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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清初摄政、辅政体制与皇权政治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当君主冲龄之时，在特定的形势下，王朝会出现一种短期的政权构成形式，即临时的特殊政体。其形式约有五种：1、母后临朝称制。皇帝年幼，母后“权理朝政”。例如，北魏考文帝拓跋宏五岁登极，冯太后临朝执政十余载；唐代中宗李显、睿宗李旦先后即位，武则天皆临朝称制；晚清咸丰帝后妃慈安、慈禧扶持六岁同治帝载淳，两宫太后“垂帘听政”等。2、诸王监国。左传闵二年记载：“君行则守，有守则从，从曰抚军，守曰监国。”君王外出巡狩，太子留守，代行处理朝政，谓之监国。或皇位空缺，新皇未立，由王爷监国，如五代后唐李嗣源、南明福王朱由崧即位前，及鲁王朱以海均曾作过“监国”。3、宗室诸
2、王摄政。即代替君主处理国政，均以长辈代行幼主视朝。早在西周初期，就出现了这种摄政的历史现象。礼记正义卷第二十文王世子第八记载：“成王幼，不能涖阼。周公相，践阼而治。”疏 曰：“周公代成王践履阼阶，摄王位而临天下。”其后，又如殷商伊尹代太甲，春秋鲁隐公代太子轨等，均属摄政。清代顺治帝褔临六岁即位，郑亲王济尔哈朗、睿亲王多尔衮为摄政王；宣统帝溥仪三岁登基，以其父载沣为监国摄政王，行使皇权。4、权臣辅政，君主年少，或新君嗣位，受命异姓大臣辅弼国政。君主亲政后，即结束辅佐襄赞之命。尚书虞夏传皋陶谟曰：“古者天子必有四邻，前曰疑，后曰丞，左曰辅，右曰弼。”后汉书伏湛传云：“柱石之臣，宜居辅弼。”设置辅政
3、大臣，在古代王朝中是屡见不鲜的。例如，三国蜀，刘备病故，其子刘禅登基，由丞相诸葛亮辅政。再如，北周七岁的静帝宇文阐即位，由皇亲国戚、“位望益隆”的随国公杨坚为辅政大臣，假黄铖、以左大丞相身份，总理朝政。康熙初年，四位辅政大臣亦如此。5、外戚操持国柄。如东汉和帝刘肇，及其后继位皇帝多为少儿，虽名义上太后临朝，但大权为外戚权臣梁冀所握。他身任大将军，又为顺帝、桓帝两皇后兄长。他与皇太后定策禁中，操纵三代皇帝的废立，专制于朝二十余年。质帝不满其骄横，称之“跋扈将军”。东汉自和帝、安帝始，外戚干预朝政，而梁翼专权达到极至。在何种形势下，实行摄政，或者辅政？各王朝因时而异。其中存在着一个较普遍的问题，那
4、就是随着星移物换，幼主渐大，摄政王、辅政之臣与皇权的矛盾便日趋加剧，其后果，或是辅政之臣废除君主，改朝换代，如隋文帝杨坚废静帝自立，以国号隋取代北周。或为皇帝亲政，拿下权臣，恢复皇权。这种摄政、辅政体制与皇权政体的冲突，构成了古代官僚政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影响着王朝的政治走向。处于封建社会晚期的清王朝经历了摄政、辅政，再辅政、再摄政的一个全过程，这种王朝的政治文化更具有典型特质，有利于解析清朝政治体制变更的价值取向。一、叔王摄政体制的形成后金时期，清太祖努尔哈赤在尝试各种“立储”方式，效果不佳，于是实行“八和硕贝勒共议国政”体制。而这种体制极大地限制了汗的权力，此时的汗是徒有虚名，无异于一主
5、旗贝勒。在此形势下，身为汗的皇太极采取种种措施，调整共议国政体制，从四大贝勒，到“三尊佛”，再至一统独尊，天聪六年，他才面南独坐，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大汗。崇德八年八月初九月，皇太极“端坐而崩”，死得突然，生前又未立储位。太祖、太宗两代均未确立汗位传承制度，加之皇太极即位的遗留问题，太祖系子弟与太宗系皇子，皆窥伺神器。皇嗣又成为各派势力公开角逐的对象，萧墙之哄再起。彼时，竞争皇位者主要两大派系，一是以努尔哈赤第十四子、正当盛年的睿亲王多尔衮，及其同母兄弟英亲王阿齐格、豫亲王多铎为一方。这是太祖过世后，诸子争夺汗位余波的再续，旧愿重提。多尔衮兄弟对皇太极用两白旗更换父汗留给他们的两黄旗，乃至称汗，均
