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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简答题:1、简述孔子的“兴观群怨”学说。诗三百是一部文学作品,孔子和弟子讨论诗篇时,他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1、兴,何晏集解引孔安国曰:“兴,引譬连类”。朱熹集注:“感发意志”。2、观,集解引郑玄曰:“观风俗之盛衰”。朱熹曰:“考见得失”。3、群,集解引孔安国注:“群居相切磋”。朱熹注:“和而不流”。说诗能够帮助人们相互启发,相互切磋砥砺4、怨,集解引孔安国注:“怨刺上政”。是说诗表达怨情,强调批评政治、表达下情的作用,以促使政治改善。其中,兴是观的途径,观是兴的结果;怨是群的手段,群是怨的目的。孔子对文学的艺术特征有了一定的认识,对文学的社会作用论述较全
2、面。2、简述何谓诗经“六义”。在诗歌的分类和表现手法方面,诗大序提出了“六艺”说:“故诗有六艺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 1、赋:郑玄:“赋之言铺,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朱熹:“赋,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说明赋是直陈其事的写作手法。2、比:郑玄周礼大师注引郑众:“比者,比方于物也”。朱熹:“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比,就是比喻。3、兴:郑玄周礼大师注引郑众:“兴者,托物于事”。朱熹:“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何晏论语集解引孔安国曰:“兴,引譬连类”。其中,有“起”的意思,兼有发端和比喻的双重作用。4、风:诗大序:“是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说风
3、是各诸侯国一国之事,较广泛的反映了人民生活,基本上是人民的诗歌,具有地域特色。5、雅:诗大序:“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说雅是天下四方之事,即与周天子政事有关的事。6、颂:诗大序:“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说颂是天子、国君赞美祖先盛德,是祭祀的乐歌。3、试论司马迁“发愤著书”说及其源流演变。源流:“发愤”一词首见于论语述而:“不愤不启,不悱不发”,此处的“愤”指一种心理情绪。 在文学创作的意义上首次明确应用“发愤”一词的是屈原,九章惜诵中说:“发愤以抒情”,说明自己创作时的心理状态主要是出于“愤”。西汉刘安在淮南子本经训中说“愤则怒
4、,怒则动”,人的内心愤懑通过外在的行动渲泻。把屈原及淮南子等的“愤”与“作”之间的关系在创作领域确立下来,视为历代文人创作成功的普遍规律,并极影响了后人是司马迁。内容:史记太史公自序:“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司马迁所谓的“愤”,是指作家“意有所郁结”的精神状态,心理上受压迫而不得伸展,借著书立说恢复心理平衡。同时,这里的“愤”,又是创作的心理动力。由于“愤”是因创作主体强烈的愿望受压抑而产生,所以它表现出来的情感也就相当强烈,以这样的“愤”作为创作动力,其作品往往也会有较高的品位和质量。“发愤著书”,是封建社会进步文人的想法,认为作者对当时
5、黑暗现实义愤越强烈,作品的思想性也越深刻。4、简述你对曹丕“文以气为主”观念的理解。曹丕典论论文:“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说人们禀受之气有清浊之分,故其才性有昏明,写作文章也有高下。他评价孔融“体气高妙”,徐幹“时有齐气”说明写作才能取决于自然禀受之气,取决于天才。认为“气”是指作家的气质,个性形成各自的风格以及作品同时受相应的风格的影响。因此各有所长,难可兼擅。并且作品的风格受到作家个性的影响。与孟子不同的是,孟子之气是道德修养到一定程度的精神状态,是后天形成的,而曹丕认为是一种先天的自然禀赋,属于生理、心理之气。 我们都可以看出不论是司马迁、孔融等人的作品风格,都不一定
