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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世纪隋唐五代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1） 总结本世纪20世纪中国隋唐五代史，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它既需要有高屋建瓴的宏观把握，又需要能具体地点出各研究领域的代表性作品和前沿性的问题。我主编的隋唐五代史研究概述曾经以近百万字的篇幅对本世纪以来隋唐五代史研究史做了一个基本的描述。而目前唐史学界更组织了一大批力量进行世纪性的全面总结。限于学历与篇幅本文只是就近百年来中国学术界对这段历史研究情况做一简单的回顾与反思。一 概观尽管人类编年符号的更替并不一定与学术发展的规律同步，但是20世纪确实是近代意义上的中国学术知识体系建立与发展的时代。运用现代社会科学研究的理论、方法和视野去整理国故，是五四以后学术发
2、展的主流。其主要特征不外乎陈寅恪所概括的“二重证据法”：“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证”；“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 。就隋唐五代史断代研究而言，本世纪初叶仍然带有比较明显的旧的时代特征。据统计，1900-49年发表的隋唐五代史论文约1100篇，着作不下150种。前30年内发表的论文不多，主要是考证性文字。其中史籍考订41篇，其他考证文章24篇，论述性文章仅8篇。人物研究的文章涉及近150人，绝大多数为文学人物，政治、学术人物仅10%。最能体现这个时期的时代特色的是西域考古学论文。黄文弼、向觉明等介绍了西域考古的新收获；罗振玉、蒋
3、斧、王仁俊、刘复等刊行了敦煌残卷；韩儒林翻译介绍了西方学者对突厥三碑的研究成果。1937年以前，主要局限在考史、补史方面，包括运用新材料如西域出土文献所做的考订。30年代起，以陈寅恪为代表的一些唐史学者，运用西方新的理论学说，提出了一些新的问题，使唐史研究出现了别开生面的格局。无论从哪方面看，30-40年代的隋唐五代史研究都取得了很大成绩，是20世纪隋唐五代史研究的第一个高峰。社会经济史和财政史的研究出现了崭新的局面，代表性的着作是鞠清远唐宋官私工业以及他与陶希圣合着的唐代经济史等。代表性的论文有叶芷荪“隋唐经济史研究”、吕振羽“隋唐五代经济概论”等。唐代经济史以其新的学术视野和问题意识受到学
4、术界的重视，当时重要的报刊如天津益世报读书周刊、中国社会经济集刊等都发表了书评。食货双周刊在1933年创刊后发表了许多关于唐代经济史和财政史方面的论文。该刊发起了唐代经济史讨论，将论文汇编成集出版；也翻译和介绍了不少日本学者的经济史着作。从此以后，租庸调、两税法、均田、庄园、漕运、邸店、盐铁、茶税、钱荒等成为中国学者研究唐代经济史、财政史经常涉及的课题。在政治制度与法律制度史方面，陈寅恪“元白诗中俸钱问题”、刘樊五代的幕府、桑伯华汉唐间地方行政区分的演变是比较早的论文。抗日战争以前对于隋唐五代重大政治事件、政治思想和重要军政人物的研究成果并不突出。少数评点式的论文仍然可以见到，如马其昶“唐代藩
5、镇论”。但是大多数成果都是考证性的文字或史料编纂性质的作品，如孙诒让“唐静海军考”、吴廷燮“唐方镇年表”等。这些都仍然反映了传统的研究方式。这个时期比较引人注目的讨论是刘盼遂、朱希祖、陈寅恪等人关于李唐先世氏族的研究。陈寅恪关于李唐氏族的意见，后来在40年代出版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有集中的体现。在社会史研究方面，30年代广义的社会史内容很丰富，除了社会生活、风俗习惯外，还包括妇女、婚姻、家庭、宗族和社会制度等方面。董家遵“唐代婚姻制度”、黄现璠“唐代之贱民阶级”等等是其时的代表作。本世纪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前期是中国隋唐五代史研究的第二个高潮，其主要标志是出版了多部断代史作品，从1955-196
