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兰尼的观点》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波兰尼的观点（6页珍藏版）》请在金锄头文库上搜索。
1、1949年，德鲁克发表了不流行的克尔凯郭尔(The Unfashionable Kierkegaard) 一文，他指出19世纪以来思想家们都在思考一个共同的问题：“社会是如何存在的？ ”不同的学者，给出了迥异的解答，格兰诺维特镶嵌理论，实质上也是为了回答这个问题。1985年，格兰诺维特在美国社会学杂志(America Journal of Sociology)上发表经济行动与 社会结构：镶嵌问题(Economic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The Problem of Embeddedness)，由此 拉开了“新经济社会学”的研究序幕。格兰诺维特所说的“镶嵌”(
2、Embeddedness)这一概念来源于卡尔波兰 尼(Karl Polanyi)。波兰尼是一位出生于匈牙利的学者，被公认是20世纪最伟大的社会科学家之一。彼得德鲁克是波兰 尼一家人的好友，在旁观者(Adventures of a Bystander )中，德鲁克以惊叹的笔调描写道：“这一家 人是我所见所闻中，最了不起而且成就最为惊人的，每一个都非常成功而且深具影响力。但是，最叫人叹 为观止的，还是他们全家人都致力于超越19世纪，找寻自由的新社会：一个既非中产阶级，也非属于 自由派的，欣欣向荣而不为经济所操纵的，公有共享且不是马克思集体主义的社会。他们一家人让我 想到朝着不同方向行进，追寻同一个
3、圣杯的圆桌武士。”能够被德鲁克喻为圆桌武士，这是非常难得的赞誉。 在西方，圆桌武士是指跟随亚瑟王(King Arthur)的一群勇士，他们击溃罗马军队，建立了统一的不列颠 国家，然后四处寻找耶稣留下的圣杯，是中世纪欧洲骑士的楷模，是“英勇”、“忠诚”和“信任”的象征。德鲁 克以寻找圣杯的圆桌武士比喻波兰尼全家，形象地表达了他们追寻真理、追寻完美、追寻人类社会未来方 向的不懈探索。波兰尼通过对两次世界大战的反思，提出了自己独具一格的社会科学思想。在他的代表作大转型： 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4、 Origins of Our Time)中，波兰尼指出，19 世纪至今，社会经济形成了一个闭锁系统，由相互关联的市场通过价格机制自动调节。政治状况、宗教信仰以及社会关系，都外在于这个经济系统，不管政权是专制还是民主，不管宗教差别或者民族差别有多么大，市场机制都在那里发挥着作用。然而，经济史告诉我们，事实绝非一直如此，在19世纪之前，经济镶嵌于政治、宗教与社会关系中，处于附属地位。自马尔萨斯(Thomas Robert Malthus)和李嘉图(David Ricardo)等人开始，古典经济学家强调经济是一个自足的系统，社会甚至附属于经济系统。工业革命形成了这种自我调节的市场体系，进而形成了社
5、会与市场之间的紧张关系。波兰尼认为，市场经济哪怕有多么大的优势,一旦自我封闭，就会成为社会问题的根源。所以，波兰尼提出还市场于社会”的思路。他强调，正是政治、宗教、经济之间的镶嵌，造就了社会的开放性。波兰尼的意图，大致可以概括为通过追溯经济史，寻找既非资本主义又非共产主义的第三条道路，在保障个人自由和维护人的社会性之间救赎人类。所以，在波兰尼那里“镶嵌”特别重要，是社会生机之源。镶嵌理论概述格兰诺维特的“镶嵌”一词源于波兰尼，但其内涵却已有所变化。在波兰尼的语境中，镶嵌意在表明经济与政治、宗教之间的互相嵌入关系；格兰诺维特所说的镶嵌，则是为了分析市场主体(包括个人和组织)的行为而研究个人在社会
