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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史学南北二陈论虞云国（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所）史学界二陈之说由来已久。若就籍贯而论，陈寅恪是江西修水，在北，陈垣是广东新会，在南。之所以反而称陈寅恪为南陈，陈垣为北陈，是因为抗日战争以后，陈寅恪除去1946年10月至1948年12月间一度重返清华园外，长期避地南方；陈垣则始终居留北方。 三年前作完世间已无陈寅恪，就向兆奇兄许诺写这一题目，但杂事丛脞，久未动笔。去年，得读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已故台湾学者严耕望的治史三书，见内有史学二陈，个别想法已先我而发，深感两岸阻隔令人孤陋寡闻。但正如严耕望所说：两位陈先生，治学方法，蹊径大同，差異也很大，但成就都很高。立身处世，各走极端，绝不相侔，盖棺论定，在乎
2、读者。二陈同为中国新史学的巨擘，对他们作比较性研究和评价，见仁见智，也会因人而異，故而还是值得深长论之的。 一、史界双星：从初晤到深契 二陈是1926年定交的。这年，陈寅恪出任清华国学研究院教授，标誌着他正式步入史坛。此前，他虽仅在1923年发表过一篇短短的与妹书，但对其奇才博学已好评如潮，在学术圈子里不胫而走。当时的学术界还是识货的，不象后来那样仅以已刊论著的多少来衡估一个学者的真水平。而年长10岁的陈垣则早在10年以前就以成名作元也里可温教考而蜚声史界，到1926年，他已发表了古教四考、年代学二书和元西域人华化考等名著，並历任教育部次长、京师图书馆馆长、辅仁大学校长等要职，完全确立了他的学
3、术地位。这年7月13日，由吴宓牵线，二陈在中山公园来今雨轩晤面。据吴宓日记载：六时许，陈垣来。七时，陈寅恪来。（吴）宓请二君用西餐，为使寅恪得与陈垣谈其所学，且入清宫参观也。晚十时半始散。初晤长达三个半小时，应该说是两心相契的。 自初晤后，二陈保持着极其亲密的学术交往和私人友谊。到抗日战争爆发前的十年间，陈寅恪向陈垣介绍过钢和泰、伯希和等西方著名的汉学家；推荐过吴世昌、汤涤等弟子、友人或同事；借阅过宋史新编、元书、名理探、天学初函等书籍；函请陈垣利用其自编索引从全唐文、全唐诗、新元史中代查过有关人物史事；也向陈垣专函荐介过土耳其斯坦史（蒙古侵略时代）、贵霜时代等有参考价值的著作。陈垣对陈寅恪推
4、介过隋唐史学者岑仲勉其人其文；向陈寅恪转赠过超性学要和二种古籍索引等图书资料；先后请陈寅恪为自己新编的敦煌劫余录和旧著元西域人华化考作序；还代陈寅恪向书法家简经纶求治过私印。二陈往还是颇为密切的，这有陈寅恪致陈垣多通函简为证：久不承教，渴念无已；昨日快聆教论，欣慰钦佩之至；家人多患病未愈，杂务颇多，俟得暇再诣尊寓承教；寅病愈当入城趋谒，面领教言，不敢烦公远出郊外。从陈寅恪径请陈垣代查史料，陈垣一再向陈寅恪索序，可以推断二陈私交之亲近融洽。1 二陈在学术上的切磋砥砺，更是史坛的一段佳话。1930年，陈寅恪著成吐蕃彝泰赞普名号年代考，先送陈垣阅正，陈垣指出首段因误检年表，致有讹舛，陈寅恪驰书报谢，
5、自承疏忽至是，真当痛改；乞勿以示人，以免贻笑为幸。1935年，陈垣特请陈寅恪为其重印旧著元西域人华化考作序，陈寅恪以其所长对书中涉及的中亚史上的暾欲谷问题以及廼贤与托尔斯泰比较评价的问题，提出己见，陈垣酌改后报书，尚乞不吝赐教为幸。陈垣认为，每一学术论文作成后刊佈前，必须有不客气之诤友指摘之，他将陈寅恪与胡适同视为极少数可以请教而不客气之诤友。虽然陈寅恪在抗日战争以前尚无专著问世，但陈垣即便对他的单篇论文也关注甚殷，此有陈寅恪遗札可以印证：承询及拙撰短文，无聊之作，谨奉上，实不堪供大师一览也。2 陈寅恪对陈垣的学问是充分推重的。1929年，清华国学研究院因王国维、梁启超相继逝世，导师乏人，陈寅
