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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流动性约束与农户自我雇佣行为研究：来自中国农村的经验 本文作者感谢福特基金会的支持，特别感谢沈明高教授的悉心指导，也特别感谢加拿大温妮培格大学和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董晓媛教授和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赵耀辉教授的指导和帮助，同时也非常感谢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邹传伟同学、尹妮娜同学和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霍冉同学。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 韩玲慧内容摘要本文用计量方法分析了我国农户在创业时所面临的流动性约束问题。本文用样本初年的家庭拥有的资产来代表家庭的财富水平，从而解决了困扰这一研究题目的一个内生性问题，也就是解释变量财富水平与被解释变量家庭创业选择之间存在的同时共生问题。由于家庭主
2、要劳动力的能力也是影响到家庭创业选择的一个重要变量，同时也对家庭财富水平有相当大的影响，本文使用家庭主要劳动力的受教育水平作为其能力的代表，较好地控制了这一问题。此外，本文还使用多种不同的面板数据结构对基本回归结果进行了稳健性检验，结果显示本文的基本回归结果具有较强的稳健性。这说明我国的农户在做出创业选择时确实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流动性约束。并且，在经济越不发达的地区，这种流动性约束的程度就越大。一、 引言农业社会与工业社会的差异之一就是两种社会中经济主体在经营意识上的明显不同。在传统的刀耕火种式的以农业生产为主体的社会中，家庭化的经营占主导地位，在一些特定的社会制度环境之下，这种经营有着明显的内
3、卷化倾向（如历史上我国的农业生产就具有这种特点，没能从家庭式经营转向农场式经营，参阅黄宗智黄宗智，1992：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北京，中华书局。），生产和商业都不会扩展到较大规模。而工业社会则与此有着很大不同，生产和商业都是处于不断扩张的状态中，其规模远远高于农业社会。因此，一个国家向工业化转变过程的实现必然离不开参与其中的经济主体的经营意识的形成，换言之，就是企业家精神的形成。我国也不例外。自我雇佣是企业家精神的基本承载形式，也是农户从纯农业生产逐步转向非农生产的基本途径之一。不管是在发展中国家还是在发达国家，企业家的创业活动对于一国的经济增长都极为重要，因为不仅大量的创新是在这样
4、的活动中出现的，它们还是就业岗位和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也正因为此，职业选择成了发展经济学关注的重点。就我国的实际情况而言，中小企业对GDP和就业的贡献分别达到了60和84。在美国，小企业大约雇佣了50的劳动力，而对GDP的贡献也达到了30。除此之外，对我国有特别意义的是，大量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如果农村想从根本上得到发展，我国农业部门就业的劳动力数量需要大幅下降。为了适应未来30年农业部门就业劳动力的下降，每年需新创造出1200万至1500万个非农劳动就业机会。乡镇企业自1985年以来大约已经提供了一亿个新的岗位，但在最近的几年里这种职位几乎没有什么增加，甚至还有减少。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替代性
5、的转移途径。农民向现有城市的转移受到诸多条件的限制，并且相对来说也属于成本较高的一种方式。基于此，有学者提出可加速小城镇建设来作为替代性解决方案（D. Gale Johnson, 2002）。而为农民提供条件以支持其实现自我创业，就可以促进这种小城镇的建设，将非常有利于农村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产业的转移。对于个人而言，如果创业获得的收益高于打工的收入，而个人对创业和打工并没有偏好上的差异，那么个人就会选择创业。反之，则会选择打工。一些国家的调查显示 参阅Blanchflower & Oswald（1998）关于英国、美国及德国的数据和Paulson & Townsend（2004）关于泰国的数据