6、网络中的互相嵌入关系。经济学和管理学中所说的镶嵌，与社会网有着密切关系。波兰尼认为：“人类经济行为在前市场经济 的社会里确实是依赖社会网的，但随着现代化进程，这类行为已经变得比较独立了。”另一部分学者(主要 是经济学家)则不同意上述看法，他们对人类的经济行为采用低度社会化假设，在这些经济学家眼里，“即 使在部落社会，经济行为仍然独立于社会关系之外不论在早期社会或现代社会，先前所说的镶嵌在社 会关系中的行为与制度，其实可以从理性与独立个人的自利动机中获得更深刻的理解。从亚当斯密至今， 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都以“理性经济人”为分析前提，在生产、分配与消费行为中，理性的个人完全 不受社会关系与社
7、会结构的影响，只是根据利益计算采取行动，“交易双方有社会关系或多或少只是自由市 场的累赘而已”。在这些经济学家的分析中，社会关系隐而不见，剩下的只有一个个孤零零的工于算计的理 性经济人”。换句话说，经济学的主流是忽视社会网络的。但在社会学那里，往往与主流经济学相反，采用以社会为本位来解释个人行为的观点。多数社会学 家认为，人们的行为完全决定于社会化过程，通过教育等手段，社会的风俗和价值观等因素，会内化为个 人的行为准则。在这种分析思路下，“人们的行动总是被假设依从于风俗习惯，或义务，或做当然该做的事， 或正确而适当的事，或公平正义的事。”显然，在这种分析中，个人成为“风俗习惯”的奴隶，他的所有
8、行动 只是社会风俗习惯的忠实反映。最典型的表述就是“人是社会动物”。马克思所说的“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 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也在强调人的社会性。换句话说，社会学的主 流聚焦于人的社会化。对于上述偏向于个人和偏向于社会的两个假设，格兰诺维特分别冠之以“低度社会化”和“过度社会化” 的称谓。表面上看，二者处于两个极端，然而，格兰诺维特认为这两种观点共同地以社会性孤立的行动者 作为行动与决定的中心”。在前者的观点中，孤立来自于个人对自我利益的一味追求；在后者的观点中，孤 立来自于个人的“行为方式已经被内化”。“ 一个人的社会阶级或职业市场区隔一旦是已知，完美的社会化
9、使 他的行为方式已经被决定了”。两者对人类行为的分析，都脱离了具体的社会情境和个人所处的社会关系， 其分析同真实的个人行为相差很远。因此，格兰诺维特认为，“对人类行为的完整分析，应该尽量避免过度 与低度社会化的孤立问题。行动者既不是像独立原子一样运行在社会脉络之外，也不会奴隶般地依附于他/ 她所属的社会类别赋予他/她的角色。他们具有目的性的行动企图实际上是嵌在真实的、正在运作的社会关 系系统之中的。”避免机会主义的方式市场经济是一种信任经济，如何避免机会主义行为是历代经济学家苦苦思索的主题。在经济学的创 始人亚当斯密那里，被假定的理性经济人”存在于完全竞争的自由市场上，由于看不见的手”起作用，
10、人们 采取欺诈行为的动机会因为市场的淘汰而被压制。然而，现实中并不存在完全理想化的竞争市场，市场参 与者之间在资源、信息等方面总会存在不均衡，这就为欺诈等机会主义行为创造了条件。威廉姆森将机会 主义定义为“一种基于追求自我利益最大考量而采取的欺骗式战略行为”。如何解决欺诈问题，一直是经济 学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以新制度经济学为代表的学者们认为，应该完善制度，使欺诈行为付出高昂的代价”。格兰诺维特认 为，新制度经济学者忽视了人际关系和个人义务在防止欺诈上的重要作用。任何制度都会有漏洞，制度限 制的往往是遵纪守法的人，对于机会主义行为不可能一直有效。所以，他认为制度主义的解决办法，只能 治标不能治
11、本，其实质为一种低度社会化的观点。另一部分学者认识到制度的局限性，但他们用以弥补制 度不足的方式是社会的“普遍道德”，号召“道德的血液”发挥作用。在一个道德高尚的社会氛围中，欺诈行为 发生的可能性比较低。显然，同制度一样，道德的作用也是相对的，在一个信任度很高的社会中，欺诈等 机会主义行为的收益反而会更大，因为在这种氛围中多数人往往容易轻信他人。格兰诺维特强调，无论是制度还是道德，都不能成功地避免机会主义行为。人是社会的组成要素， 但是社会并不是由孤立的个人组成的，而是由互相联系的个人组成的。所以，社会的运行，固然离不开个 人，但更不能脱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使人们之间产生
