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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洋务运动在广东 作者：赵春晨文章来源：中华文史网点击数：25更新时间：2008-12-3 洋 务运动史的研究，近十余年来颇受国内学术界的重视，发表了大量论著，对于洋务运动的过程、阶段、性质、作用以及洋务思潮、洋务人物、洋务企业等，都已有相 当充分的阐述。但以中国之大，各个省区往往会有不小的差异，洋务运动亦复如此。作为一个具有全国性的运动，它在各省区的开展，除了有共性的一面外，还有特 殊性、不平衡性的一面。所以，要更深入地了解洋务运动的全貌，还必须对洋务运动的发展作区域性的研究。这里仅就洋务运动在广东的发生、发展情况作一概括的 论述。 一 得风气之先有一种看法，认为广东洋务运动起步迟，即到187
2、3年两广总督瑞麟创办广州机器局时才开始启动，比上海、福建、天津等地晚了7、8年。这实际是一种误解。因为广东洋务运动的开展并不始自1873年的广州机器局，而是早从19世纪60年代前半期就已经开始，可以说，广东是当时全国率先开展洋务运动的少数几个省区之一。广东开始洋务运动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广州同文馆的建立。同文馆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的产物，最早建于北京（1862年 设京师同文馆，附属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它是清政府为解决急需的翻译人才而设立的外语学堂，也是洋务派办洋务教育的开始，因此是洋务运动的一项重要内 容。京师同文馆建立后第二年，任江苏巡抚的李鸿章奏请依照京师同文馆之例在上海“添设外国语言文字学
3、馆”（不久获准成立，即后来的上海广方言馆），同时还 提出：“其广东海口可否试行，有无窒碍之处，应请饬下该省督抚体察办理。”清 政府据此下令广东官员进行筹商，这便是广州同文馆建立的最初缘起。倡议者虽非出自广东，但广东大吏晏端书（署两广总督）、黄赞汤（广东巡抚）、库克吉泰 （署广州将军）的态度都比较积极，认为：“京师设立同文馆，学习外国语言文字，上海援案办理，洵属及时要务，粤东自应依照一律举行。”于是即着手进行筹建，至1864年6月毛鸿宾任两广总督时正式建成。同文馆馆址设于广州大北门内朝天街，最初仅设英文馆，聘请美国人谭顺为西文教习，翰林院编修吴嘉善为汉文教习，招收广州驻防满汉八旗子弟十六名、汉人
4、世家子弟四名共计二十人进行教授，“取能通算学、有裨西学之实用者”，进馆学习三年，成绩合格者派充各衙门翻译官，才识出众者调京考试、授以官职。这是广东洋务教育的开始，也是广东开展洋务运动的重要标志。 在广州同文馆建立前后，购买、仿制新式船炮的军事近代化活动，已在广东有所开展或酝酿。早在劳崇光任两广总督的后期，为了镇压省内农民起义的需要，曾经 成立洋枪队，选派兵丁接受英法军官教练，使用洋枪洋炮。劳崇光一面托英国领事罗伯逊向国外采办新式枪炮，一面计划“雇募制造火器、火药之良工数人来粤，由 内地选派精细工匠学习制造，并派妥员监造，务期得其真传”。此外，劳崇光还曾参与总理衙门首次向英国大规模订购船舰（即阿
5、思本舰队）的活动。继后督粤的晏端书、毛鸿宾等，也对引进和仿制新式武器颇有兴趣。当时作为晏端书随员来粤的丁日昌，曾奉命在广东提督昆寿军营中“督办火器”，并在广州市郊燕塘设立炮局，生产大小硼炮及硼炮子。丁日昌本人也以此而闻名，被李鸿章调往上海主持洋炮局。在仿制轮船方面，郭嵩焘担任广东巡抚时（18631866年），就曾有所筹商。接替郭嵩焘任粤抚的蒋益澧，在1866年8月奏折里，更是直接提出在广东等地设厂“制造轮船，一面雇觅洋匠指授，一面选聪明子弟入厂学习”的建议，并主张“沿海富商大贾，亦准其租购轮船夹板，而籍其名于官兵，无事则任彼经商，有事则归我调遣”，“船上舵工炮手，初用洋人指南，习久则中国人亦可
