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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 脱 嵌 到 嵌 入卡尔波兰尼社会思想引论一、导言一 问题匈牙利籍学者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1944年发表的经典著作大转变(Great Transformation: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 )为人们认识市场经济、理解两百多年来的西方历史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洞见。在他看来，市场经济远不是如新老自由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是人类经济活动自发演进的产物，相反，依靠价格机制进行自发调节的市场体系完全是人们为了适应机器大生产的需要而人为建构的结果。随着劳动、土地和货币作为虚拟商品(virtue commodities)纳入市
2、场体系，后者成为独立于社会其他部分的自主系统，人们的经济活动不再是嵌入于（embedded）社会之中，而是脱嵌于（disembeded）社会之外。不惟如此，由于劳动和土地分别意味着人和自然，而人和自然是社会的物质构成要素，所以这两者的虚拟商品化意味着社会反过来从属于市场，市场社会由此成为市场经济的必然产物。然而，市场社会给生活在其中的人们带来了无法承受的风险和退化（degradation）使得它从其诞生的第一天起，就引发了旨在保护社会的反向运动（counter-action）。这种反向运动不断地侵蚀和破坏市场经济运转的机制，使得市场社会变得越来越不稳定，进一步推动反向运动的积累和发展。最后，市
3、场经济的各大制度机制一一崩断，法西斯主义浮出水面，试图收拾残局。可以说，在上述的大转变与波兰尼后来的研究中，包含着对人类社会的历史与本性、对现代性、对人类的当下处境的深邃而独特的思考。随着冷战的结束，以及接下来新自由主义的弊病在其流行中的暴露，波兰尼的思想逐渐走出了阴影和迷雾，越来越成为人们重新思考历史和现实的重要参照。然而，对波兰尼思想的已有研究远远不能与当下的这种需要相匹配。为数并不很多的已有研究主要表现出两种倾向：一是把注意力集中在对波兰尼提出的三种经济整合模式(models of transaction)即互酬(reciprocity)、再分配(redistribution)和市场交换
4、(exchange)的界定，以及对其中某种模式（主要是再分配）的应用前景的考察上，或者与此相关，把精力花在对形式经济学（formal economics）与实质经济学(substantive economics)之间的争论上，这是一种技术化的倾向 当然，这并不是说波兰尼的经济整合模式分类理论以及形式经济学与实质经济学之间的划分不重要，相反，它们在波兰尼的整个思想中占有极大的分量，不过，展现这种分量需要与已有讨论完全不同的理论语境，这正是本文所尝试提供的。；另一种倾向与之相反，是一种意识形态化的倾向，它们把波兰尼对市场经济的尖锐批判作为自己反对资本主义和全球化的教条化的理论武器，把波兰尼作为某种
5、意识形态象征，就像哈耶克被自由主义者作为自己阵营的象征一样 同样，这也不意味着不能反对市场经济或者经济全球化，只是说不能不顾历史环境的改变，在意识形态争论中不加反思地把波兰尼的话作为的标枪和子弹，甚至作为防弹背心。与历史上一些重要的社会思想家（比如马克思、涂尔干，某种意义上也可以包括韦伯）所遭遇的情况类似，上述两种倾向的产生很可能源于对波兰尼思想发展的一种人为的割裂式理解，即把他到写作大转变时为止的思想与他到美国大学任教之后的思想截然分开，并根据论者自己的倾向作取舍：或者认为前一阶段的思想是真正独立而富于原创性的、而后一阶段则是由于向美国意识形态和学院制度的妥协而丧失了真正的问题意识；或者认为