6、与本人的先天禀赋有很大的关系。曹丕的“文以气为主”,过分强调了作家的材性,观点不够全面。所以我们应该客观批判的思维去看待“文以气为主”。5简述文心雕龙时序的文学发展史观6简述钟嵘“滋味”说的基本内涵。诗歌创作问题上提出“滋味”说:“滋味”是五言诗所特有的审美特征。五言诗之所以有“滋味”,在于“指事造形,穷情写物,最为详切”。详为描写细致,切为描写深刻。诗歌之“滋味”需要“赋”、“比”、“兴”的并用 ,做到言近旨远,形象鲜明。“滋味”要求诗歌必须做到“风力”与“丹采”相结合,感染力强,强调文学作品的形象性特征。“滋味”应以“自然英旨”为美 。其一,“滋味”说扭转了当时文学批评领域“准的无依”的混
7、乱局面,为诗歌批评树立了正确的审美标准。其二,钟嵘的“滋味”说,极大的拓展了前人以“味”论文的理论,并且将其上升为一种美学范畴。7试论述钟嵘的“自然声律”论钟嵘在诗品序中集中讨论了声律在诗歌创作中的地位,提出“自然声律”论。他反对声病,主张自然和谐的音律。钟嵘时代,是沈约提倡声律之说,永明体诗风泛滥。钟嵘认为如果一味追求声律,反使“文多拒忌,伤其真美”。钟嵘所反对的是这种伤其真美的八病等地矫揉造作,提倡诗歌的自然声律。他认为声律问题出现的两种有害倾向:一是强调声律在文学创作中的地位,把它看作是决定诗歌创作成败的关键;一是在创作实践中人为的规定一系列病犯。钟嵘人为,诗有其自然声律,不值得可刻意追
8、求:1、从创作实践上看,千百年以来,不懂这些声律要求的诗人照样能够创作出合乎律吕的优秀诗歌;2、从创作原理上看,“古曰诗颂,皆被之金竹。故非调五音,无以谐会。”古人不讲声律,但他们的诗歌却是合乎声律的,因此钟嵘断言“令清浊通流,口吻调利,斯为足矣。诗歌创作应以自然天成为上乘,只要声律和谐,抑扬顿挫,高下相乘,诵读流畅即可,不必刻意追求声律。8简析杜甫戏为六绝句之三:“纵使卢王操翰墨,劣于汉魏近风骚。龙文虎脊皆君驭,历块过都见尔曹。”戏为六绝句其二和其三都是评论“四杰”之作。第一句,限于字数,“卢王”为四杰概称,“卢王操翰墨,劣于汉魏近风骚”是当时人嗔笑四杰,意思说即使“四杰” 操翰墨,也不及汉
9、魏之诗接近风骚。人们对四杰作品沿袭梁陈遗风的倾向和文体轻薄深表不满,对此持讥笑、否定态度。但是杜甫转折说四杰的诗文中绮丽的词采和纵横的才气,可以驾驭“龙文虎脊”般瑰丽的文辞,他们的作品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杜甫在当时的文风改革的大背景下,能够提出与当时之说不同的看法,认为四杰之诗虽不及汉魏之诗接近风骚,但是在艺术上还是有一定成就,时间考验后高低可见。可见其“不薄今人爱古人”的思想,观人必观其全,不能片面。杜甫主张评论作家作品,不能脱离时代条件和历史条件,作家成就有高下,但是各有特色,不能相掩。9谈谈你对韩愈“修辞以明道”(争臣论),“文者贯道之器”(李汉昌黎先生集序)中“道”的涵义的理解。论述题
10、1、试论从尚书尧典“诗言志”到毛诗序“诗者志之所之也”观念的发展(也可谈你对古代“诗言志”传统的总体认识)。毛诗序继先秦“诗言志”的理论之后,第一次明确地提出“情”的观念,并将“情”与“志”紧密联系在一起:“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 2试比较陆机、刘勰等人对文学艺术构思的描述,谈谈你对艺术构思的理解。1,准备阶段,陆机将艺术构思的萌发归之于两个方面:一是广泛阅读前人典籍和儒家经典时产生的感慨,“伫中区以玄览,颐情志于典坟。 ” 唐代大圆在文赋注:“所构之意,不能与物相称,则患在心粗;或意虽善构,若无词藻以达之,则又患在学俭,欲救此二患,则一在养心,使由粗以细;一在勤学,使由俭而
