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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古铜镜之乡 鄂州铜镜，是古人照容貌的器具，是代表古代先进铸造水平的一种手工业产品。形制多为圆形，正面光洁而微凸，背面装饰花纹和镌刻铭文。考古发现证明，我国远在多年前的齐家文化时期就开始制造铜镜，一直流传到清低乾隆年间。距今200年左右，铜镜才逐渐被玻璃镜所代替。作为历史文化古城，鄂州的地下文物非常丰富，常有古铜镜出土，被称为“铜镜之乡”。三国时期鄂州与洛阳、会稽、徐州并列为全国四大产铜、铸镜中心。而从汉末、三国到两晋，铸镜工艺又以东吴地区为首，诸多别具一格的铜镜都在东吴首先制造。作为东吴重镇的武昌，在我国古代的铸镜史上，有非同寻常的地位，铸镜工艺达到高峰。建国以来，鄂州出土和保护了战国、西汉、
2、新莽、东汉、三国、西晋、东晋、唐、宋、明清等各个历史时期的铜镜达500多面，其中吴镜出土最多，许多方面反映了孙权在武昌时期的历史、文化状况。鄂州出土铜镜，不仅延续时间久，而且种类繁多，计有山字镜、羽纹镜、日光镜、昭明镜、规矩四神镜、鸟兽纹镜、飞凤镜、重列神兽纹镜、画纹带镜、鎏金神兽镜、佛像纹镜、海兽葡萄镜、吴牛望月镜、牛郎织女镜、双剑镜、菊花镜、带把“喜”字镜等30余种。许多镜上镌有铭文，载有作镜的时间，如：“黄龙元年”、“太平元年”、“嘉禾2年”、“赤鸟2年”、“宝鼎2年”。地点，如：“家在武昌”、“会稽山阴”。作镜匠师，如：“鲍唐”、“陈氏”等字样。鄂州铜镜不仅数量惊人，且品种齐全，制作精
3、巧，构图新颖，造型美观，镜面光洁。既有栩栩如生的龙虎麟麟，翩翩起舞的凤凰朱雀，也有活灵活现的奇神异兽，婀娜多姿的花卉草木等。其中“柿蒂八凤佛兽镜”极为罕见，世界仅存5面，鄂州就出土两面。国内仅见的5面“鎏金错金神兽镜”有3面在鄂州出土。据三国志 魏书 倭人传记载：三国时期魏武帝曹操将此两类铜镜赠送给日本数十面，近年在日本的考古发掘中也有同类铜镜出土，可见鄂州铜镜，早在三国时期，不仅驰名国内，而且已远行域外了。铜镜数量既然如此之多，铸镜的原料又从何而取呢？晋书 地理志记载：“武昌郡鄂县有新兴、马头铁官”。陶弘景古今刀剑录记述：“吴王孙权黄武5年采武昌铜铁，作千口剑、万口刀，各长3尺9寸，刀头方，
4、皆是南铜越炭作之”。李时珍本草纲目中说：“武昌白镘铜不由陶冶而生，无毒，宜作鼎器”。这些记载都充分说明了鄂州最迟在三国时期就已拥有采矿、冶炼、铸造作坊。1958年文物普查时，在鄂州市东南的泽林小铜山、汀祖铜灶等处发现有古代采矿遗址，在沙窝黄山村发现铸造铜钱的遗址。1981年2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古代史学者代表团应邀，参加日本举办的第五次古代史讲座会。会上，我国专家在关于日本神兽镜、画像镜的问题发言中充分论述了湖北鄂州铜镜的历史和艺术价值以及铸造方面的技术。鄂州博物馆和湖北省博物馆、中国社会科学院自然历史研究所合编的鄂城汉魏六朝铜镜、鄂城铜镜研究两本专著，已由北京文物出版社、科学出版社出版发
5、行，引起了海内外学者的浓厚兴趣。铜镜，是古人照容貌的器具，是代表古代先进铸造水平的一种青铜手工业产品。形制多为圆形，正面光洁而微凸，背面装饰花纹和镌刻铭文。考古发现证明，我国远在4000多年前的齐家文化时期就开始制造铜镜，一直流传到清代乾隆年间，即距今两百年左右，铜镜才逐渐被玻璃镜所代替。作为历史文化古城的鄂州，埋藏在地下的文物非常丰富。数10年来，文物考古工作者在这块古老文明的土地上先后发现、发掘各个历史时期的古墓葬达几千座之多，出土文物数以万计。其中古铜镜出土量列为榜首之一，其数量之多、种类之全、制作工艺之精巧，跨越年代之久远，故被人们称为“古铜镜之乡”。史载，在吴晋时期，古武昌(今鄂州)
6、与洛阳、会稽(今浙江绍兴市)、徐州并列为全国四大产铜、铸镜中心。而从汉末、三国到两晋，铸镜工艺又以东吴地区为首，诸多别具一格的铜镜都在东吴首先制造。作为东吴重镇的武昌郡，在我国古代的铸镜史上，可以说达到了高峰，铸镜工艺、地位非同一般。建国以来，鄂州出土和保护了战国、西汉、新莽、东汉、三国、西晋、东晋、唐、宋、元、明、清等各个时期的古铜镜500多面，其中吴镜出土较多，许多方面反映了孙权在武昌时期的历史、文化状况。鄂州出土铜镜，不仅延续时间长，而且种类繁多，计有山字镜、羽纹镜、日光镜、昭明镜、规矩四神镜(或博局纹镜)、鸟兽纹镜、飞凤镜、重列神兽纹镜、画纹带镜、鎏金神兽镜、柿蒂佛像纹镜、海兽葡萄镜、
