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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论儒家诗教论在明代诗学中的影响兼论明人观念中的形式理论与诗教论关系张立敏张立敏，男，1973年生，河南省镇平县人，中国艺术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文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文学。（中国艺术研究院，北京，100029）摘要明人对诗歌形式技巧的探索让人产生一个误解，认为明代是一个艺术批评的时代，一个温柔敦厚诗教传统失坠了的时代。通过对明人诗论进行历时性和诗歌流派两个维度的考察获知，在明代，诗教论依然占据诗学批评话语主导地位。明人诗学观念中，形式技巧的探索和传统诗教论并不是一个探讨层面上的话题，而这一点却常常为人所忽略。学科建设中创新性的过度要求无疑在误解的产生过程中起了不良影响。关键词 明代诗学；
2、诗教论；诗歌形式理论艾伯拉姆斯（M. H Abrams）在镜与灯一书中提出艺术四要素，即宇宙、作品、艺术家、观众，刘若愚将之改造为宇宙、作家、作品、读者四要素，用于分析文学艺术过程的四个阶段，即宇宙作家、作家作品、作品读者、读者宇宙，揭示作家创作文学作品以及文学作品为读者阅读接受从而产生影响的一般过程。传统文论中提倡诗教、重视诗歌教化作用的诗学理论虽则内涵丰富，也涉及诗歌过程其他阶段，但是侧重于第四阶段，认为文学是达到政治、社会、道德、教育目的的手段。这是一种社会道德批评，它的核心是温柔敦厚的诗教论，按照刘若愚的界定属于实用理论美刘若愚：中国文学原理第6章实用理论，杜国清译本，江苏教育出版社2
3、006年版，第160176页。一般情况下，诗教论作为封建社会意识形态在文学尤其是诗学领域内的体现，长期控制着封建社会诗学评论话语权，诸如温柔敦厚、美刺讽喻、诗文与时政相通等概念、观念老生常谈般充斥于各种语境。然而在理学思想占统治地位的明代，情况似乎有所不同。现象纷呈的明代诗派中，前后七子注重诗歌形式技巧的研讨，诸如法、格、调、句、音等创作阶段（作家作品）文本因素规律，因而前后七子在学界被称为格调派铃木虎雄19111912年发表于文艺杂志上的论格调神韵性灵三诗说最先用格调说概括明代前后七子诗论，后为学界接受，该术语的使用情况及其得失，参见陈国球明代复古派唐诗论研究（北京大学2007年版）附录“格
4、调”的发现与重建明清格调说的现代研究（19171949）、言“格调”而不失“神韵”明清格调说的现代研究（19501990，台港部分）。，公安派呼吁独抒性灵（作家作品），竟陵派走入幽谯枯寂一途（作家作品），表面上看他们的创作与理论都与儒家诗教论重视文本读者的社会道德教化相矛盾。因而研究者看来，明代是一个诗歌艺术批评的时代，明代诗学的“发展主要表现为格调说以及后期为矫格调说之弊而向神韵的转化”；“儒家传统诗论重在诗教，所谓兴、观、群、怨，所谓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这些都是一种社会道德批评，它所注意的是诗歌与社会政治的关系，诗歌教化作用。诗歌艺术批评则不同，它着眼于诗歌艺术本身，探
5、讨其独立的美学结构、艺术价值”袁震宇、刘明今：明代文学批评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1718页。该著作论述刘基承续汉唐以来主流的儒家文艺思想，注重诗教，然而不仅在当时，而且在整个明代缺乏同调，见第34页。显然，明代诗学批评被构建为一个侧重于艺术形式创新的时代，作为道德批评的儒家诗教论似乎不再拥有往昔的辉煌，大权落榜，偏居一隅，“诗不仅失去了其实际的政教功能，而且从个人功利的角度说，也失去了实际的功利作用”张健：清代诗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页。这个论断涉及如何评价明代儒家诗教的影响，如何考量明代诗歌形式技巧的探索与诗教论关系，进而如何评价有明一代的诗学探索。果真诗教论在