6、只有在后一阶段才摆脱了过分的意识形态偏向、从而在翔实的材料基础上开发出有价值的学术思想。在本文看来，虽然在去美国前后波兰尼的研究风格发生了明显的转变，但他的问题意识是始终如一的：大转变远不是意识形态宣传；而波兰尼在北美的经济史和经济人类学研究更不是“思想淡出、学术凸现”的表现。本文的目标，就是对波兰尼前一阶段与后一阶段的研究取得通贯的理解，为达此目的，首先要对经济行动的“脱嵌”过程进行深入的考察，我们将区分若干个面向，尽可能细致深入地分析“脱嵌”过程的社会学意义。二、预备概念“嵌入” 要想对经济行动的“脱嵌”过程进行考察，可能首先要弄明白什么是“嵌入”。“嵌入（embededness）”这个概
7、念首先是由波兰尼在大转变中提出来的。不过，正如有的论者所言，虽然此后波兰尼在社会科学界、特别是经济史和人类学领域取得了影响，但在很长一段时间中，直接提到他、公开讨论他的人并不多（Stanfield, 1986, 20-1; Lewis, 1991），所以，现在提到“嵌入”概念，人们更多地是想到了格兰诺维特，正是后者的一篇经典性文章经济行动与社会结构（Granovetter, 1985）使得“嵌入”概念在社会科学界无人不知。然而这种广泛的运用也造成了混乱，读过波兰尼的书和格兰诺维特的论文的人都能够明显地感受到，两个人对这个概念的用法，虽然似乎有某种联系，但更明显的是两者之间的差异。在最近举行的一
8、次关于“嵌入”概念的讨论会（Krippner, Granovetter, etc., 2004）中，面临严厉的批评，格兰诺维特只得坦白承认，虽然他在那篇文章开头的文献讨论中提到了波兰尼的大转变，但是“嵌入”这个概念是他早在读到波兰尼之前就想到要用的，而写这篇文章时，他其实已经忘了波兰尼到底说了什么，所以这个概念在他那里的用法与波兰尼的用法并不相干，而且由于后来这个概念被用滥了，“试图要涵盖几乎任何东西，因而也就毫无内涵”，所以他自己早已经不用了。由此可见，格兰诺维特版的“嵌入”概念应该被抛弃，正如克里普娜（Greta Krippner）虽严厉却中肯地批评的，格氏和新经济社会学对“嵌入”概念的使
9、用，仍未脱离将经济与社会相分离的窠臼：当他们用社会视角研究经济过程的时候，他们抛弃了市场的领域；反过来，在他们那里，市场则是没有任何社会内涵的、理论上自主存在的实体（entity）（Krippner, Granovetter, etc., 2004） 有趣的是，在读到克里普娜的批评之前，笔者从社会理论的角度也给出了一个殊途同归的批评，见（刘阳，2005）。所以，这里对嵌入概念的讨论，我们还是打算回到卡尔波兰尼。遗憾的是，在大转变中，波兰尼极少提到“嵌入”，而是把嵌入状态作为自然的状态而不加界定，直接讨论脱嵌的过程。然而我们为了讨论层次的清晰起见，还是要从他的整体论述中离析出嵌入状态到底为何 在
10、大转变中，波兰尼对嵌入的有限讨论集中在第六章，这里是对这些讨论的梳理和概括。在最明显的层次上，嵌入状态意味着劳动力和土地尚未商品化，仍然与人们的生活浑然一体 波兰尼所说的虚拟商品有三种劳动力、土地和货币，不过在这里讨论何为嵌入状态的时候，我们只论及前两者。尽管只有到了自发调节的市场经济出现之后，货币的虚拟商品化所包含的巨大风险才显露出来，但是在真正的市场经济出现之前，它已经具有虚拟商品的性质，所以我们把它暂时排除在关于嵌入状态的讨论之外。劳动力是人的生命、人的生活的一部分，它的意义不仅仅是为了获得自己和家人生存所必需的物质资料，而且具有丰富的社会和文化层面的涵义。也就是说，人的劳动是同他的整个
11、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是嵌入状态的第一个层面。而土地呢：经济功能仅仅是土地的许多至关重要的功能中的一种。它为人的生活提供稳定性；它为人提供栖息之所；它是他生理安全的条件；它也是风景和季节。设想他的生命中没有土地，就像设想他出生时没有手脚一样。（Polanyi, 1944, 178）换言之，土地的经济功能也是与它满足人的需要的其他功能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波兰尼还进一步言道：“劳动形成生活的一部分，而土地仍然是自然的一部分，生命和自然形成一个紧密链合的整体。（）”包括劳动在内的人的所有活动都是与自然紧密联系成一体的，这是嵌入状态的第二层面。嵌入状态的第三个层面可以从第一个层面引申出来。既然劳动不仅