6、极为不满，多次声言，太宗之位“系夺立”。皇太极突然驾崩，燃起了他们觊觎汗位的勇气。阿济格、多铎屡劝多尔衮即大位。当多尔衮犹豫未决之时，多铎说：“若不允，当立我！我名在太祖遗诏。”多尔衮应道：“肃亲王亦有名，不独王也。”多铎又言：“不立我，论长当立礼亲王。”就在福临将即位时，阿济格、多铎仍跪求多尔衮，一定要入承大统，且以莫非畏惧两黄旗大臣之言来激将他，期待多尔衮为君，抬高两白旗的地位，倾吐多年来被皇太极挤压的闷气。一是以拥戴皇长子肃亲王豪格为君的一方。此方势力颇大，以礼亲王代善、郑亲王济尔哈朗及两黄旗大臣均站在这一边。诸王中资历深、影响大的代善、济尔哈朗等，表态拥护豪格嗣位。豪格曾回忆说：“和硕
7、郑亲王，初议立我为君，因王性柔，力不能胜众，议遂寝。”太宗属下两黄旗大臣图尔格、索尼、图赖、锡翰、巩阿岱、鳌拜、谭泰、塔瞻八人，在皇上“宾天”后，为立皇储紧锣密鼓地进行动。他们“往肃王家中，言欲立肃王为君，以上为太子，私相计议”。并相盟誓，效忠豪格，维护两黄旗的优势，以此扞卫皇权的正统。豪格也四处散布：“睿亲王素善病，岂能终摄政之事？” 并拉拢固山额真何洛会、议政大臣杨善、甲喇章京伊成格罗硕等，扩充自己的实力。而代善、济尔哈朗的明确支持，无疑使得整个形势对于豪格有利。两黄旗大臣等又同心合力，誓死拥戴皇子为帝。还有一种潜在的力量，即以孝庄文皇后牵头的“五宫”博尔济吉特氏集团，欲立幼子福临为君，维
8、系其家族在后宫中的显赫地位。孝庄文皇后运筹帷幄，纵横于各派势力之间。诸王和大臣围绕着谁来继承帝位？三派展开了明争暗斗的较量。当新君浮出水面时，“上三旗”中两黄旗与多尔衮领的正白旗的矛盾冲突暂时缓和下来。皇太极死后的第六日，即八月十五日，前两股强劲的势力进行摊牌。两黄旗巴牙喇兵剑拔弩张，环立于大清门与宫殿，诸大臣皆诣崇政殿，内外气氛十分紧张。然而，两派却戏剧性地议定皇太极第九子、六岁的福临登基。于盛京留作人质的朝鲜世子李？在给其国王的秘密报告中详载了这一场面： 十四日，诸王皆会于大衙门。大王发誓曰：“虎口，帝之长子，当承大统云。”则虎口曰：“福小德薄，非所堪当。”固辞退去，定策之议，未及归一。帝
9、之手下将领之辈，佩剑而前，曰：“吾属食于帝，衣于帝，养育之恩与天同大，若不立帝之子，则宁死从帝于地下而已！”大王曰：“吾以弟兄，常时朝政，老不预知，何可参于此议乎？”即起去。八王亦随而去。十王默无一言。九王应之曰：“汝等之言是矣。虎口王既让退出，无继统之意，当立帝之第三子，而年岁幼稚，八高军兵，吾与右真王分掌其半，左右辅政，年长之后，即当归政。”誓天而罢云。此段话生动地描述了两股势力代表人物的各自心态，以及皇位移交的新方案，即幼主褔临荣登大宝，由郑亲王济尔哈朗、睿亲王多尔衮，两叔王摄政。誓天而盟，拥立幼主。这是最终达成的一种两派均能接受的折衷方案。 多尔衮何故放弃大位，去拥立幼侄福临？代善、济
10、尔哈朗及两黄旗大臣怎么又一改初衷，转来辅佐幼主？多尔衮考虑到代善、济尔哈朗、豪格等诸王贝勒不赞成他称帝的现实，因此搁置起昔日理想，以免激化双方矛盾，造成家族内的流血牺牲。但他平素忌恨其侄儿豪格，与之不睦，也决不让豪格登基。因而，协同济尔哈朗，共同辅佐福临，不失为一种较佳的选择。只要是皇子即位，代善、济尔哈朗和两黄旗大臣都能接受。之后，多尔衮统帅三分之二的满蒙八旗兵及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等汉军，戡定中原。“胜国旧臣之所奉，止知有摄政王耳”！乾隆帝在追复多尔衮封爵的谕令中指出：“其时我世祖章皇帝，实尚在冲龄，未尝亲政也。夫睿王果萌异志，则方兵权在握，何时而不为？”“然彼诚图为不轨，无难潜锄异已，
11、以逞逆谋。”应当指明多尔衮搁置承袭大统，顾全了国家大局，防止了满洲八旗的一次大分裂。 少年福临嗣登大宝，其母孝庄文皇后从中周旋，也起了重要的作用。时年三十一岁的孝庄利用代善的懦弱，笼络住他；与三十三岁的多尔衮联姻，使之倾心于她。尽管清代官书对此颇存避讳，但蛛丝马迹依稀可寻。蒋良骐东华录卷六记述：多尔衮“亲到皇宫内院”。他曾反悔地说：“若以我为君，以今上居储位，我何以有此病症？”所谓“太后下嫁”决非是一般的联姻关系。对于王公本身而言，是一种政治行为，是一种借新的婚姻来扩大个自的势力，起决定作用的是家利益，而决不是个人的意愿。太后下嫁，与她将福临举上皇帝的宝座息息相关。群臣既立誓天后，代善之子多罗
