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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三国志裴注研究胡宝国东汉后期，对历史著作的注释渐渐多了起来。延笃着有史记音义,服虔着有汉书音训，应劭着有汉书集解音义。他们对史书的注释如同对经书的注释一样，都是重在名物训诂。在以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这种方法一直延续着。直到南朝才发生了变化，出现了裴松之对三国志的新式注释方法。对此，不论南北，都有人响应。不过，从总的方面看，旧式的、着重于名物训诂的方法在裴注以后仍然占据着主流的地位。以往对裴注的研究硕果累累，但研究者多局限于优劣评价或静态描述，很少从变化的角度讨论问题。本文所关注的是：在史学史上为什么会有裴注出现？裴注为什么难以为继？一、汉末魏晋时期对汉书的注释 汉末魏晋时期不少人对史书加以注释
2、。当时注释家最感兴趣的是汉书。颜师古在汉书叙例中开列的属于这一时期的注释家有二十二人:1、荀悦字仲豫,颍川人,后汉秘书监。撰汉纪三十卷，其事皆出汉书。2、服虔字子慎,荥阳人,后汉尚书侍郎,高平令,九江太守。初名重，改名祇，后定名虔。3、应劭字仲瑗，一字仲援，一字仲远。汝南南顿人,后汉萧令,御史营令,泰山太守。4、伏俨字景宏,琅邪人。5、刘德,北海人。6、郑氏,晋灼音义序云不知其名,而臣瓒集解辄云郑德。既无所据,今依晋灼但称郑氏耳。7、李斐,不详所出郡县。8、李奇,南阳人。9、邓展,南阳人,魏建安中为奋威将军,封高乐乡侯。10、文颖字叔良,南阳人,后汉末荆州从事,魏建安中为甘陵府丞。11、张揖字
3、稚让,清河人,一云河间人。魏太和中为博士。止解司马相如传一卷。12、苏林字孝友,陈留外黄人,魏给事中领秘书监,散骑常侍,永安卫尉,太中大夫,黄初中迁博士,封安成亭侯。13、张晏字子博,中山人。14、如淳,冯翊人,魏陈郡丞。15、孟康字公休,安平广宗人,魏散骑常侍,弘农太守,领典农校尉,勃海太守,给事中,散骑侍郎,中书令,后转为监,封广陵亭侯。16、项昭,不详何郡县人。17、韦昭字弘嗣,吴郡云阳人,吴朝尚书郎,太史令,中书郎,博士祭酒,中书仆射,封高陵亭侯。18、晋灼,河南人,晋尚书郎。19、刘宝字道真,高平人,晋中书郎,河内太守,御史中丞,太子中庶子,吏部郎,安北将军。侍皇太子讲汉书，别有驳议
4、。20、臣瓒,不详姓氏及郡县。21、郭璞字景纯,河东人,晋赠弘农太守。止注相如传序及游猎诗赋。22、蔡谟字道明,陈留考城人,东晋侍中五兵尚书,太常领秘书监,都督徐、兖、青三州诸军事,领徐州刺史,左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领扬州牧,侍中司徒不拜,赠侍中司空,谥文穆公。颜师古以上所列名单及说明有不妥之处。首先，荀悦似不应列入。荀悦曾依左传体改编汉书为汉纪,但并未注释汉书。姚振宗后汉艺文志所载汉书注释家不收荀悦，应该说是合理的。其次，颜师古排列名单是以注释家生活时代为顺序的。按此，荀悦应在服虔、应劭之后,而不能居于首位。最后，邓展、文颖后所谓“魏建安中”云云是错误的。顾炎武就此批评道：“建安乃汉献帝年