6、恪为发展研究院考虑，敦请校方聘请章太炎、罗振玉、陈垣为导师，马衡为特别讲师，校方一一礼聘。虽最终唯马衡就聘，陈垣自以不足继梁、王二先生之后为词，再三恳辞。但陈寅恪显然是将陈垣视为与章、罗並列的一流学者向院方推荐的。3陈寅恪高度评价陈垣在敦煌学、宗教史和民族史方面的研究成果。他认为陈垣所编的敦煌劫余录诚治敦煌学者不可缺之工具，推崇陈垣取敦煌所出摩尼教经，以考证宗教史的方法，将他列为撰述得列於世界敦煌学著作之林的三数中国学者之一。他甚至认为中国乙部之中，几无完善之宗教史，然其有之，实自近岁新会陈援庵先生之著述始，绝口称赞陈垣的摩尼教入中国考其书精博，世皆读而知之矣；他极推崇陈垣宗教史著作能取材教外
7、之典籍，以为诚所谓金针度与人者，实一般研究学问之标准作品也。1943年，有关方面约请陈寅恪撰写耶律楚材的纪念论文，陈寅恪因双目失明，资料散失，自称於蒙古史学今不敢妄谈，而郑重地推荐了陈垣。他对陈垣史学有一个总评价：近二十年来，国人内感民族文化之衰颓，外受世界思潮之激荡，其论史之作，渐能脱清代经师之旧染，有以合今日史学之真谛，而新会陈援庵先生之书，尤为中外学人所推服。盖先生之精思博识，吾国学者，自钱晓征以来，未之有也。把陈垣的精思博识评为乾嘉史学大师钱大昕以来第一人，並推许援庵史学是契合於新史学的，评价可以说相当高的。4 如果说陈寅恪对陈垣学问更多的是尊重，陈垣对陈寅恪学术纯然是折服。据陈垣弟子
8、回忆：我的老师励耘先生对他恭维备至，谆谆嘱我应当读陈先生的著作，学他的治学方法。抗日战争时期，陈寅恪一度任教香港，陈垣给儿子陈乐素去信时，再三告嘱寅丈在近，如果人不讨厌，不妨多请教，但不宜久坐，此机会不易得，幸勿交臂失之为要。在私人书信和谈话里，可以发现陈垣十分看重陈寅恪对自己学术论著的评价。1940年，陈垣著成明季滇黔佛教考，认为此书舍陈公外，无合适作序之人，便将油印稿寄给滞留香港的陈寅恪。当时，陈寅恪正欲由港赴英医治眼疾，陈垣深知求序之举实属不情之请，就去信命陈乐素先探陈公意，愿作序否。听说陈寅恪应允，他即函告陈乐素：寅丈序不必急急，在此时节，复经劳顿，请其作序，殊觉不情，慢慢等等可也。儘
9、管全书早已付印，为使序言能够排入，陈垣甚至决定让排印工多候数日。当序言及时寄到时，陈垣喜出望外，又立即函询陈乐素：寅丈看过后，口头有何批评，至紧告我。1941年，陈垣在清初僧诤记脱稿后给陈乐素的信中说：惜重抄一回不易，不然，则寄寅丈请教也。晤时便可告之，如有所提示，幸告我；迟日或寄请寅公一阅，未知公嫌烦否耳？同年，他续撰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书中引用了陈寅恪天师道与书法关係之说来支持自己的论述，还函示陈乐素说：极欲寅丈一读，惜无书手，写一部不易。通鉴胡註表微成书以后，陈垣在与人谈起这部著作时，经常引用陈寅恪序元西域人华化考中语自评道：挚仲洽谓杜元凯春秋释例本为左传设，而所发明，何但左传？由此可见
10、他对陈寅恪推许的重视。5 到抗日战争爆发以前，二陈已各以自己不同凡响的史学成就驰誉史坛，而且声名远播东瀛西洋，继王国维之后为中国史学赢得了世界性的声誉。 二、抗日战争时期：未树新义，以负如来 1937年7月，芦沟桥的炮声也给二陈的人生和学术以无可回避的深刻影响。陈寅恪在料理完父亲的丧事，满六七后，即挈妇将雏逃离北平，从天津乘船至青岛，再经济南、郑州、长沙、桂林，由香港取道海路道经越南海防，转赴迁至云南的西南联大，一路上间关流离，艰辛备尝。但不幸却接踵而来：寄存託运的大批图书资料和学术笔记因战事而损失殆尽，首先给了陈寅恪一次巨大的打击，有一个时期几乎得精神病；原已孱弱的体质因长期避难奔走和营养匮
11、乏而急剧下降，终於导致了盲目之疾。中年双目失明使陈寅恪深切感受到人生的痛苦，为他其后的个人情绪涂抹上一层悲观主义的色调。他不仅一度对学术研究的可能性表示怀疑，而且对抗日战争的未来也缺乏信心，在给友人的信中，他说：今日可谓国亡有期而汗青无日矣。大局如斯，悲愤之至。6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陈垣作为辅仁大学校长，为了维护这座沦陷区唯一被当时中国政府承认的大学而不得不居留北平，在日本侵略军的铁蹄下度过了一生中最值得称道的八年。他后来回忆这段岁月：人民在极端黑暗中过活，汉奸更依阿苟容，助纣为虐。同人同学屡次遭受迫害，我自己更是时时受到威胁，精神異常痛苦，每读亡国旧史，就忍不住流泪，甚至痛哭。儘管如此，他对