12、郡王阿达礼、孙子固山贝子硕托等仍对立幼子不满，执意请多尔衮“正大位”。多尔衮以他们“扰政乱国”、叛逆之罪，予以严惩。表明他同孝庄文皇后合作的诚意。 诚然，福临能够嗣位，也是由孝庄在“五宫”中所处的显着地位决定的。皇太极的“五宫”后妃皆出自科尔沁蒙古博尔济吉特氏“威畹贵族”。孝端皇后无子，与孝庄为亲姑侄；皇太极宠爱的宸妃，生子早殇，与孝庄又系姊妹；余下两宫有一子，比福临尚小，地位远非孝庄可比。博尔济吉特氏家族为了巩固其在朝廷的特殊权益，她们和衷共济地把孝庄之子福临推上皇帝的宝座。而豪格之母继妃乌喇纳喇氏在后宫中身位不显。难怪豪格报怨自己“福小德薄，非所堪当”。其根源即在此。济尔哈朗与多尔衮摄政，
13、“刑政除拜，大小国事，九王专掌之。出兵等事，皆属右真王”。多尔衮又采取果断措施，罢免诸王贝勒等办理部院事务。又将诸王贝勒等归入都察院稽察范围，在给该衙门的谕旨中，指出：“尔等俱系朝廷风纪之官。向来诸王贝勒贝子公等，办理国政，及朝谒勤惰，原属吏部稽核。今官员听之吏部，王贝勒等，应尔衙门稽察。事应纠参者，据实奏闻，方为称职。”他这样做的目的是为自己独专威权，清除障碍。济尔哈朗已经觉察其事态，顺治元年正月，他召集内三院、六部、都察院、理藩院堂官，谕曰：“嗣后，各衙门办理事务，或有应白于我二王者，或有记档者，皆先启知睿亲王，档子书名亦宜先书睿亲王。”尔后，多尔衮平定中原，统一天下，“至德丰功，千古无两
14、”。加封“皇父摄政王”，而济尔哈朗则为“信义辅政叔王”；他以自己的名义颁发谕旨，权势越发膨胀，还声称：“太宗文皇帝之位，原系夺立，以挟制皇上”。11又处死豪格，霸占其妃。少年天子顺治帝福临已经为自己的生命忧惧操心起来。这说明多尔衮称帝之心并没有泯没，只不过条件不成熟罢了。顺治七年十二月初九日，多尔衮射猎丧生于喀喇城。次年二月初十日，多尔衮尸骨未寒，顺治帝福临便颁诏，“暴多尔衮罪行于中外”，削其爵，撤庙享。这标志着褔临正式亲政，皇权得到集中。年方十四的少年天子，何以有如以魄力？康熙七年正月，御制孝陵神功圣德碑文曰：顺治帝“孝事太皇太后，晨兴问安，长跪受教”。12因此，治罪多尔衮，实际是其母孝庄的
15、主意。说明“皇父”摄政王多尔衮生前已经严重地威胁着皇权，他过世未久，即宣布其罪状，以警其余诸王。 君主年幼，叔王权势颇强，摄政体制是各集团之间利益均衡的产物。努尔哈赤、皇太极时期未定储制度，皇位纷争不已。摄政体制的产生，既考虑维护帝系传承的法统，同时，也照顾到努尔哈赤嫡系子弟势力强劲的现实，各派力量平衡后，叔王摄政，代行皇权，便水到渠成。摄政体制也是满洲贵族集团内部缓解冲突、上下协调的一种重要方式，亦是清朝挺进中原整体战略部署的需要。此种政体局面的形成，也是后金年间执行努尔哈赤“八和硕贝勒共议国政”政治理想的负面影响的再现，摄政体制的弊病已不可避免。 二、辅政新制取替摄政旧制 顺治十八年正月初
16、七日，世祖福临谢世。已经出过痘的八岁皇三子玄烨登极，改元康熙。世祖遗诏命上三旗内大臣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为辅臣，佐理政务。直至康熙八年五月，擒拿鳌拜，玄烨正式亲政，凡八年零五个月，史称“四辅政时期”。 清世祖死后，索尼等手奉诏 ，跪告诸王、贝勒等说：“今主上遗诏，命我四人辅佐冲主。从来国务政务，惟宗室协理，索尼等皆异姓臣子，何能综理？今宜与诸王、贝勒等共任之。”诸王、贝勒答道：“大行皇帝深知汝四大臣之心，故委以国家政务，诏旨甚明，谁敢干预，四大臣勿让。”13于是，索尼等奏知皇太后，宣誓就职于福临神位前。誓词曰： 兹者，先皇帝不以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等为庸劣，遗诏寄托，保翊冲主。索尼等誓协忠诚，共生死，辅佐政务，不私亲戚，不计怨仇，不听旁人及兄弟子侄教唆之言，不求无义之富贵，不私往来诸王、贝勒等府，受其馈遗，不结觉羽，不受贿赂，惟以忠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