7、八卦镜、犀牛望月镜、牛郎织女镜、双剑镜、菊花镜、“龟鹤齐寿”镜、带把“喜”字镜等20余种类型。其中以吴、晋时期的铜镜最具特色。许多镜上镌有铭文，载有作镜的时间，如“黄武四年”、“黄龙元年”、“嘉禾二年”、“赤乌二年”、“太平元年”、“永安四年”、“宝鼎二年”；地点，如：“家在武昌”、“会稽山阴”和作镜匠师“鲍唐”、“陈氏”等字样。鄂州铜镜不仅数量惊人，且品种齐全、制作精巧、构图新颖、造型美观、镜面光洁。既有栩栩如生的龙虎麒麟，翩翩起舞的凤凰朱雀，也有活灵活现的神人异兽，婀娜多姿的花卉草木等等。其中“柿蒂八凤佛像镜”极为罕见，世界仅存五面，鄂州就出土两面，其他三面早年流落海外。国内仅见的五面“鎏
8、金错金神兽镜”，有三面在鄂州出土。神兽、画像(纹)镜类亦发现百余面之多，据三国志、魏书、倭人传记载：“三国时期魏武帝曹操将此两类铜镜赠送给日本数十面，近年在日本的古坟发掘中也有同类铜镜出土。可见鄂州的铜镜，早在三国时期，不仅驰名国内，而且已远行域外了。鄂州铜镜数量既然如此之多，那么，铸镜的原料来源何处?晋书、地理志记载：“武昌郡鄂县有新兴、马头铁官。”南朝著名科学家陶弘景在古今刀剑录中记述：“吴王孙权以黄武五年采武昌钢铁，作千口剑，万口刀，各长三尺九寸，刀头方，皆是南铜越炭作之”。李时珍本草纲目中说：“武昌白镘铜不由陶冶，而生者无毒，宜作鼎器”。1977年，在西山南麓一座古井中出土一件罐形铜釜
9、，釜上刻铭“黄武元年作三千四百三十八枚、武昌、官”十五字。“黄武元年”(即公元222年)，正是孙权立国的纪年，同时还标明了这种实物是武昌官府手工业产品，一共生产了三千四百三十八件，可见年代之早和产品数量之多。这些：文献记载和出土文物等，都充分地说明了鄂州最迟在三国时期，就已拥有采矿、冶炼、铸造作坊。同时，1958年文物普查时，在鄂州市东南的泽林小铜山、汀祖铜灶等地发现有古代采矿遗址，在沙窝黄山村发现铸造铜钱的遗址，这些发现，为以上史实提供了佐证。综合观察鄂州出土铜镜，从史学、考古学、 铸造工艺等诸多方面比较分析、研究，从中可归纳为如下几个特点：其一，数量巨大。迄今为止，鄂州已出土古铜镜近530
10、面之多，在一个地区的拥有量如此丰富，这在全省乃至全国实属罕见。其二，跨越时代久远。计有战国、西汉、新莽、东汉、吴、西晋、东晋、南朝、隋、唐、宋、元、明、清等十余个朝代，概括了封建社会的各个历史时期约2400多年的历史。其三，种类繁多，类别清晰。计有“四山”镜类、昭明、日光镜类、规矩(或博局纹)镜类，神兽、画像(或画纹)、海兽葡萄镜类、八卦镜类、菊花镜类、带把镜(或加“喜”字)镜类等等，为研究中国古代青铜镜的发展和演变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其四，纪年镜、铭文镜多。许多镜上镌刻有铸镜的时间、地点、作镜工匠姓名、镜主以及购镜的吉祥广告偈语等等字样，为铜镜的分类和断代提供了可靠的依据。其五，镜体纹
11、饰繁缛，艺术布局严谨。装饰艺术大致可分为人神系列、异兽动物系列、植物花卉系列等，布局错落有致，规范对称，形成了千变万化的若干个主题图案，为古铜镜增添了无穷的艺术色彩。1981年2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古代史学者代表团应邀，参加日本举办的第五次古代史讨论会。会上，我国专家在“关于日本神兽镜、画像镜的问题”发言中，充分论述了湖北鄂城铜镜的历史和价值以及铸造工艺水平，在国际上产生了较大的影响。鄂州市博物馆和湖北省博物馆、中国社会科学院自然历史研究所合编的鄂城汉魏六朝铜镜、鄂城铜镜研究等铜镜专著、论文，已由北京文物出版社和专业学术刊物出版发行，引起了海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为了继承和发扬祖国的传统文化