6、。，有很多想创业的个人并没有创业，原因多半是没有资金。一般而言，创业需要一定的资金，一定的投资技术要求一定的规模以达到最低的创业要求或达到最优的规模经济收益，而个人的财富又是有限的，并不能满足这一最低规模或最优规模的要求。向金融市场借贷是可能解决资金困难的一个途径，但由于信息不对称问题在金融市场上较为严重，如果借款人没有足够的抵押，资金的贷出者可能并不愿意贷款给借款人，而缺乏资金的初创业者正是因为没有足够财富才无法创业，很可能没有能力提供足够的抵押。显然，此时个人的创业计划就可能受阻，这种情况就是本文将要探讨的问题个人或家庭创业时可能受到流动性约束。如上所述，以传统小农经营为起点的经济主体在扩
7、大其经营时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资金的约束，因为其原有的经济能力不足以为规模扩大了的经营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在我们的样本中，在中国的农村，经营非农企业的家庭的资产水平大约为没有经营非农企业家庭的两倍。并且，在经济发达的浙江省经营非农企业的家庭的资产水平是经济欠发达的甘肃省经营非农企业家庭的资产水平的六倍多。而浙江省没有非农企业的家庭的资产水平是甘肃省没有非农企业家庭资产水平的两倍多。而信贷市场所能提供的资金支持相对于个人财富水平来说是相当有限的。这说明经营企业与家庭的财富积累之间有着自我实现的关系，对于那些没有实现自我创业的农户来说可能存在因缺乏资金而无法创业的问题。如果流动性约束是一个重要因素，
8、那么我们就可以预期创业选择会对潜在企业家的个人财富较为敏感。如果流动性约束不那么重要，那么创业选择的做出将仅基于投资的预期利润。如果需要，他们可以从外部获得资金，而个人财富并不会影响个人的创业选择。但是，在流动性约束存在的情况下，外部融资或是不可得或是不够，此时个人财富与创业选择之间就发生了联系，较富有的人就更可能创业。在Evans & Jovanovic（1989）的模型中，个人从信贷市场上所能获得的资金受到个人财富水平的约束。在Aghion & Bolton（1996）的模型中，由于信息不对称问题的存在，个人在信贷市场上所能借到的资金有限。这些模型都说明了流动性约束的存在对于创业活动有重要
9、影响。Holtz-Eakin et al（1994）和Evans & Jovanovic（1989）用美国的数据研究了在美国个人财富对创业选择的影响，并得出流动性约束是重要因素的结论。此后还有其他一些文献用不同的数据也提供了流动性约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创业选择的证据 如Magnac & Robin(1996), Lindh & Ohlsson(1996), Blanchflower & Oswald(1998), Mesnard & Ravallion(2002), Paulson & Townsend(2004).。也有文献（Hurst & Lusardi，2003）用美国的数据发现在较低的
10、财富水平上，流动性约束的作用不明显，不过这一结论并不能说明流动性约束的影响并不大，因为可能是美国的信贷市场较为完善所致。以上的这些文献是关于此研究题目的实证研究方面的代表性文献，这些实证研究都是通过检验财富与个人创业选择间的关系来看流动性约束可能的影响程度。这些实证研究的理论基础都是关于创业与个人财富之间关系的静态理论模型，以Evans和Jovanovic（1989）的研究为代表。但在静态模型中，没有考虑企业家才能与个人财富两变量的同时相互影响问题，而这一问题又对实证检验结果会有较大的影响，导致对个人创业时所受到流动性约束程度的高估。Buera（2004）发展出了一个动态模型，使用多期模型将储
11、蓄引入构成影响到个人财富进而影响到创业的变量，而个人能力的高低又会影响其储蓄路径，因而他的模型让能力和财富同时由模型本身决定，从而解决了静态模型没有考虑的能力与财富相互影响的问题。Buera的模型还得出在较高的财富水平上，可能存在企业家能力较低的人，他们的存在会导致以静态模型为基础的对流动性约束影响程度的低估。本文的目的是用中国的数据来检验中国农村的农户是否在创业时受到了流动性约束。由于个人偏好因素难以测量，而且也不会从根本意义上影响到本文的结果，所以本文也与已有研究一样，将不考虑这一因素。此外，Buera所提出的创业选择与财富水平之间存在非单调关系，即在较高的财富水平上可能因为个人能力的原因