5、号,虽政出曹氏,不得遽名以魏。”1拋开这些不论，可以看到以下几点：第一、以上注释家,自汉末应劭以下至东晋郭璞之间，多数人往往事迹无闻，正如颜师古在序例中说:“诸家注释,虽见名氏,至于爵里,颇或难知。”这与东汉有很大不同。东汉的注释家如延笃、服虔、应劭等均见诸史传,属当时一流的学者。建安以后众多注释家事迹无闻，学术地位不高。这似乎说明对史书的注释已非学术主流。第二，按时代而论,注释家以汉魏时期为主。荀悦以下至韦昭17人均属这一时期。西晋只有晋灼、刘宝、臣瓒三家，东晋只有郭璞、蔡谟两家。郭璞“止注相如传序及游猎诗赋，”而蔡谟只是“全取臣瓒一部散入汉书”，贡献无多。按叙例所说，晋代注释家的工作是以集
6、解为主：汉书旧无批注,唯服虔、应劭等各为音义,自别施行。至典午中朝,爰有晋灼,集为一部,凡十四卷,又颇以意增益,时辩前人当否,号曰汉书集注。属永嘉丧乱,金行播迁,此书虽存,不至江左。是以爰自东晋迄于梁陈,南方学者皆弗之见。有臣瓒者,莫知氏族,考其时代,亦在晋初,又总集诸家音义,稍以己之所见,续厕其末,举驳前说,喜引竹书,自谓甄明,非无差爽,凡二十四卷,分为两帙。今之集解音义则是其书,而后人见者不知臣瓒所作,乃谓之应劭等集解。王氏七志、阮氏七录，并题云然，斯不审耳。这段说明颇为重要。按隋书经籍志载，应劭着有汉书集解音义二十四卷。后汉书卷48应奉传附应劭传亦称劭“集解汉书”。可是若按叙例说，应劭并
7、未集解汉书，作集解的是西晋的“臣瓒”，应劭的注释应称为汉书音义。姚振宗不同意颜师古的说法。他在后汉艺文志中说：“按颜氏言七志、七录已然，则自宋及梁由来已久，亦何至一误再误？至唐初修志犹未刊正，而五代人、宋人修唐书又复递相沿误？揆诸事理，或不尽然。疑应书、瓒书卷数相同，颜监但见瓒书，不见应书，故有是言耳。”姚氏的怀疑虽有道理，但终无证据，颜氏之说不可轻易否定。叙例为应劭书特作说明，应该是有根据的。此外，应劭之前可以确认为汉书作注的只有服虔一家，应劭似不具备作集解的条件。如果这样解释可以成立，则集解汉书是西晋才出现的。王鸣盛推测：“大约晋灼于服、应外，添入伏俨、刘德、郑氏、李斐、李奇、邓展、文?、
8、张揖、苏林、张晏、如淳、孟康、项昭、韦昭十四家。臣瓒于晋所采外添入刘宝一家。”2晋代的的集解可以视之为对汉魏时期众多的注释所做的总结。注释减少了，总结性的集解一再出现，这些都是学术将变的征兆。 二、裴松之三国志注 南朝刘宋时，裴松之的三国志注在史学史上是非常引人注目的。裴注与汉末以来注释家着重于名物训诂的注释有明显的不同。据沉家本统计，注中引书“经部廿二家，史部一百四十二家，子部廿三家，集部廿三家，凡二百十家。”3由此许多三国志中失载的历史事实得以保存。裴注中也有运用传统注释方法的地方，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其初意似亦欲如应劭之注汉书，考究训诂，引证故实。盖欲为之而未竟，又惜所已成，不欲删弃，
9、故或详或略，或有或无，亦颇为例不纯。”侯康说：“至于笺注名物，训释文义，裴注间而有之而不详，盖非其宗旨所存。”4 杨翼骧先生在裴松之一文中将这部分裴注归纳为字音、文义、校勘、名物、地理、典故若干类。他认为：“作注的目的主要是增广事实，而这一类的批注不过是附带的工作”。5 这些意见都是正确的。裴松之在上三国志注表说：臣前被诏，使采三国异同以注陈寿国志。寿书铨叙可观，事多审正。诚游览之苑囿，近世之嘉史。然失在于略，时有所脱漏。臣奉旨寻详，务在周悉。上搜旧闻，傍摭遗逸。按三国虽历年不远，而事关汉、晋。首尾所涉，出入百载。注记纷错，每多舛互。其寿所不载，事宜存录者，则罔不毕取以补其阙。或同说一事而辞有