12、，鄂州市博物馆在国家、盛市有关组织和科研部门的支持下，于1995年前后组建了“鄂州市文物复原复制研究所”，对以古铜镜为主要课题的文物复制工作，已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摘自鄂州名胜古迹鉴赏)从出土铜镜看武昌青铜铸造规模冯务建 (鄂州市博物馆馆员)摘要：武昌为三国孙吴的三大铜镜铸造业中心之一。根据其历史地望及铜料资源情况，结合出土铜镜与文献记载进行综合分析研究，发现铜镜铭文中，对武昌大规模铸造铜镜的情况有记载同模镜和同一镜师所铸的多枚铜镜发现，以及鄂城出土铜镜的数量、范围、纪年、纪氏镜，均反映了当时生产规模的大小关键词： 武昌 镜铭 铸造规模近年来，中国古代铜镜的综合性研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许多
13、专家学者发表了很多精辟的见解，获得了不少可喜的成果。通过对铜镜铭文和有关文献史料的研究，以及大量铜镜的发现，武昌（今湖北鄂城）是三国孙吴的铜镜铸造业中心这一事实已被学术界所共知，既然这里是铜镜铸造中心，有必要对其铸造规模进行研究，铸造规模的大小往往与社会的稳定、生产力的发展、经济的繁荣有着很大的关系，它从一个方面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发展，下面笔者试图根据鄂城出土或制作的部分铭文铜镜和发表的有关资料等方面，探索一下武昌当时的青铜铸造规模。一中国古代青铜铸造发展史上，有一个承前启后的转变过程，武昌成为孙吴的铸镜中心，当然不是偶然的，在时代上也有承前启后的传统关系，汉末的鄂城已经有了自己的铸镜业【1】。
14、因此，在探讨武昌青铜铸造规模问题时，必须首先看看武昌的历史地望及铜料资源情况。 武昌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四、五千年的新石器时代。在商周时代就称为“鄂”，西周夷王时，楚君熊渠曾封其中子红为鄂王【2】于此，春秋战国时仍为鄂君之地。1957年和1960年，考古工作者在安徽寿县发掘出土了两组有错金铭文的“鄂君启节”，一组为舟节，是水路通行证，另一组为车节，是陆路通行证。其铭中对贸易的物品、行进的路线都有明确的规定。此节现藏中国历史博物馆和安徽省博物馆。椐诸家考证，认为“鄂”即是鄂城【3】。秦置鄂县，属南郡。两汉时仍为鄂县，属江夏郡。东汉未年，群雄纷争，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局势已经形成，而孙权独据长江中下游
15、这片富饶肥沃的土地。曹魏黄初二年四月，孙权自公安迁鄂，因县之南有武昌山，欲“以武而昌”，故改名武昌，并移郡至此，下辖武昌，下雉（今阳新辖地），沙羡（今武汉市武昌），阳新、紫桑（今九江），浔阳（今黄梅）六县。同年八月，大修武昌城【4】，并从建业（今南京）移民千家到武昌【5】。从此，武昌不仅是郡的治所，又是孙吴的国都，江南地区的政治中心。八年后，即黄龙元年(公元229年)四月，孙权在此称帝，建立吴国政权，同年九月，孙权迁都建业。但仍以上大将军陆逊辅太子孙登掌武昌留守事。甘露元年（公元265年）九月，吴后主孙皓又自建业迁都武昌一年多，于宝鼎元年（公元266年）还都建业，由卫将军滕牧留镇武昌【6】。终
16、东吴一代，武昌有十年建为都城，其余均处于王都或首都、陪都或西都的重要地位。是当时邺、成都、建业以外的第二等城市。从孙吴两度迁都武昌及晋代的王敦、温峤、陶侃、庾亮、庾翼等镇武昌的情况看，武昌无论在地理位置、经济、政治、军事等方面都具有很高的重要地位，这种地位，对武昌青铜铸造业的兴办有着重要意义。青铜铸造业规模的大小，与境内铜料的多少有很大关系。汉末吴初南北分裂，魏的境内因铜料不足，铜镜铸造业受到很大影响，因此，开始铸造铁镜。武昌铜镜铸造业的兴盛，也是与境内铜料的充足分不开的。首先，武昌产铜，有丰富的矿产资源。附近的泽林小铜山和汀祖的铜灶，稍远的铜绿山，均有炼铜和开铜矿的遗址。其次，据大冶县志记载：汀祖的铜灶炼铜遗址时代与邻近地区的铜绿山春秋战国时代的冶炼遗址不差上下，并延续到晋、宋、梁、陈。另据禹贡记载：“荆州出锡，鄂城地属荆州，锡是易于取得的”【7】。以上这些，为武昌的青铜铸造业的发展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