6、自驶”。 这些仿制轮船的筹商和建议，当时虽然未被采纳和实现，但蒋益澧还是会商粤督瑞麟，自筹款项从英法两国陆续购买来七艘轮船，用于广东沿海的巡缉工作，这是广 东水师、也是中国水师中最早使用的一批轮船。以上这些活动表明，在广州机器局成立前十余年间，以引进新式船炮为主要内容的军事近代化活动在广东业已出现。 广东何以会较早地开展洋务运动？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广东地理位置特殊、得风气之先的缘故。广东地处中国南部沿海，长期是中国对外贸易的中心地。鸦片战争以 后，五口被迫开放，广州居其一。香港岛也被英国割占，逐步经营发展为一个殖民地城市。在西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文化的猛烈冲击之下，广东一些较开明的官 吏和知识
7、分子较早开始留心西学。19世纪40年 代初，林则徐在广东就曾提出过“以洋税办洋防”、制造船炮的主张，还有人试行仿制过火轮船，翻译和介绍世界知识在广东也颇为盛行。虽然由于清政府实行闭关 自守，致使林则徐等少数先行者的思想闪光不可能在广东成为现实，但到第二次鸦片战争后，随着洋务派在清政府中占据重要地位和推行洋务运动，广东这种得风气 之先的优势也就得以显示出来。正如李鸿章奏请于上海、广东设立同文馆时所说：“洋人总汇之地，以上海、广东两口为最，种类较多，书籍较富，见闻较广。语言 文字之粗者，一教习已足；其精者务在博采周咨，集思广益，非求之上海广东不可，故行之他处，犹一齐人传之说也；行之上海广东，更置之
8、庄岳之间说也”。这是就办洋务教育而言，而从购买、仿制西方船炮上看，广东的方便条件也是显而易见的。另外，近在咫尺的香港岛在英国人统治下的发展，对于广东的官吏来说无异也是一种刺激。广东巡抚蒋益澧在1866年上任时曾写道：“臣前途经香港，见其水师雄壮、楼阁崇闳，码头生意之旺甲于南洋。迨路过大虎、小虎、大王、猎德一带，所有拒险炮台，全行废堕。虎门昔号天险，今为坦途。然则言治粤之权舆，固以中外相安为要；而筹自强之急务，尤以卧薪尝胆为先。”处在这样的环境之中，广东较早地开展洋务运动也就不足为奇了。二 步履维艰广东洋务运动虽然开展较早，但发展缓慢，局面狭窄。前述广州同文馆，自从1864年建立之后，招收学生数
9、量有限。其中八旗子弟占大多数，后来瑞麟督粤时，干脆奏请“嗣后同文馆学生专用旗人，毋庸再招汉民”。使该馆学生变成清一色的旗籍子弟。从教学内容上看，该馆长期局限于单纯传授英文（1879年 后增设法文和德文）。而且学生毕业后派充各衙门翻译官的规定，“系属有名无实，并无差使”，致使学员在馆“皆专意汉文，冀图乡试文理平通，以为期满保举府 经、县丞、防御地步”，“致将西文荒忽，未能精深”，很难达到洋务教育的目标。刘坤一任粤督时，曾批评广州同文馆“专用旗人子弟，一味训课时文，虽仍聘一 英员教习，略存其名而已。似此毫无实际，纵添设一、二馆，徒糜经费为外人所笑”，因才有捐银十五万两，准备另设“西学馆”的计划。后
10、来张树声利用刘坤一所捐的这笔资金，于19世纪80年代初在广州黄埔长洲办起“实学馆”，但也限于经费等原因，“规模未广”，教学内容也很有限。从兴办近代军事工业来看。广东虽然较早开始购买和零星仿制外国军火的活动，但迟至1873年，方由粤督瑞麟和广东巡抚张兆栋在广州城南聚贤坊办起一家规模不大的机器局，委派在籍候选员外郎温子绍为总办，招募工匠，仿洋法制造枪炮火药和修造小轮船。次年，张兆栋兼署督篆，又在广州城西增步筹建军火厂一所，准备专门制造洋式火药。广州机器局不仅建立时间甚晚，大大落后于上海、南京、福州、天津、甚至西安、兰州等地的机器局、制造局，而且规模狭小。从开办到1884年底，十二年中它的总投资额仅
