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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名老中医经验集-刘韵远名老中医经验集卷二 刘韵远 中医儿科名医刘韵远 刘慧丽李桂茹阎慧敏整理 编者按：刘韵远，河北邢台市人，北京儿童医院主任医师、首都医学院儿科系教授。 刘氏于年和年分别在河北医学院和华北国医学院学习，并拜名医施今墨为师。自此后长期在北京从事医疗工作。其医德高尚、疗效显著，在全国中医儿科界享有盛誉。曾任中华儿科委员会委员、北京中医学会常务理事、顾问兼儿科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 在多年的临床实践中，刘氏潜心钻研，对伤寒论颇有研究，能把伤寒论的理、法、方、药运用于儿科临床，常用伤寒论方加减治疗小儿消化系疾病、呼吸系疾病和急性传染病。如用小青龙汤加减治小儿哮喘、麻黄连翘赤小豆汤治小儿急
2、性肾炎、麻杏石甘汤加减治小儿肺炎、金匮肾气丸加减治小儿消渴等都取得较好的疗效。在望舌方面，他发现小儿舌面红点的变化与外感病有密切的关系，为中医诊法提供了新的资料。在用药方面，他善用“药对”，使中药的相须、相使、相畏、相杀作用能够很好发挥。他所创制的湿疹方、鼻炎号方、便血方、小儿感冒冲剂、健儿片、儿童咳液、喘宁片等疗效较好，多已制成成药投放市场。 刘氏主要论著有：参加撰写中国医药百科全书中医儿科、实用儿科学中医药、中医儿科学以及刘韵远临证荟萃、名中医治疗小儿常见病百问和论文余篇。 夕阳未必逊晨曦，昂首阔步自奋蹄，愿为中医做贡献，吐尽最后一根丝。 刘韵远 刘韵远，字世铮，男，年月出生，河北邢台市人
3、。 刘氏幼承家学，医术受业于祖父文质公，时习中医，初奠基础。高中毕业后于年考入河北医学院学习西医三年，年又考入华北国医学院，学习中医四年，毕业后又拜四大名医之一施今墨先生为师，随师侍诊三年，努力学习施师的学术思想和医疗经验，不断提高诊疗水平，得到施师的高度评价。年考取北京市卫生局中医师，在北京悬壶应诊。 刘氏于年在北京大学医学院附一院进修西医儿科专业一年，结业后到北京儿童医院工作。年受院领导委托为本院筹建中医科门诊及病第二卷房工作，为开展中医药工作，做出了积极贡献。多年来，一直担任中医科主任和主任医师工作。 刘氏酷爱读书，治学严谨，至今虽已过古稀之年，仍经常伏案读书至深夜。尤推崇仲景，潜心研究
4、伤寒论，临床辨证，皆循仲景之旨，遣方择药，皆遵仲景法度，以证为凭，既辨病又辨证，用六经之阴阳以揭示表里寒热虚实，然后施以治法，而出方剂。刘氏巧妙地把伤寒论的理、法、方、药运用于儿科临床，取得很好的效果。 刘氏的临床特点可概括为“辨证求因，审因论治；勿惑于炎症，重小儿特点；勤求古训，取诸家之长；善用对药以助药力，药少而精”。刘氏在多年的临床实践中，尤长于小儿常见病、多发病和疑难病的治疗和研究。对呼吸系（咳嗽、哮喘、肺炎等）、消化系（厌食、腹泻、肠道寄生虫病）和小儿急性传染性疾病（麻疹、肝炎、腮腺炎、乙型脑炎等病）的诊治莫不得心应手，随拨随应。 刘氏通过多年临床实践，发现了小儿舌面红点的变化与外感
5、疾病有着密切的关系，进行了“舌诊动态观察的研究”，取得了开拓性成就，丰富和发展了中医儿科临床诊断学。 在改革剂型提高疗效方面，刘氏将多年临床疗效较好的经验方贡献出来，与北京市药材公司、同仁堂提炼厂协作，先后研制生产了“小儿感冒冲剂”、“健儿片”、“儿童咳液”等中成药，投放市场疗效极佳。另外针对哮喘的治疗研制出系列中成药，有发作期服用的“喘宁片”、“痰饮散”、“痰热散”，缓解期服用的“健宝合剂”等，在本院应用于临床取得十分显著的疗效。 刘氏不仅临床经验丰富，而且理论造诣颇深，参加撰写了中国医学百科全书中医儿科部分、实用儿科学中医药部分、中医儿科学等，先后在人民卫生出版社、上海科技出版社出版；撰论