11、博。” 二是作者的情感因自然景物的变化而受到触发,“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 。 ” 2艺术构思的过程 从艺术构思活动开始到艺术形象的生成,最后到用语言文字物质化的过程。情显,物见,辞出。3论述钟嵘诗品序的文学思想。 钟嵘在诗品序中集中讨论了声律在诗歌创作中的地位,提出“自然声律”论。“故使文多拘忌,伤其真美。余谓文制,本须讽读,不可蹇碍,但令清浊通流,口吻调利,斯为足矣。 ” 关于声律问题出现的两种有害倾向:一是在理论认识上过多强调声律在文学创作中的地位,把它看作是决定诗歌创作成败的关键;一是在创作实践中人为的规定一系列病犯。 钟嵘人为,诗有其自然声律,不值得可
12、刻意追求,钟嵘自然声律论的认识基础:1,从创作实践上看,“千百年中,不闻宫商之辨,四声之论”的诗人照样能够创作出“清浊通流,口吻调利”的优秀诗歌;2从创作原理上看,“古曰诗颂,皆被之金竹。故非调五音,无以谐会。”“今既不被管弦,亦何取于声律耶 ”,古人不讲声律,但他们的诗歌却是合乎律吕的,因此钟嵘断言:“余谓文制,本须讽读,不可蹇碍,但令清浊通流,口吻调利,斯为足矣。至平、上、去、入,则余病未能;蜂腰、鹤膝,闾里已具。 ” 诗歌创作应以自然天成为最上乘,只要声律和谐,抑扬顿挫,高下相乘,诵读流畅即可,不必刻意追求声律,所谓的“四声八病”不过是庸人自扰,作法自毙。 “诗咏情性”论的价值 当钟嵘立
13、足于“诗咏情性”论评论诗作时,诗的价值观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诗的价值不再取决于是否是礼的承载物,也不再取决于是否与国家、政治利益的联系,诗作为诗人苦闷灵魂的律动,作为失意人生的补偿,作为人的心灵的宁静剂,作为人的实际欲望难以满足后的那种替代物,本身已具备了不朽的价值。“使穷贱易安,幽居靡闷,莫尚于诗矣。” 当钟嵘立足于“诗咏情性”论评论诗作时,诗的批评标准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批评的尺度不再是情的正与不正,不再是“发乎情,止乎礼义”的情,而是情的真与不真,深与不深。 2比兴新说 钟嵘的比兴新说包括比兴新义、直寻原则和巧构形似之言三个方面的内容。 比兴新义 “故诗有三义焉:一曰兴,二曰比,三曰赋
14、。文已尽而义有余,兴也;因物喻志,比也;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宏斯三义,酌而用之,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若专用比兴,则患在意深,意深则词踬。若但用赋体,则患在意浮,意浮则文散,嬉成流移,文无止泊,有芜蔓之累矣。 ” a,钟嵘对于赋比兴作出重新解释。 b,在重新阐释赋比兴时,钟嵘斩断了赋比兴与政教、言志的联系。 2 直寻原则 “观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直寻包括双重含义:A,从诗歌思维角度来说,直寻重视“即目所见”,强调诗歌思维必须从直感而非概念出发;B,从诗歌表现角度来说,直寻反对“补假”,“不贵用事”,强调诗歌应该用新鲜活泼的意象去表现情思
15、。 直寻原则:它是和“补假”、“用事”等创作相反的创作方式,要求诗人敞开心灵,用诗人独有的敏感去捕捉生活中的美,构成新鲜活泼的意象,并用新鲜活泼的语言而非假借旧有景象,前人成语来表现意象。 3.巧构形似之言。 钟嵘把巧构形似看作是检验赋比兴艺术效果的首要标准。 比兴新说的特色及作用 特色 彻底摆脱了比兴和诗言志的纠缠,把赋比兴放在“吟咏情性”的范围内,纠正了毛诗派从概念出发的创作方式,把赋比兴规定为一个巧构形似,滋味饱满的诗歌艺术目标。 作用 A 割断了赋比兴和诗言志、政教伦理的关联。 B 比兴新说既发对意深,又反对文散。 “滋味”说的基本内涵 “滋味”是五言诗所特有的审美特征。 五言诗之所以有“滋味”,在于“指事造形,穷情写物,最为详切”。 诗歌之“滋味”需要“赋”、“比”、“兴”的并用 。 “滋味”要求诗歌必须做到“风力”与“丹采”相结合。 “滋味”应以“自然英旨”为美 。 “滋味”说的诗学贡献 其一,“滋味”说扭转了当时文学批评领域“准的无依”的混乱局面,为诗歌批评树立了正确的审美标准。 其二,钟嵘的“滋味”说,极大的拓展了前人以“味”论文的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