12、并没有更高的自我创业比例，这种情况的存在可能会导致对流动性约束的低估。鉴于中国目前还处于经济发达程度还不高的发展阶段，这种低估因素可能还不太严重，对本文的结论可能也不会产生根本性的影响。因此，本文的分析也将忽视这一因素的存在。基于以上原因，本文的分析仍将以静态模型为基础，来检验我国农户是否受到流动性约束。本文使用的数据是1995年到2002年的十个省份37,788个农户的调查数据，在全部样本省份中大约有30%的农户有属于自己的从事非农经营（这里的非农产业包括制造业、建筑业、运输业和服务业）的企业。这里使用的样本既包括像浙江、江苏和广东这样的经济较为发达的省份，也包括像甘肃、四川这样的经济欠发达
13、的边远省份，还包括像河南、安徽、山西、湖南、吉林这样的经济发展水平介于二者之间的省份，其中前四个省份至今仍是中国较大的几个农业省份，吉林省相对独特，是东三省老工业基地中的一个省份。关于这十个省份农户的调查数据还包括其财富信息、过去的职业历史、从各种渠道借贷资金的情况、农户家庭的人口特征、创业行为及受教育状况。这些信息以及面板数据的优势使我们可以把众多影响到创业选择的其它因素分离出去，从而得到较为可靠的流动性约束对农户自我创业行为的影响程度。本文的计量分析以样本初年的家庭拥有的资产来代表家庭的财富水平，从而解决了困扰这一研究题目的一个内生性问题，也就是解释变量财富水平与家庭创业选择之间存在的同时
14、共生问题。由于家庭主要劳动力的能力也是影响到家庭创业选择的一个重要变量，同时也对家庭财富水平有相当大的影响，所以较好地控制家庭主要劳动力的能力也是能够得出准确结论的重要条件。本文使用家庭主要劳动力的受教育水平作为其能力的代表，较好地控制了这一问题。此外，本文还使用多种不同的面板数据结构对基本回归结果进行了稳健性检验，结果显示本文的基本回归结果具有较强的稳健性。这说明我国的农户在做出创业选择时确实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流动性约束。并且，在经济越不发达的地区，这种流动性约束的程度就越大。本文的第一部分是引言，第二部分对数据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描述，第三部分给出了基本回归的结果，第四部分进行了稳健性检验，第五
15、部分给出了本文的结论。二、 数据描述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是国家统计局在1995至2002年间对于中国十个省份农户调查所得的面板数据。这十个省份既包括像浙江、江苏和广东这样的经济较为发达的省份，也包括像四川、甘肃这样的边远贫穷省份，还包括像河南、湖南、山西、安徽这样的传统农业大省，也包括像吉林这样的传统老工业基地。该数据涵盖了村庄的37,788个农户。2.1 各样本省份农户的自我雇佣所占比例情况 从表1A和图1A可以看出，不同地区的自我雇佣农户所占比例呈现出了不同的时间趋势：在浙江省、甘肃省、吉林省都有一定程度的上升，而在四川省、湖南省、河南省都有一定程度的下降，在广东省、安徽省和山西省则较为平稳，
16、而在样本期间变化最大的是江苏省。在浙江自我雇佣农户比例的上升可能是因为浙江农户的财富水平在改革开放以来相对于其他省份有相当快速的积累（这正是本文要验证的命题），同样也可能有当地创业传统和商业文化的因素；在甘肃省的上升可能是因为当地的经济相当落后，而近两年有了一定的发展；吉林省的农户从事非农产业之外的经营较少，原因是吉林省有着大量的肥沃耕地，一直是我国的主要产粮大省，2001至2002年间的明显上升。在四川、湖南和河南三省自我雇佣农户比例的下降可能是由于外出打工机会的吸引而更多农户的主要劳动力选择了外出打工，这三个省份是我国最大的、人口最多的三个农业大省，也是外出务工人员的主要输出省。在广东省自我雇佣农户比例没有较大变化可能是缘于广东省由于开放较早而在样本开始期的1995年就已经有较高的农户自我雇佣比例，但从上图可以看出该省的农户自我雇佣比例并不高于浙江省，并且在样本期内还有些微的下降趋势，而同期浙江省的自我雇佣农户比例却在上升，这可能是不同地区的文化导致个人选择偏好的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