12、仅有经济义涵而且有社会和文化义涵，那么这种活动就必然是交织在“诸如亲属关系、邻里关系、职业关系和信仰关系”等等各种社会关系之中的，因为这些意涵只能在人与人的关系中才能生发、体现出来。以上我们根据大转变对嵌入概念进行了非常简单的、初步的探讨，这种探讨的目的并不在于给出一个严格、清晰的定义，而在于让读者对这个概念有个基本的认识，以便我们下面进行有关脱嵌的讨论 实际上，对嵌入的讨论本身就是本文的主要任务之一，见本文第三部分。二、脱嵌的过程与表现：经济与政治的分离按照波兰尼的理解，西方十九世纪文明在二十世纪的崩溃，就是建立自发调节的市场经济的努力所造成的后果。由于自发调节的市场经济的建立是以劳动力、土
13、地和货币的虚拟商品化为基础的，所以，根据本文前一部分对嵌入的界定，我们也可以说，西方十九世纪文明的崩溃是“脱嵌”过程所造成的后果。然而，正如西谚所云，罗马城不是一天可以毁掉的，我们必须考察最终产生如此巨大后果的过程是怎样一步步展开的。基本上，这个过程可以概括为经济与政治逐步分离的过程。一、 从绝对主义国家到法治国家由于受到以“人类历史发展五阶段论”为代表的粗俗历史唯物主义的影响，国内学界对“绝对主义国家”这个概念不甚熟悉，一方面有人会把“绝对主义”与西方学界所说的“专制主义”相混淆，以至于把“绝对君主制（absolute monarchy）”误译为“专制君主制”；另一方面，人们对西方社会从封建
14、主义到资本主义的转变过程不甚了了，也没有足够的兴趣去了解“绝对主义”这个概念。对前一个误区的澄清超出了本文的范围 有兴趣的读者可参阅刘北城为佩里安德森（安德森，2001）所作的中译序，本文对绝对主义国家的讨论，在很大程度上以这本书中的论述为基础。，而就本文的目的而言，对作为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的过渡的绝对主义国家的探讨，却具有基本的重要性。在典型的封建主义的环境里，不管是乡村里的农奴还是城镇里的手工业学徒，都生活在经济与政治水乳交融中，一方面，他们向领主或者行会师傅贡献自己的劳动或劳动产品，另一方面也由于自己对后者在人身上的依附而获得政治意义上的庇护和社会意义上的照料和人格交流。用安德森的话说
15、就是“封建主义作为一种生产方式本来的定义应是：经济与政体的有机统一体农奴制作为榨取剩余价值的机制，在村社这个最小的分子中将经济剥夺与政治法律强制融为一体”（安德森，2001，6） 在这里需要注意的是，作为西方知识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安德森比较严格地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所以我们应该注意淡化他著作中诸如“榨取剩余价值”、“经济剥夺”和“政治法律强制”这样一些概念的价值评判色彩。笔者引用这段文字的目的，只是在于作为封建社会中经济政治紧密不分的证据。封建主义中政治经济紧密结合的状况在绝对主义王权出现之后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从前的封建共同体单位（庄园、行会）中的政治功能逐渐退化。作为这种退化的补充，这
16、些单位在经济上得到巩固，这种巩固的最明显体现就是罗马民法、特别是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观念的复兴（安德森，2001，7；12-3）。不过，封建共同体单位中政治功能的退化并不意味着在整个社会里，经济和政治都已经截然两分了。实际的情况是，政治功能虽然在社会基层单位淡化，但却在社会秩序的顶峰中央集权的君主政体那里集中起来。再次借用安德森的话说，经济剥夺与政治法律强制基本联系的解体，并不意味着后者在社会中消失了，而是成为后者向社会体系的王权巅峰集中的前提条件（安德森，2001，7）。这样，我们可以说，在绝对主义王权国家里，经济与政治的联系在社会基层趋于解体，但在社会的最高层君主王权那里，却集中起来并获得了更高层次的统一。一定要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当然可以说成经济剥夺与政治法律强制在更高、更间接和更有欺骗性的层次上勾结在一起了；然而如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