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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新的先秦说理散文发展观关键词历史记言文七十子后学散文先秦诸子散文一、说理散文在上古历史记言文中萌芽成长文献表明，中国上古作家并不是等到充分地发展了记叙、描写等感性能力之后才去写作说理散文的，恰恰相反，中国上古自有文字记载起，散文中的说理内容就远远多于记叙、描写的成份。说理散文起步较早，是中国上古散文创作的一大特点。中国说理散文的最早源头要追溯到有考古依据的商代。现存的商代文献有甲骨文、金文和尚书商书，甲骨文和金文因受书写工具和文体的限制，不能反映商代散文的真实水平，代表商代散文水平的是尚书商书。尚书的典诰誓命文体应该在商代形成，虞书、夏书是后代史官仿照商书典诰文体而追记，周书也是周人模仿商书写
2、成的。商周散文写作模式是，王侯卿士围绕帝王政治问题发表言论，史官执笔记载。这些记言文一般都有一个介绍人物言论来龙去脉的叙事框架，容易被看做是叙事文章，其实它的主体部分是人物言论，这些人物言论就是早期的说理散文。盘庚、洪范、无逸是尚书中最优秀的说理散文。盘庚上中下三篇是商代说理散文的代表作。文章围绕迁都主旨，从天命神意和现实生存需求角度，阐述其重要性和必要性，既有威慑性的训斥和恐吓，又有温和的劝勉和抚慰性的忠告。盘庚在中运用了许多浅显、形象的比喻，诸如“若颠木之有由蘖”，“予若观火”，“若网在纲，有条而不紊”等等，这表明盘庚已经刻意讲究说理技巧。洪范、无逸是周书中的篇章。洪范堪称是尚书中概括水平
3、最高、最有条理性的文章。开头有两句叙事文字，用来交待背景。在灭商的第二年，周武王拜访殷朝遗老箕子，向他咨询治国安邦的方略，箕子向周武王讲述了上天赐给夏禹治理天下的“洪范九畴”，先用一节文字提挈全文，以下九段逐层阐述“洪范九畴”的具体内容。全文集中凝炼，没有旁逸侧出者。如果删除开头那两句叙事文字，那么洪范就是完全成熟的说理散文。无逸分为三层：首层揭示无逸主题，提出君子要“先知稼穑之艰难”，“知小人之依”；第二层通过回顾殷代兴亡和文王辛勤治国，从正反两个方面说明无逸的重要性；最后一层回应开头，周公殷勤告诫成王和其后嗣王“无淫于观、于逸、于游、于田”，做到以史为鉴，文章在语重心长的叮咛中结束。全文三
4、个部分环环相扣，使主题得到步步深化。尚书中还有一批可圈可点的说理散文。高宗肜日载祖已训导商王不要因为雊雉事件而产生心理恐慌。大诰载周公为东征而告谕天下，以统一王朝内部对东征的分歧。康诰、酒诰、梓材载周公以摄政王名义训诫卫君康叔，三篇各有侧重，主旨都很突出：康诰说明执政之要在于明德慎罚，任贤爱民；酒诰要求康叔在卫国严厉戒酒；梓材以梓人治材为喻，说明为政之道在于明德。召诰载召公告诫成王，从夏商的历史教训谈到周王朝的现实隐忧，最后落脚到居安思危，敬德保民，给人以清晰的层次感。多士、多方载周公以天命训导迁殷遗民，说明迁殷民于洛邑是天意所归，劝勉殷民安居乐业，服从新朝统治。君奭提出周召二人戮力同心，共同
5、担负起文武的未竟事业。立政阐述设官用人之道，以勿用憸人为一篇之骨。吕刑论载周朝的刑律和断案的方法原则。尚书中有一些对话体文章，如皋陶谟记载了皋陶与禹、舜与禹、舜与夔及皋陶的三段对话，洛诰记载周公与成王围绕营建洛邑、还政成王等问题展开的几轮对话，微子载微子与父师、少师的问答，西伯戡黎载祖伊劝谏殷纣王等。这些文章都是每人各说一段，看不出孰为宾主，谈话主题也时常发生转换，尽管如此，这些中国最早的对话体散文仍有重要价值，因为它们为春秋战国说理散文开启了一种有意义的形式。甘誓、汤誓、牧誓、费誓、秦誓五篇文章是特殊的说理文体誓词。由于要指陈敌方罪状，申述征讨理由，鼓舞大军士气，所以誓词理由要充分，文锋要特
6、别犀利。这种声讨性质的说理文字是此后檄移的先驱，对战国诸子的批驳辩难文章也有一定影响。尚书之后，代表西周春秋说理散文成就的是国语。国语之“语”，是西周春秋时期一种记载周王室和各诸侯国君臣治国之语的文体。与尚书相比，国语说理散文有多方面进展。这首先体现在文章主题和条理性方面，国语记言文都是先提出论点，再围绕主题展开论述，一席言论往往就是一篇主题突出、结构紧凑的说理散文。如周语上首篇“祭公谏穆王征犬戎”，祭公先提出“先王耀德不观兵”作为说辞的灵魂，然后从五个方面展开论证，全篇文字都紧扣“耀德不观兵”的主题。其他如周语上“邵公谏厉王弭谤”、“西周三川皆震伯阳父论周将亡”等，都是主题鲜明、条理分明的文
7、章。其次，国语继尚书之后发展了对话体，初步形成了主客问答的形式格局，问句提出问题，而答语是文章的主要说理部分。如郑语载史伯对郑桓公，郑桓公向史伯提出了“其何所可以逃死”等六个问题，史伯从天道赏善罚恶角度立论，对未来周王室不可避免的衰落和齐、晋、秦、楚的崛起大势作出预测。国语往往通过问句将论题层层引向深入，如齐语载齐桓公问管仲：“成民之事若何？”“处士、农、工、商若何？”“定民之居若何？”“安国若何？”这一系列的问语不仅区分层次，而且将文章一步步引向深入，使管仲得以系统全面地阐述自己的改革思路。第三，国语说理文章的论据较尚书有重大变化。尚书多从天命神意立论，而国语的论据则多取材于诗、书等文献古籍
8、、古今名言和典章制度，并多从历史、人生中提炼出政治道理。文章论据的变化，显示出西周春秋人们理性精神的发展和说理能力的增强。第四，国语抽象概括能力较尚书有明显提高。如周语上载伯阳父论三川地震：“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烝，于是有地震。”用阴阳二气的相互作用来解释地震发生原因。郑语载史伯说：“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史伯此论是由周幽王远君子亲小人现象而发，他超越了经验层次，从对立统一的哲理高度来讨论朝廷用人问题。即使是讨论铸币，单穆公也从中概括出在不同情况下实施“母权子”、“子权母”（周语下）政策的金融理论。第五，国语说理散文往往运用比喻、用典、层递、排比、讽刺等表现手法，加强了说理的力量。第六，国语中出现了一些言短意长、意味隽永的文章，如晋语四“文公学读书于臼季”等，这些小文章充满机锋与智慧，颇似后来的语录体散文。最后，国语的语言接近当时口语，比尚书艰涩的语言要平易得多，此后说理散文的语言其实是顺着国语走下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