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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康乾盛世”：一个跨越世纪的误读一、引言 清康熙（1662 -1722）、雍正（1723-1735）、乾隆（1736-1795）三朝是中国的一段特殊历史。这一时期社会稳定，江山一统，史称“康乾盛世”，又称“康雍乾盛世”。一般认为，“盛世”始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的平定三藩之乱和统一台湾，终于嘉庆四年（1799）的乾隆善终。传统上认为，“康乾盛世”是中国封建社会继汉朝“文景之治”（历时92年）、唐朝“贞观之治”（历时116年）之后的第三大盛世，也是持续时间最长的一个盛世。 当后世论及中国17世纪后半叶到19世纪初的历史，也就是和“康乾盛世”基本重叠的年代，几乎都认为这是中国一段非常强盛繁荣的
2、时期，甚至一些国外的知名学者（如麦迪森、彭慕兰等）也非常高看中国的这段历史，把200年前的中国看作是世界的中心。也恰恰是这段时间，英国出现了工业革命，大机器生产、成批的专利发明以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登上西欧的历史舞台。 中国人自己讲盛世已经习以为常，但如果我们抛开“太平盛世”、“国泰民安”这些典型中国式的似是而非之语，采用事实对比的方法，尤其是把中国放在世界的视野范围内去观察比较的话，这个盛世似乎就要大打一个折扣。如果我们把目光稍稍后退几十年还可以看到，那场把中国带进“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战争（鸦片战争）就发生在这段盛世之后的仅仅40年，甚至仅仅20年（因为还有一种说法认为那次盛世一直延续到1
3、820年）。世界上有这样一种“盛世”，仅仅过了20年，就在自己的地盘上输掉了一场极其重要的战争吗？而且是输给了远在万里之外的一个小国（当时英国人口仅1000余万）？ 这段历史值得重新审视。二、盛世之“说” “盛世”至少要符合五个条件，分别是政局稳定、经济繁荣、民生安康、文化兴旺、国力强盛。从近代到当代，涉及康乾时期的历史评价，一般都用国家统一、社会安定、经济繁荣这些字眼来概括，认同“盛世”的说法。例如，我国著名清史专家戴逸就认为，该时期我国政治安定，经济繁荣，生产力发展，财政宽裕，居民生活也相对富裕。因此，这个可以称得上是封建的盛世。纵向来看，胜过汉唐；横向来看，胜过其他国家。（盛世的沉沦戴逸
4、谈康雍乾历史）即便人们对康乾时期的闭关自守、轻视科技和残暴专制有所批评，但总是肯定这一历史时期的辉煌成就，尤其是在经济发展和民生富裕上的成就。 有意思的是，国外的一些有代表性的学者对200年前的中国评价也极高，尤其是在经济领域的发展成就。 英国的安格斯麦迪森是世界上著名的经济史学家，他采用相当于今天国民收入核算（GDP）的大致方法，测算了公元12003年中国、欧洲、印度、日本及全世界的人口、GDP、人均GDP等一系列经济指标。根据他的名著世界经济千年史，从1700年到1820年，中国的GDP由828亿国际元增加至2286亿国际元，占当时世界GDP总量的比重由22.29%提高至32.92%；人均
5、GDP则不变，均为600国际元。国际元是麦迪森在研究中采用的一个货币单位，扣除了各国货币在购买力上的差异，目的是为了做国际比较，但现实中并不存在。麦迪森的测算结果在世界上影响很大，在知识界有很高的引用率。因他的研究，200年前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三分之一的这一说法被广泛接受。国内学者的许多论断，也是建立在麦迪森研究的基础之上。 彭慕兰（美国经济史学家，原名Kenneth Pomeranz,取了一个很好听的中文名字）是另一位有代表性的著名学者。他的著作大分流在国内外都有相当影响，其中心观点是，以往的理论总是围绕“欧洲为什么会胜出”（指欧洲自18世纪开始成为世界的中心）这样的问题，其逻辑起点错了，逻