6、文余篇，先后在中医杂志、北京中医等杂志发表。刘韵远临证荟萃和名中医治疗小儿常见病百问均已先后出版。 刘氏在全国中医儿科界享有很高的声誉，他曾任中华全国儿科委员会委员；北京中医学会常务理事、顾问兼儿科委员会主任委员；北京市中医专业高级卫生技术职务考核评议组评委；中国中医研究院广安门医院、西苑医院、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评委，兼论文评阅人；北京市药材公司技术顾问；中国儿童发展杂志编委，北京中医、中医杂志特约编辑；年首批定为全国名老中医专家，现授予北京儿童医院中医儿科特级专家，首都医学院儿科系教授，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刘氏不满足于自己所取得的成就，他想得更多的是如何使中医
7、事业后继有人，所以他在培养中医儿科人才方面，呕心沥血，先后为北京中医学会举办了多期北京市和全国性高级中医儿科进修班，大大提高了学员水平。在平时的临床工作中，亲手带培了一批又一批来自全国各地的中医儿科进修人员以及西学中的儿科医生。年，刘氏虽已过古稀之年，还接受了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和北京中医药管理局带徒任务，正式接收了三名徒弟。他不仅热情传授临床经验，更注意培养学生的高尚医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文明行医品德。曾多次被评为医院及市级卫生系统先进工作者称号。 刘氏对中医事业兢兢业业，几十年如一日。现虽年事已高，仍壮心不已，他决心要为中医事业贡献出自己全部的光和热，正如他自己提出的“夕阳未必逊晨曦，昂首
8、阔步自奋蹄，愿为中医做贡献，吐尽最后一根丝”的诺言。 第二卷 学术精华 一、重视小儿生理病理的特点刘氏学有渊源，上溯内经、伤寒论，中采钱乙，近撷北京四大名医之一施今墨先生的学术思想。既继承了先贤之旨，也不乏个人独特见解。他特别强调作一名儿科良医，必须深究小儿生理与病理的特点，认为“稚阴稚阳”是小儿的生理特点，而发病急、传变快、易虚易实、易寒易热则是小儿病理的概括。儿科医生必须掌握小儿的生理、病理特点才能诊断明确、治疗恰当。如刘氏曾治一病毒性肺炎婴儿，持续高热，咳嗽喘憋八天，住院七天，经用多种抗生素和支持疗法，病情不见好转。刘氏会诊时患儿体温，额出冷汗，精神委靡，面色白，呼吸喘促，不思饮食，舌红
9、唇干，四肢欠温，脉细数无力，双肺均可听到细小水泡音，心率次分。 刘氏诊为毒热之邪，蕴肺灼阴，阴损及阳，阴阳两虚，阴津亏损，阳气欲脱。急以大剂桂枝龙牡救逆汤与生脉饮加附子、干姜、肉桂煎水，昼夜用小勺随时滴入口中，次日晨病情好转，继以益气滋阴法调理而痊愈。又如刘氏在治疗各种原因引起的小儿高热时，必问其大便情况，如果有腹满燥结，大便不通的症状，则先以攻里通下，因为小儿元气稚少，若当下而不下，则津液消烁，所谓急下以救胃中津液。在治疗小儿肺炎、脑炎、疫毒痢等证时，先用白虎汤、清瘟败毒饮、清营汤等清气凉营之法，若出现心阳虚脱的危象时，则应急用参附龙牡姜枣汤以益气回阳，救逆固脱。此时非峻用温补，则不可挽回，
10、如挽回一分阳气，便多一分生机，这是十分必要的。 此外，刘氏还强调因时、因地、因人之不同，确定适当的治疗原则和用药方法。一般地说，春夏季节，气候由温渐热，阳气升发，人体腠理疏松开泄，患外感风寒，不宜过用辛温发散之品，以免发散开泄太过，耗伤稚阴，易生变证；而秋冬季节，气候由凉变寒，阴盛阳衰，人体腠理致密，阳气收藏于内，此时若无大热，就当慎用寒凉之品，以防苦寒太过伤及稚阳。同时还要根据患儿年龄、体质和哺育营养状况，综合辨证，选取恰当方药。如同样是外感咳嗽，对体虚患儿治疗就不仅要宣肺止咳，还要益气扶正，使邪去而正不伤。此外，还要注意地区性疾病，如山区地带缺碘、高氟，多湿或偏寒性地区，对疾病的影响较大。