12、抗战前途的估计远比陈寅恪来得乐观坚定，始终相信中国是个大国，历史如此悠久，决不会亡，一定会恢复。7 国难迫使二陈南北睽违，但两人的私谊却历劫弥深。由於陈寅恪的不幸遭遇，陈垣对他的起居行止十分关切。只要一读以下引录的陈垣给其子陈乐素的家信，便不能不为这种殷殷的关注之情所感动。 1940年4月6日函：寅丈失眠，有赴评会（指中央研究院评议会）否？ 1941年1月19日函：寅丈港大演讲继续否，近有何新著，讲何题？ 1941年9月6日函：寅丈事（似指应邀赴英讲学和治眼事）极佳，人同此心，真猜到也。8 陈寅恪为能及时赴英医病，在抗战期间一再奔波於云南与香港之间，曾有信自述其心境：九月间仍须返西南联大授课，
13、而云南地高，於心脏病者不适宜；港居又以物价汇价之故不能支持；欧战正剧，亦难浮海西行，真所谓进退维谷者矣。他一度产生过北上倚靠挚友陈垣的念头。陈垣接到陈乐素的函告，大喜过望，1942年3月31日复函其子：寅丈愿在辅仁授课，此梦想而不得者也。昨接信后，即告同人，皆大欢喜。闻寅丈前所住屋未退，则住不成问题。如能北来，真如天之福。陈寅恪后来虽未成行，但陈垣对他休戚与共的一腔真情却灼然可感。9 同样，陈寅恪儘管自己播迁不定，也关心着陈垣的生活和著述，罣念故人之子的安危。他在致陈垣函中关切地推想：拙著承代为分送，感谢之至。北方秋季气候最佳，著述想益宏富。即便给友人去信，也对老友之子的行踪垂注殷殷：乐素先生
14、已到遵义否？甚念，甚念！又陈乐素先生来函云：俟浙大寄到旅费即启程。现想在途中矣。从陈寅恪对陈乐素的关照，抗日战争时期，二陈已从个人之谊发展为通家之好了。10 在关係到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大变局前，二陈史学也明显地为之一变，而这种变化又有着各人不同的特点。陈垣自述其史学之变道：九一八以前，为同学讲嘉定钱氏之学；九一八以后，世变日亟，乃改顾氏日知录，注意事功，以为经世之学在是矣。北京沦陷后，北方士气萎靡，乃讲全谢山之学以振之。谢山排斥降人，激发故国思想。所有辑覆、佛考、诤记、道考、表微等，皆此时作品，以为报国之道止此矣。所著已刊者数十万言，言道、言僧、言史、言考据，皆託词，其实斥汉奸、斥日寇、责当政
15、耳。11抗战八年，是陈垣学术的巅峰时期。上文提到的旧五代史辑本发覆、明季滇黔佛教考、清初僧诤记、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通鉴胡註表微，都是在这一阶段中完成的。这些史著是陈垣对有意义之史学的有益探索，不仅标誌着他最终完成了由传统史学向新史学的转变，也给新史学留下了一份值得认真总结的珍贵遗产。12在陈垣的史学转变中，经世致用的倾向明显加强：明季滇黔佛教考其实所欲表彰者乃明末遗民之爱国精神、民族气节，不徒佛教史迹而已；清初僧诤记的撰著背景是：1941年，日军既占据平津，汉奸们得意洋洋，有结队渡海朝拜、归以为荣、夸耀於乡党邻里者。时余方阅诸家语录，有感而为是编，非专为木陈诸僧发也；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也因为有感於宋金及宋元时事，觉此所谓道家者类皆抗节不仕之遗民，岂可以其为道教而忽之也。13也就是说，陈垣对宋金、宋元、明清之际史事的发覆抉微、叙述议论，旨在弘扬民族大义，表彰爱国正气，揭露变节行为，抨击投降主义。略有爱国心的人们，只要读到陈垣在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卷首语：呜呼！自永嘉以来，河北沦於左衽者屡矣，然卒能用夏变夷，远而必复，中国疆土乃愈拓而愈广，人民愈生而愈众，何哉？此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