6、辑的原点应该是“中国为什么没有胜出”，因为18世纪之前，世界的中心在中国。彭慕兰对工业革命前后的中国与欧洲做了对比研究，认为中国在许多方面大大领先于英国和欧洲。彭慕兰甚至认为，18世纪的中国家庭，每年消费的食糖都比英国高，家具也比英国家庭多。 历史果真如此吗？三、被夸大的数据与事实 说到“康乾盛世”，国内研究往往用“经济繁盛”、“生产力水平空前高涨”等空泛含糊的话语来形容，缺乏可观察的量化事实证明，所以，当麦迪森的数据出来后，立刻被国内所接受。 有理由相信，麦迪森一定程度上扩大了200年前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就，高估了当时的实际经济发展水平。按照麦迪森的计算，以今天GDP的口径，1700年中国的经
7、济总量已占世界经济总量22%，1820年则达到33%，也就是说，全世界每年的财富有三分之一是在中国创造的。这是一个什么概念？虽然我们无法还原200年前中国实际的经济数据（还原200年前的经济数据南面是一种推论，尤其是考虑到中国历史典籍的可靠性），但可以对比的一个数据是，2010年，美国的GDP为14.62万亿美元，占当年世界GDP总量的23.6%。1970年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国际货币制度）瓦解的前一年，可以视作是美国历史上最强势地位的终结之年，当年美国的GDP是10307亿美元，世界GDP为32803亿美元，美国占世界的31.42%。也就是说，按照麦迪森的推算，19世纪初的中国与20世纪处在最
8、鼎盛时期的美国相比，中国的经济地位还要高一些。对中国历史文献稍有涉猎的国人，以及根据描绘中国与欧洲社会生活的尊重历史的写实记载，无论如何难以想象200年前中国有如此高的经济地位。 麦迪森的研究看上去似乎很有学术性，因为他反复比较了中国、日本与英国和欧洲在经济发展水平上的差距，而且时间跨度长达千年。详细评论麦迪森的研究应该是一篇纯学术论文的工作，非本篇短文之目的，但此处至少可以说的是，他对中国200年前的经济发展水平的测算是难以令人信服的，起码是简单粗糙的。值得一提的是，麦迪森对中国的研究有一个“硬伤”：在他的笔下，从1700年到1820年，中国人均GDP连续120年都没有任何变化，而且都是60
9、0国际元整数。此外，在麦迪森的书中，我们还可以看到从14世纪到19世纪中国人均GDP前后500年完全相同的记录。我们不知道也无意去探寻麦迪森的国际元以及200年前中国的GDP是如何算出来的，但仅凭他计算的超出想象的结果和留下的“硬伤”，不禁生疑难信。 有一个基本事实可以从另一个侧面证明，康乾时期的中国，“横向来看胜过其他国家”的说法有夸大之嫌疑。康乾之际，中国是农业国，但由于人口过多，耕地已显不足。在康熙、雍正年间，全国的耕地在六亿到七亿亩上下，乾隆后期有明显增加，但据最宽松的估计，也不会超过十亿亩许多。乾隆后期中国人口达到三亿，人均耕地无论如何不会超过四亩。在当时的农业生产率条件下，人均不到
10、四亩耕地能产生多繁荣的经济？把饭吃饱就算不错了。差不多同时期的德意志和法国，也是传统的农业国，但德意志以家庭为单元的农场，耕地面积在6英亩（约相当于36亩）之上的占了多数。在乾隆后期，由于工业化和城市化进展迅速，英国的农业土地更为充裕，达到人均10-12公顷（剑桥欧洲经济史第六卷）。仅看农业产出，中国比欧洲就差了很多。更不用说自18世纪后半叶起，英国和西欧纷纷进入工业化，生产力水平已经大大超越当时的中国。 200年前，到过西方世界的国人极少，尤其是读书人，所以基本不知道当时工业革命已历时半个世纪的英国以及欧洲是什么样，而欧洲对中国则有所了解，因为西方很早就有传教士在中国，其中不乏知识丰富和对科
11、技熟知的传教士。通过传教士的记述和口传，西方世界看到的是一个明显落后于欧洲的中国。 我们列举两位重要历史人物对当时中国发展状况的评价，一位是对中国有亲近感的法国大思想家伏尔泰，另一位是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两人都未到过中国，但对中国都抱有浓厚兴趣，都从其他人记载中国的著述中转述中国的发展水平。伏尔泰的观点很直接，认为18世纪的中国要落后于欧洲200年。斯密的国富论中有多处提及中国，总体上是把中国视作一个落后国家。他在书中是这样描述的：今日旅行家关于中国耕作、勤劳及人口稠密状态的报告，与500年前视察该国马可波罗的记述比较，几乎没有什么区别。（国富论上卷） 1793年英国马噶尔尼使团访问中国，阵容
