手中。君权在传统政治中始终是绝对的、不容侵犯的,因此中国传统政治从本质上说仍是君主独裁、专制。钱穆在当时提出这一观点主要是针对“全盘西化”风潮和“民族虚无主义”理论。他高举民族文化的大旗, 极力宣扬传统政治中好的一面, 美化传统政治, 避免提及政治中专制的方面, 对传统政治的本质缺乏冷静而客观的认识。他只是把传统政治的弊端归于制度与人事的变化上, 他的这一观点一提

8、出就遭到了一致的批评与反对, 不但受到马克思主义者的批评, 也受到了保守主义者如张君劢等人的批评,说中国传统政治非专制不失为钱穆的一大失误。(二) 中国传统社会非封建论钱穆在社会史观方面的独特认识是认为中国自秦以来的社会不能称为封建社会, 而应称为“四民社会”。钱穆认为中国在秦以前可称为“封建社会”, 但这与西方的封建社会不同, 中国的“封建”是一种与郡县制相对的政治制度而不是社会形态。到秦以后贵族已全面崩溃, 出现士、农、工、商四民, 正式形成一个“四民社会”。士为这个社会的领导阶层, 因此把社会中“士”地位之变化作为划分“四民社会”发展阶段最重要的标准。按照“士”地位的变动, 可将“四民社

9、会”划分为五个时期:1、游士时期: 春秋末贵族阶级崩溃, 士人新兴之转型期。先秦诸子百家各怀一套理想周游列国, 以期行道得志于天下。此时期上面结束了春秋时期的封建贵族社会, 下面开起秦汉以下之士族新社会。此期也可名为“游士社会”。2、郎吏时期: 两汉。上面的政府已变成士人政府, 而士人参加政府之路径, 首先是为郎为吏。士人得为郎吏之资格, 则是经地方察举获入太学。故此期可称为“察举社会”或“太学生社会”。士人在政府方面正式奠定仕途, 于是此时期之后半段渐有士族兴起。因此也可称为“士族兴起的时期”或“士族社会”。3、九品中正时期: 魏晋南北朝,也称“门第社会”,是士族全盛之时期, 亦称“士族确立

10、时期”。士族与门第为沟通政府与社会之桥梁, 为变相之封建贵族。4、科举时期: 唐代科举制度产生, 门第社会崩溃, 又为一社会转型期。也可称唐代科举为“门第过渡时期”。5、进士时期: 科举进士, 唐代已有, 但绝大多数白衣进士自宋代始。可称自唐以下社会为“科举社会”, 宋以下特称为“白衣举子社会”, 即“进士社会”,也可称唐代社会为“前科举社会”, 宋以后为“后科举社会”。钱穆的“四民社会”观点在中国史学界独树一帜, 自成“一家之言”, 既与我们所奉行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划分不同, 也与中国其他史学家的观点不同。我们不可盲目批评其为错误、唯心, 只把它作为一种另辟蹊径的研究中国社会史的方法,

11、供大家参考。(三)“史心”论。“史心”论是钱穆对治史者提出的基本要求之一。刘知己提出史学家要有“才、学、识”三长, 章学诚增加了“史德”一项, 钱穆在此基础上提出“史心”论。钱穆在中国史学发微中详细描述了“史心”论:“诸位学史学, 必要养成一番广大的心胸, 乃及一番远大的眼光, 来看此历史之变化。更贵能识得历史大趋, 一切世运兴衰, 背后决定在人。决定人的乃在长久的精神条件。须知我们大家负有此时代责任, 须能把我们自己国家民族以往在长时期中之一切兴衰得失, 作为我求知的对象。如此般的知识, 可谓之是史识。历史上有过不少为民族为国家为大群体长时期前程而立志操心的大人物, 他们此种心情,可谓之史心

12、。培养史心, 来求取史识, 这一种学问,乃谓之史学。史学必以国家民族大群体长时期上下古今直至将来为其学问之对象。由此培养出一番见识和心智, 其自身始得成为一历史正面人物, 便是能参加此民族国家历史大趋之人物。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M ,300页,北京: 三联书店, 2005。 所谓“史心”, 一为“为国家民族前程立志操心”的心情, 即对国家民族的强烈责任感; 二为做一“历史正面人物”。钱穆眼中的“史心”不但指对史学研究对象的态度,还指史学工作者自身的修养。史学家既要站在历史之外研究历史, 还要加强自我修养, 做一个创造历史之人。(四)“古史层累地遗失”说。钱穆的这一学说是针对顾颉刚“古史层累地造

13、成”观点提出的。按照顾颉刚的说法, 东周以前的古史, 特别是夏商以及更古老的历史记载很多是后人添加的, 时代愈长, 后人添加的内容也就愈多, 因而要进行古史辨伪, 把后人伪造的部分去除。钱穆则提出􀀂 古史层累地遗失 的观点, 他认为古史在流传过程中不断地被淘汰、遗失, 失去了本来面貌, 因此对层累遗失的真古史要特别加以探索, 建立一个可信的系统的上古史体系, 使我国历史有一个可信的来源, 使国人了解自己民族的来源与根本。顾颉刚的观点在“破”, 打破人们对古史的迷信, 但也有过于怀疑中国古史的一面。钱穆的观点在“信”, 使人们相信中国古史的真实性, 但他也不是一味“信古”, 而是强调“考而后信, 重建上古信史”。钱穆.,国史大纲引论M,86页,北京: 商务印书馆,1996。 可见钱穆的这一观点是对当时“疑古”思潮的一种纠正与补充, 对我们研究上古史有借鉴意义。以上是钱穆史学思想中的独特之处, 从中可以看出钱穆治学中强烈的创新意识, 他不拘泥于古人的理论, 也不随波逐流, 而是通过自己独特的眼光与缜密的思考得出许多独树一帜的观点。虽然他的某些观点如􀀂 中国传统政治非专制论 有不适当之处,但他的这种创新精神值得每一个史学工作者学习借鉴。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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