11、为59万多两银子，平均每年不足5万两。 这同开办费一次各投资数十万两、常年额定经费都在五、六十万以上的河南制造总局、福州船政局简直无法相比。就是比起天津机器局、金陵机器局以及稍晚建立的 山东机器局，广州机器局也要逊色得多。由于经费短缺，“工器未能大备”，加上经办该局的温子绍“于泰西机算之学本未深通”，局中技术力量薄弱，广州机器局 建局十余年，成效甚微，“迥非津沪各局规模宏阔之比”。而增步军火厂的建设，也相当缓慢，到1878年时，该厂共计投资7万4千余两银子，尚未完全竣工。再就发展民用企业而言，广东开始洋务运动至80年 代中期张之洞督粤之前，二十余年中除了架设由广州至九龙和由广州至梧州等地的陆路
12、电报线，可以说是军民兼用之外，在这方面基本是无所作为。而同期洋务运动 在上海、直隶、山东、湖北、江苏、安徽、热河、甘肃、台湾等省区已陆续建立起一批航运、采矿、纺织及铁路等方面的近代民用企业。所以有的研究者将广东的洋 务运动称为“半截子”洋务运动，即只创办了“求强”的军事工业，并无创办“求富”的民用工业，这虽然讲得太绝对一点，但就80年代中期以前的情况而言，确也不诬。广东洋务运动之所以步履维艰，1884年张之洞督粤后曾在一份奏折里发表过这样的议论：“三洋海面以粤为冲，中国之有洋务以粤为始，探洋情、买洋械以粤为便，二十年来逐渐经营，早应备御完密。乃历来治粤者习常蹈故，远虑蔑闻。惟是事体繁重，经费艰
13、难，且动为各国洋人所牵制。”15这段话说明了广东洋务运动所存在的问题，以下试分别析之。 （一）“历来治粤者习常蹈故，远虑蔑闻”。洋务运动是由清政府中掌握一部分实权的洋务派官员自上而下倡导、推行的运动，故地方官员对于洋务的态度如何、 魄力如何，对该地洋务运动的开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就广东而言，主持全省军政事务的两个最高长官是两广总督和广东巡抚。从1861至1884年 二十四年中，历任两广总督者共九人，他们是：劳崇光、刘长佑、晏端书、毛鸿宾、瑞麟、英翰、刘坤一、张树声、曾国荃；历任广东巡抚者也是九人，他们是：耆 龄、黄赞汤、郭嵩焘、蒋益沣、李福泰、刘长佑、张兆栋、裕宽、倪文蔚。这些粤省督抚，虽不
14、乏对洋务热心者如郭嵩焘、蒋益澧、刘坤一、张树声等，但满员计有 耆龄，瑞麟、英翰、裕宽四人，他们一般思想较保守、缺乏开拓精神，而且主政时间较长，如瑞麟任督职长达九年（18651874年）， 是此时期内主政广东时间最长的一个。汉员虽然人数居多，但轮换频繁，又受到各方面牵制，即使热心洋务者也难有作为，那些尸位素餐者就更不用说了。所以刘坤 一曾诉苦说：“西学馆、招商局及开办煤矿，均为珂乡当务之急，弟每饭不忘，无奈力弱势孤，又苦经费无出，辄为众议所阻。”由于这种原因，在这二十四年中国内洋务运动已有较大规模的推进，而广东的历任督抚却始终未能就本省洋务运动的开展提出一个远大的规划，也未能采取有力的措施，这是
15、广东洋务运动步履维艰的首要原因。（二）“经费艰难”。办洋务需要筹措大笔资金，特别是在洋务运动的前期即“求强”阶段，建近代军事工业、建设近代化海防等，都必须由官方拿出巨款。广东虽号称富庶，但到19世纪后期，由于多方面原因，官方财政收入已大不如前，加上还要应付京协各饷以及本省的兵饷、勇饷等，日益陷入库帑空虚、捉襟见肘的局面。郭嵩焘在1863年 任广东巡抚时写道：“自咸丰四年各属被兵以后，地丁征收日形艰乏。惠、潮各属，勉强征至五分，而官垫常居十之二、三，州县疲难日甚。洋人肆扰省城数 年，公私扫地无余。去年内江通商，所有洋货大宗，向由粤中转运湖广、江西者，今全数移至汉口、九江。至出口茶叶，统计闽、浙、安徽、湖广、江西，每岁 不下千百万。近年闽、浙、安徽之茶全出上海，而湖南、江西之茶犹分出广东，自去岁则又并归之汉口。于是沿江各省出入经纪，从前广东所擅为利者，悉举而空 之，不独海关课税因之大绌，即民间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