12、庞大，准备充分，在中国期间作了详细的记录，这一历史文献可以看做了解当时真实中国的重要参考，有相当的可信度。这次具有历史涵义的访华，不仅是中西文化的一次重大冲撞，而且也让英国人记下了落后中国的文字。马戛尔尼的出使日记这样记录：“自从北方或满洲鞑靼征服以来，至少在过去150年里，没有改善，没有前进，或者更确切地说反而倒退了；当我们每天都在艺术和科学领域前进时，他们实际上正在变成半野蛮人”。此外还有，“中华帝国只是一艘破败不堪的旧船，只是幸运地有了几位谨慎的船长才使它近150年期间没有沉没。它那巨大的躯壳使周围的邻国见到害怕。假如来临了个无能之辈掌舵，那船上的纪律和安全就完了，会在海岸上撞得粉碎。”
13、（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 由于缺少后来才有的电影和照相技术，西方学者对于17至19世纪初中国的记录也未必百分之百精确，但这些论述至少建立在西方人士对中国直接接触的基础上，应当说具有一定的可信度。倒是清朝官方的记载，因对西方的不了解以及盲目的自大，那些“蛮夷之邦”、“天朝洪运”这类的说法则完全可笑无知。四、人口、粮食与出口 肯定康乾时期的中国为历史盛世的重要依据之一，是当时中国的人口增长，以及粮食丰产、出口繁荣等显示物质文明水平的重要方面。 “盛世滋丁、永不加赋”，康熙的这句话让后人认定就是一个盛世。的确，人口是否能迅速增长是判断古代社会经济发展与生产力水平的重要依据，没有足够的物质产品尤其
14、是物质剩余，无法保证人口的增长。康乾时期前后150年，中国的人口大致翻了一番半，即从康熙初期的1亿左右到乾隆末期的3亿左右，大约每年增长1%。这在当时人口增长算是很快的。英国人口从1700年的690万增长至1800年的1000万，年均增长不到0.5%；世界人口从1700年的6.03亿增长至1820年的10.42亿，年均增长也不到0.5%。中国的人口增长率差不多是英国和世界人口增长率的两倍。不过，历史上的文献只是看到这段时期中国人口的增长，没有结合中国疆域的扩大。康乾时期与明代后半期相比，版图差不多增加了一倍，疆域包括今天的外蒙古和俄罗斯的部分远东地区，人口统计范围自然扩大许多。当然，这一时期没
15、有大的战争，社会相对安定，也是人口快速增长的一个原因。 再来看粮食生产及产量。康乾时期粮食总产量从1665年的1163.7亿市斤增加至1795年的2576亿市斤，粮食总产量实现了翻番。但由于人口增长原因，人均粮食产量反而从1665年的1183斤/人下降至1795年的867斤/人，其中人均稻谷和小麦产量从1665年的794斤/人下降至1795年的582斤/人。与英国相比差距非常明显。据统计，1750年英国出口谷物和面粉的总数达到20万吨，人均出口30公斤。（世界经济史第二版） 手工业高度发达和出口旺盛是所谓康乾盛世的又一个标志。与明相比，清代前期的手工业生产规模进一步扩大，分工进一步精细，纺织、
16、矿冶、井盐、陶瓷等产业快速发展，对外贸易处于顺差地位，颇有几分工商繁荣的景象。但与当时的欧洲尤其是英国相比，中国这方面的成就不足为奇。手工业发展较快，但发展滞后的科技技术严重阻碍了手工业的进一步发展，中国手工生产的劳动生产率始终赶不上英国机器生产的劳动生产率。在马噶尔尼带给中国皇帝的礼物中，英国人最想让皇帝看的是天文地球仪，而乾隆给英使的最好礼物是“景泰蓝”瓶。一件西式科技作品，一件中国手工艺玩品，多么有意思的对比！至于出口大幅顺差倒是事实，一方面是因为欧洲对中国的茶叶、丝绸和瓷器需求很大，引发出口激增；另一方面因闭关锁国政策，洋货难以输入。而且，中国的百姓也消费不起进口商品，并非真的出口繁荣带动经济快速增长，与当时英国作为“世界工场”是两回事。 一国的航海能力是检验国家技术水平和工业能力的重要标志，也是国力的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