11、刘氏多次教导：辨证贵在综合，全面；用药取方贵在灵活，切忌孤立片面。这就充分体现了中医整体观念。二、主张辨病与辨证、专方与专病相结合辨病与辨证相结合，专方与专病相结合，是中医学对于疾病诊断和治疗的传统认识，也是刘氏多年来学习伤寒论的体会。他认为伤寒论不仅为诊疗外感疾病提出了辨证纲领和治疗方法，同时也给中医临床各科提供了辨证和治疗的一般规律，是辨证与辨病相结合的典范。 刘氏灵活运用伤寒论理论，或以纲挈病，或以病分证使辨证更为准确，治疗更为恰当。以太阳病为例，太阳病是病邪作用于体表的阳性证，治疗法则当发汗，但应视不同情况而分为不同第二卷“证”来治，如见发热、汗出、恶风、脉缓者，是桂枝汤证，则用桂枝汤
12、治疗；若见发热，无汗，身体疼痛恶风而喘，脉紧者，是麻黄汤证，则要用麻黄汤治疗；若见项背强急，无汗，恶风者，是葛根汤证，则用葛根汤治疗；若见恶寒、发热、身疼痛，不汗出而烦躁者，是大青龙汤证，则要用大青龙汤治疗。如果不仔细辨证，用得其反，不但无益，反而有害。 伤寒论以“六经”为提纲来分析人体在病因作用后阴阳的消长胜复、正邪盛衰，从而判断疾病的性质、传变、转归等，以之作为辨证依据；同时也可以根据经络理论来认识疾病，以之作为辨病的理论基础。伤寒论一书在以六经辨病的同时，对每一种病又都与阴阳表里寒热虚实八纲辨证密切结合起来，因此六经辨病与八纲辨证相结合也就成为伤寒论中辨病与辨证相结合的主要形式。 关于辨
13、病，伤寒论中其辨病方法较多，主要有：一是六淫辨病，即根据邪的性质辨病，如中风、伤寒、伤湿、温病等，二是根据不同疾病的特点以“太阳病”“阳明病”“少阳病”“太阴病”“少阴病”“厥阴病”的提纲来辨病。三是根据特有病象征辨病，如“喘家”、“汗家”等。 辨病与辨证是从人体不同侧面的现象来认识疾病的本质，都应通过对各种临床现象的对比、分析、辨别、判断才能抓住本质，故尔刘氏强调辨病与辨证应有机地结合，才能准确地辨别现象与本质。如治疗儿科哮喘病，即是局部辨病与中医整体辨证的结合。中医认为哮喘的病位，新喘在肺，久喘在肾；治则为“发作时治肺，平时治肾”。应根据望闻问切判断寒热，确定病性，通过温阳宣肺降气，扶正补
14、虚，理气祛痰等手段，可有效地提高机体内激素水平，提高受体兴奋性，则疗效可有较大提高。再如痢疾，中医认为有新痢、久痢之区别，有湿热痢和寒湿痢的不同，故选方用药就截然不同，如太阳病下痢，在太阳病伴证中见有下利不止，表未解，用葛根芩连汤；而热痢下重，脓血夹杂，要用白头翁汤；若下痢不止伴脏气虚，要用桃花汤。在同一病下可有不同的辨证结果，治疗也随之各异，体现了中医辨证的灵活性和多样性，是中医精髓之所在。 当然，在千变万化的临床中，刘氏对辨证与辨病二者的结合做到心中有数，从舍自如，对于有的病往往在临床上已无明显的诊断指征，如一些原因不明的腹泻，大便镜检与培养为阴性，而中医辨证有明显的脾胃虚弱或脾肾阳虚，故
15、可分别采用参苓白术散或附子理中汤加减，常可振奋胃肠系统的功能而止泻。对于一些原因不明的低热，则按中医辨证，根据季节、地区、个人体质而区别为暑湿、气虚、阴虚等，分别采用芳香清暑化湿、甘温除热、滋阴清热等法，常可获奇效。 临床上还有一种情况，即病仍存在，证已不明显，如小儿下焦湿热型肾盂肾炎，在采用清利下焦湿热方法治疗后，下焦湿热证的症状尿急、尿频、尿灼感已消失，患儿体温恢复正常，而尿液化验却仍有脓球，细菌培养阳性者，说明肾盂肾炎未愈，此时若认为症状消失而病愈停药，则使疾病迁延，造成不良后果。故在临床用药时要坚持辨病与辨证的结合，才能彻底治愈疾病，并采取相应措施，消除复发。 在病、证、方、药结合方面，刘氏主张以伤寒论六经为纲辨证治疗小儿病，体现了刘氏辨证论治的思想。六经各有其主证，证各有其主方，方各有其主药，如：“太阳病，桂枝证，医仅下剂遂不止，葛根黄芩黄连汤主之。”这既体现了明确的原则性，又包含着高度的灵活性。在金匮要略中有“黄疸病之主以茵陈、砭石剂”，胸痹证之主以瓜蒌、薤白剂等，治疟用小柴胡汤、常山、草果等，从而为专病、专方、专药结合奠定了基础。 伤寒论主方严谨，选方精炼，组方周密，药随证变，服法细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