6、明代丧失了话语权吗？让我们先对明代诗论进行历时性和诗歌流派两个维度的考察。一、历时考察：一个贯穿整个朝代的理论明初，诗教盛行。道学思想深厚的宋濂（13101381）在六经论阐发诗教意蕴：六经皆心学也，心中之理无不具，故六经之言无不该，六经所以笔吾心之理者也。其人之温柔敦厚，则有得于诗之教焉；疏通知远，则有得于书之教焉；广慱易良，则有得于乐之教焉；洁静精微，则有得于易之教焉；恭俭庄敬，则有得于礼之教焉；属辞比事，则有得于春秋之教焉。然虽有是六者之不同，无非教之以复其本心之正也。宋濂：潜溪前集卷六，宋濂全集点校本，罗月霞主编，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72页。温柔敦厚诗教观念依然被归纳为儒家思
7、想重要组成部分。虽然作为儒家思想发展的心学和先秦儒家思想有所不同，宋濂思想关注点与周秦儒家不同，但是诗教论内核不变，重视教化，重视作品的社会功用，侧重于文本读者层面。墓志铭是一种特殊的文体，其中的溢美之词往往是流行思想与主流价值观的反映，儒家诗教论的出现反映了该理论的盛行。宋濂故朱府君文昌墓志铭载：诗之为教，著于礼经。温柔敦厚，本诸性情。君子读之，岂惟多识？玩其指归，感善惩逸。我甑生尘，我衣悬鹑。非义之物，弗取诸人。如斯学经，庶可无愧。留连光景，敢曰吾事。彼苍者云，其色可餐。洗心涤虑，是跻是攀。发犹未皤，然观化。何有外慕，无昼不夜。宋濂：芝园前集卷九，宋濂全集点校本，罗月霞主编，浙江古籍出版社
8、1999年版，第1334页。阐发温柔敦厚意旨与诗歌功用，反对流连光景之作；用这么大篇幅阐发文学思想在墓志铭中实属罕见。洪武年间瞿佑临安教谕任上，县令王廉谦率诸生宴饮用古诗，不同场合中吟咏不同诗作，岁终歌鹿鸣，会友歌伐木，劳农歌南山，号新居歌斯干，送行役歌无衣瞿佑：归田诗话上乡饮用古诗，丁福保历代诗话续编，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235页。，可见实际生活中诗教的作用。选编诗歌时，温柔敦厚诗教观念使编者陷入两难的尴尬境地。洪武三年（1370），王行（13311395）在唐律诗选序中说：选诗者，非知诗者也。孔子之删诗，取其既足以感发惩创，又足以被夫弦歌者，非以工拙计也。盖工非诗之所必取，而拙非诗之
9、所必弃。工而矜庄，是未免夫刻画；拙而浑朴，是不失其自然也。苟弃其拙而取其工，则是遗自然而尚刻画，岂足与言温柔敦厚之教也哉？王行：半轩集卷六，转引自吴文治全明诗话，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247页。 选编者必然要依据诗歌技巧的工拙来取舍，然而诗歌的艺术性与最高的诗教原则未必一致，形式技巧与艺术原则存在着难以弥合的张力，这就形成一个难以克服的矛盾。在这个意义上产生选诗者是否深谙诗道的悖论。永乐元年（1403）三月，胡粹中在蚓窍集序中说：唐人有言文章实小技，于道未为尊，此非知言者也。夫道之显者谓之文，故道以文而传而文所以为载道之器也。道不违乎人，人之为文而违乎道，岂足以言文哉？况乎声音之道与政
10、通，于其清浊髙下、疾徐促缓而道之升降、政之美恶、俗之隆污系焉。盖审音足以知政，闻乐足以知德。间出示所自作诗一编，古制近体通若干首，舂容乎其意度，铿鍧乎其节奏，追琢乎其文章，其言丽以则，其思深以远，其义葩而正，温柔敦厚，不迫不切，方诸古人亦未多让，顾自谦曰蚓窍集。夫古之人，修于身者不必施于政事；施于政矣无待见于言语。然德之发于口者为言，盖和顺积中而英华发外，自有不容已者。管时敏：蚓窍集卷首，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以“诗歌关乎世运”、“文以载道”、“温柔敦厚”作为立论原则推崇诗歌，强调作家道德修养的重要性，认为言语是德行的自然表露，凡是不合乎道德的文字不足评议。一般地，道学家似乎总是倾向于鄙薄诗歌
11、，然而给予诗歌崇高地位的也有可能是道学家，后者往往为今人所忽视。王洪（13801420）在送湛用和序中依据诗人对诗教的熟稔而推测其为政状况：湛君华年好修，且其为人聪惠端谨，穷经力学，尤潜心于诗人温柔敦厚之教，以是而为政也，其将有以得民之心欤？有以善民之俗欤？诗曰：岂弟君子，民之父母。余于湛君是望，故以此告之，且使夫读诗书者知所以为良有司，在此而不在彼也。王洪：毅斋集卷五，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于此可见时人依然认同诗歌与政治关系密切，诗歌在政治生活中依然发挥着作用。正统二年（1437）杨荣（13711440）在故礼部祠祭主事干汝霖墓铭中写道：汝霖生而颖异嗜学，绩业邑庠，读诗得温柔敦厚之旨。杨荣：