12、了相互信任，而信任对社 会的顺利运行发挥着重大作用。例如，在实际生活中，人们总是怀疑大众媒体传播的信息的真实性，只有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才 会试一试这种信息。一般而言，“我们都会寻求更好的信息”，更好的信息来源主要有两种，一是自己的个 人经验，一是朋友的经验介绍。之所以说这种信息“更好”，是因为其中包含了不可或缺的信任因素。社会关系网络有助于产生信任，但前者并非信任产生的充分条件。甚至在特殊情况下，社会关系会导致大规模的集体欺诈行为。格兰诺维特指出，信任实际上是将自身的未来押在对方的行为上，这会真真切切地造成更好的欺诈机会”，另外，在对外进行欺诈的团体内部，往往会存在着较高的互相信任“盗亦有道
13、”，“道上的朋友”往往能够信任到“两肋插刀”而让常人感叹莫及。社会关系网络不仅是信任产生的重要前提，更会影响到欺诈行为造成的社会后果严重程度。如果被欺诈的人相互之间没有任何关系，那么这种欺诈行为将不会带来大规模混乱，被欺骗的人很可能不得不选择沉默；反之，则可能会造成更大范围内的社会失序。评点威廉姆森的理论为了阐明社会网络理论的解释力，格兰诺维特以威廉姆森的理论为靶子展开评点。威廉姆森是艾尔 弗雷德钱德勒和罗纳德科斯（Ronald H. Coase）的学生，根据钱德勒的研究，在经济生活中，企业管理 者为了避免欺诈行为，能力允许时往往采取纵向一体化战略，将市场交易行为纳入企业组织结构，从而克 服不
14、确定性，降低交易成本。无独有偶，科斯更进一步，在1937年发表的企业的性质一文中，甚至 将企业诞生的原因归结为企业家降低交易成本的需要。威廉姆森综合了钱德勒、科斯等人的理论，对交易 成本影响组织治理结构的问题进行了系统探讨，并因此获得2009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威廉姆森认为，决定组织结构形态的直接因素是交易成本，交易成本根据组织面临的不确定性来衡量，二者呈正比关系。他进一步指出，组织面临的不确定性主要来源于如下的几个因素：首先，环境和交易对方的机会主义行为导致不确定性；其次，资产的专属性（指某一资产可转移给他人并转做其他用途而不损及生产价值的程度，该程度愈高，则资产愈无专属性）导致沉没成本，这
15、种沉没成本一方面使交易双方的互相依赖增加，另一方面也使交易方在面临欺诈行为时更加脆弱，不确定性增加；再次，交易次数影响不确定性，若交易频繁，则管理者往往倾向于将交易整合入正式组织结构。威廉姆森关于组织结构的理论如下图所示:威廉姆森交易成本理论示意图摘自罗家德、叶勇助著：中国人的信任游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26页。在威廉姆森的理论中，企业采取何种组织形式，无疑要视交易成本而定。交易成本并非仅仅是金钱，企业家的精力、时间等都属于交易成本的范畴。按照威廉姆森的逻辑，企业家之所以力求把市场交易纳入组织结构内部，取决于两个具体原因：第一，企业管理者的理性是有限的，他们没有能力预测并安排
16、长期经济交往中的一切事务，当交易被纳入企业内部时，管理者的行为将不用再取决于他人的状况，从而能够大大降低不确定性。第二，欺诈等机会主义行为在市场上难以避免，但是交易被纳入内部以后，机会主义行为会因权威命令关系以及团队意识而迅速减少。当然，把市场交易纳入组织结构内部，管理成本（即组织内部交易成本）又会大大增加。所以，企业治理在何处何事何时采用何种治理结构，要比较市场、网络、层级这三种治理方式的成本而定，不能一概而论。威廉姆森的上述分析，表面看来没有问题。然而，格兰诺维特认为，威廉姆森的观点中既有低度社会化的缺陷又有过度社会化的错误。他指出，在威廉姆森笔下，“市场”犹如霍布斯描述的自然状态，人与人之间除了尔虞我诈，相互竞争之外，没有其他关系；相反的一面，组织内部权威命令的效果则被夸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