6、5年10年间出版了杨志玖隋唐五代史纲要、吴枫隋唐五代史、岑仲勉隋唐史、吕思勉隋唐五代史、韩国磐隋唐五代史纲、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第三编第一、二两册。显然，这对于隋唐五代史学科体系的建设，对于促进隋唐五代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都产生了积极的作用。这些断代史着作的内容和体例各有特色。岑着隋唐史基本上是札记性质，吕着隋唐五代史则以史料丰富见长，这两位史学家都属于三十年代就发表作品的本世纪的第一代唐史学者，其着述体例或语言风格，都比较多地保留了传统方式，因此迄今的重版和再版，是对其学术价值而不是对其断代史编着体例的肯定。范着作为通史中的一个部分姑且不论，其他几部断代史基本属于大学教材性质，它们开创的这种主
7、要从经济、政治、文化和农民战争几大板块来介绍一个断代的历史，比较容易吸收五十年代流行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在当时起了很好的作用，但是，这样写出的断代史成为模式之后，便很难容纳社会史、历史人物的活动和典章制度等内容，随着研究的深入，其缺陷便日益暴露出来。从这个角度说，不久前完成的白寿彝中国通史就是试图纠正这一偏向。“文革”前隋唐五代史研究也受到“五朵金花”讨论的影响，主要是关于土地所有制的讨论和农民起义问题的讨论。学者们认真地翻检了马克思经典作家的有关论述来探讨均田制究竟是什么性质？如果是国有土地所有制，是否排除了地主土地私有制？如果不废除地主土地私有制，它到底真正实行了没有？隋末农民大起义和唐末
8、王仙芝、黄巢领导的农民起义在中国古代农民战争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人们认为中国古代农民战争提出的口号具有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相信农民起义用暴力手段从肉体上消灭了一大批官僚地主以后，便为新的生产力的发展开劈了道路。因此，人们开展了对隋唐五代时期大大小小的农民起义提出的口号或者称号的研究。对于唐太宗李世民时代的“贞观之治”，也有学者从隋末农民起义给统治者的教训，统治者被迫采取“让步政策”去进行说明。70年代末中国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也是我国隋唐五代史研究飞速发展的第三个阶段。“文革”后的最初几年，史学界拨乱反正，致力于清除极“左”路线思潮影响。隋唐五代史研究领域，也在反思“影射史学”中的武则天研究，清
9、理批儒评法中对隋唐历史人物的评价。许多学者出于补偿心理，埋头致力于具体历史课题的研究，史学的反思停留在对“文革”史学的批判的表面层次。由于“文革”前唐史研究在浮泛的概念层次上的讨论居多，沉潜的实证研究开展不足，也给历史研究工作者留下了很大的空白。制度史的钩沉索隐，政治史的探幽发覆，经济史的推陈出新，社会史的异军突起，文化史的别开生面，在在都显示出80年代以来隋唐五代史学界的活跃局面。敦煌吐鲁番研究吸引了相当一批优秀的唐史研究者。从个别文书的校录、考释，到文书涉及的历史问题的研究。敦煌吐鲁番研究最需要实证、需要细密工夫，它与唐史研究互相借重，相得益彰 。比较重要的断代史着作有章群的唐史三卷，以叙
10、事详实受到称道。王寿南隋唐史为台湾地区的大专教材。王仲荦隋唐五代史上下册有110多万字，非常详尽地叙述了这个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基本历史事实，于文化部分着墨较多。最近完成的白寿彝主编的12卷本中国通史隋唐五代部分篇幅更大，而且采取了综述、典制、传记的新体例，但各部分水平参差不齐。武汉大学3-9世纪研究所主编的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出版了18辑，始终保持着以考证资料、疏释史实为主的办刊风格。史念海主编的唐史论丛已经出版了七辑。新江主编唐研究已经出版六卷，并以其严整的学术规范受到学术界好评。大陆、台湾、香港编辑的有关唐史的会议论文集有多种。唐研究基金会丛书截止2000年也已经出书15种。台北文津
11、出版社推出了数十种大陆学者唐史方面的博士论文和学术专着。相对唐史而言，隋代史和五代史的研究成果要少多了。隋代断代史目前还只有韩国磐隋朝史略和金宝详等的隋史新探，后者带有专题研究的性质。五代史方面有陶懋炳五代史略、郑学檬五代十国史研究，前者概述了这个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基本历史事实，后者则带专题性质。国别史着作有杨伟立前蜀后蜀史、任爽南唐史、诸葛计与银玉珍合撰吴越史事编年。隋唐五代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把握和认识它在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所处的地位和阶段。中外史学界比较普遍的看法是，唐代或者说唐宋之际中国社会曾经发生了重要变革。大多数意见认为，唐代经济、政治、军事及文化方面发生的重大变化，是