12、文敏集卷二十四，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景泰元年（1450）八月，魏骥（13741471）在青城山人集序中说：惟诗为文之至精者也，发乎情性而止乎礼义，夫岂可易言者哉？故知非赋禀清明、才趣超踔之士，不足以语此。王燧：青城山人集卷首，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据天顺八年（1464）韩雍（13181478）所作故朝列大夫广西左参议朱公墓志铭，朱骥诗歌创作以温柔敦厚为圭臬：公（朱骥）自幼警颖绝人，八九岁能涉猎经史，十三为诗，属文有老成句。弱冠父命为邑庠生，孜孜力学，不懈寒暑，于三百篇温柔敦厚之旨，研究益精。韩雍：襄毅文集卷十四，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李东阳（14471516）沧洲诗集序称：盖其所谓有异于文者
13、，以其有声律风韵，能使人反复讽咏，以畅达情思，感发志气，取类于鸟兽草木之微，而有益于名教政事之大。李东阳：李东阳集第二卷文前稿卷五，周寅宾点校本，岳麓书社1984年版，第72页。张宁（1454年进士）学诗斋卷跋载张宁：方洲集卷二十一，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孔子谓伯鱼“不学诗，无以言”，所谓学与言通达志意，体切事理，而自有以善于言，非欲诵习其文以资辩说也。自观兴群怨之教衰，而三百篇劝戒大义尽湮于声律文词之末。虽盛唐诸家，亦不出此，但视汉魏以降，稍能和平雅澹，庶几温柔敦厚之遗意犹有存者耳。先辈谓删后无诗，盖自有见，或者遂洞视近古，至谓宋儒之诗为无物，几欲一扫而空焉者，弃本逐末一至此。夫文章固各有
14、体，声韵亦自不同，然未有外理趣、舍经典而可以言诗者。诗有清新者，亦有优逸者，有沉着者，有痛快流丽者，有豪宏放荡不可拘者，有摸拟想象捕风捉影竒怪百变者，有浅薄掇拾随口滑稽不经蹈履者，扁长彼善，自昔有之。使不切理达情，不根艺实，则淫哇巧艳、荒唐汗漫之言过耳辄了，无复遗意，于宋诗也远甚，况三百篇乎？故善诗者，必有定志高识，周知博览本始，于圣贤之言，师意变文，涵融浑化，寓理趣于声律之内，托著述于比兴之余，如八音协乐，五味和羮，充然有成，不见其迹，斯能兼总百家、超绝群。作古之人有如此者，杜子美是也。是故欲学诗，非有得于学问之力，虽近古疏节，犹不可及，况六义大要哉！持论通达的评论家以为盛唐诗歌有温柔敦厚遗
15、意，但将宋诗一棒子打死也不可取；诗歌虽然风格气象万千，但须合乎诗教，风格、体式、声韵等艺术形式和儒家诗教论不是一个艺术层面上的问题，前者是形式上的，后者是精神实质；本体论的研究并不意味着功用论废弃，这恰恰是人们极易忽略的一个方面。结合前引王行言论可知，明人对二者的区分认识得很清楚，只不过张宁论述更细致；明人虽然重视形式技巧等本体论方面的因素，但更重视诗歌功能。由张宁论述可知，儒家诗教论决定诗歌风尚，明代盛唐诗歌风尚的形成、宋诗的不受重视局面形成的因素中弘扬诗教也是一个重要因素。以诗论人事体现了诗教的影响。关于苏轼被贬这一历史事件，何乔新（14271502）认为苏轼不幸遭遇乃是不恪守诗教所致：古之君子，君有过则谏，政有失则言，谏不行，言不听，则去，未始托诸文词以自表著也。放臣屏子情不能已，有形诸诗歌，以道其不幸者矣，然怨而不怒，忧而不伤，有温柔敦厚之风，无怨尤切蹙之病，故言之者无罪而闻之者有感焉，乌有怒号怨刺如诟邻骂坐之为哉？何乔新：椒邱文集卷五史论，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胡居仁（14341484）流芳诗集后序表明理学思想氛围下儒家诗教论的时代思想渗透与内化：诗有所自乎？本于天，根于性，发于情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