12、中国封建社会从前期向后期转变的标志。王仲荦魏晋南北朝隋初唐史、唐长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均持此看法。也有人把这种变革放在唐宋之际。个别学者否认唐宋之际变革说，却又肯定陈寅恪论韩愈中说的唐代前期结束了南北朝相承的旧局面，唐代后期开启了赵宋的新局面的看法。前两种观点虽然有细微的差别，但如果把唐代后期的变化看成一个比较长期的过程则基本上是一致的侯外庐谈中国封建社会前后期的变化，也是在比较长的时段上考察问题。见中国封建社会前后期的农民战争及其纲领口号的发展，收入中国封建社会史论，人民出版社，1979年）。问题是怎样来看待唐代前后期或者说唐宋之际的变化，其主要表征是什么？金宝祥反对“把均田制的破坏作为划
13、分唐代历史前后两个不同阶段的唯一标志”，认为决定这一变革的，“是世族所有制的瓦解，而不是均田制的破坏”，“唐初以至开天之际的主要历史内容正是世族地主所有制向庶族地主所有制的转化”。金先生的主要立论根据是世族地主的庄园制才是主要的土地所有制的形式，不应该过多地重视均田制。前引胡如雷、侯外庐的论文则着重从农民起义口号上去分析“唐中叶以前和以后有着鲜明的不同点”，认为前一时期“主要表现在反徭役并争取人身权方面”，后一时期则主要表现在“分产均产方面”。而其背后的根本原因则是由于“中唐以后，中国封建社会已进入后期”，生产力提高了，土地所有权形式和土地占有关系以及地租形态都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并且因而引起封
14、建制社会内部上层建筑的变化，如九等户等级制代替了九品制等。唐长孺及其弟子牟发松教授突出地强调唐朝的南朝化倾向，认为：“唐代经济、政治、军事以及文化诸方面都发生了显着的变化，它标志着中国封建社会由前期向后期的转变。但这些变化，或者说这些变化中的最重要部分，乃是东晋南朝的继承，我们姑且称之为南朝化”。具体说来，“是指十六国北朝以来逐步形成、后来为隋唐所继承的一些有别于东晋南朝的制度因素随着唐代社会的变化渐次消失”。这标志着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已越过北朝的迂回而重新回到魏晋南朝以来的正常发展轨道。对于中古历史的这种理解，既表明了中唐前后历史发展的衔接性和连接性，具有划阶段的重大意义，同时也说明了这种阶
15、段仍然是封建社会内部发展阶段，是封建社会因素自然发展的结果。以下各节从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分别介绍。二 经济史鞠清远、陶希圣合作的唐代经济史虽然篇幅不大，但是对于经济史的许多细节问题也有精湛的论述，它提供了后来学者讨论唐代经济问题的基本范围，包括庄田、草市、行会、色役、资课、漕运、客户、邸店、柜坊、飞钱等等。李剑农魏晋南北朝隋唐经济史稿是作者研究中国古代经济史的“三部曲”中的第二部。该书论述了隋唐社会经济承继魏晋南北朝之后的发展与变化，但对鞠清远唐代经济史提出的许多具体课题，并没有进一步的发展。50、60年代的经济史研究也受到学术界论战风气的影响。邓广铭唐代租庸调法的研究提出了均田制未曾认真
16、实行，在学术界引起轩然大波。邓氏否定均田制实行的重要根据之一是敦煌户籍中各户已受田数远低于应受田数，而且两者的比例又各不相同。说明所谓均田令只是一纸空文。韩国磐、胡如雷、乌廷玉等则提出反对看法，其强有力的论据之一正是敦煌户籍中既然写明已受田、应受田和未受田，而且符合均田令的数额规定，就说明均田制曾被推行，只是受田不足而已。于是，围绕着均田制是否实行和均田的土地所有制性质，从1955年开始在历史研究等报刊上展开了热烈讨论。80年代以来关于均田制的研究又有了新进展。宋家钰的有关论文及专着唐朝户籍法与均田制研究通过对户籍法的研究发现均田令实际上是国家关于土地占有最高限额的规定，户籍上的已受田就是来自祖业的私田，它们被划分为口分田与永业田，是为了按照田令审查民户土地的继承和转让的合法性，性质上都是私田。王永兴论唐代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