10、乖杂，或出事本异，疑不能判，并皆抄内以备异闻。若乃纰缪显然，言不附理，则随违矫正以惩其妄。其时事当否及寿之小失，颇以愚意有所论辩。“务在周悉”、“补其阙”、“惩其妄”是裴松之注三国志的主要目的。就“补其阙”而言，裴注是达到自己的目的了。三国志在许多关键处多语焉不详。如关于九品中正制的创立，陈群传中只有一句：“制九品官人法，群所建也。”此外，如官渡之战、赤壁之战等重大事件，又如建安文学、正始玄风等思想文化方面的重要变化在三国志中也都记载不多。若无裴松之的补充，我们对那个时代的了解远远达不到今天所能达到的程度。裴注出现后，引来了许多评议，其中有褒有贬。刘知几说：少期集注国志，以广承祚所遗，而喜聚异
11、同，不加刊定，恣其击难，坐长烦芜。观其书成表献，自比蜜蜂兼采，但甘苦不分，难以味同萍实者矣。6与刘知几不同，赞誉裴松之者多从保存史料方面对裴注给予肯定。侯康说：“陈承祚三国志世称良史，裴注尤博赡可观。”7四库提要作者对裴注有褒有贬，既认为裴注“嗜奇爱博，颇伤芜杂”，又从积极的方面说：“然网罗繁富，凡六朝旧籍今所不传者，尚一一见其崖略；又多首尾完具，不似郦道元水经注、李善文选注皆剪裁割裂之文，故考证之家取材不竭，转相引据者，反多于陈寿本书焉。”关于以往史家对裴注的评价，杨翼骧先生在前引裴松之一文中有详细介绍，读者可以参看。以上对于裴注的评价反映了传统史学批评的特点。评论者大多不能摆脱是与非、优与
12、劣的思维框架。从史学史的角度来看待裴注，更应关注的是，历来对史书的注释都是从名物训诂的角度着眼的，为什么裴松之却要发明出一种新的注释方式？刘知几说裴松之“才短力微，不能自达”，8 章学诚也说：“裴松之依光于陈寿，非缘附骥，其力不足自存也。”9刘知几、章学诚虽然都是传统史学批评的大家，但这些分析却有失水准，带有很强的好恶色彩。所谓“不能自达”、“不足自存”，都是要从注释家才智缺乏一端求得解释。不带偏见阐释裴注出现原因的当首推陈寅恪先生。陈氏认为，裴注是受到佛教典籍“合本子注”的影响所致。他在支愍度学说考一文中说：“中土佛典译出既多，往往同本而异译，于是有编纂合本以资对比者焉。”比丘大戒二百六十事
13、（原注：“三部合异二卷。”）云：说戒者乃曰：僧和集会，未受大戒者出！僧何等作为？众僧和聚会，悉受无戒！于僧有何事？答：说戒。僧答言：布萨。不来者嘱授清净说！诸人者，当说当来之净！答言：说净。陈氏解释说：“据此，可知本子即母子。上列比丘大戒二百六十事中，其大字正文，母也。其夹注小字，子也。盖取别本之义同文异者，列入小注中。与大字正文互相配拟。即所谓以子从母，事类相对者也。”10 在读洛阳伽蓝记书后一文中，他又进一步发挥说：“裴松之三国志注人所习读，但皆不知其为合本子注之体。”11 周一良先生对陈说持怀疑态度。他在魏晋南北朝史学著作的几个问题一文中说：“裴松之、刘孝标、郦道元的注，多为补遗订误，而
14、非字句出入，往往连篇累牍，达千百言。这与同本异译简单明了的情况有很大不同”，“恐怕未必与佛家合本子注传统有何渊源吧？12陈寅恪先生的解释是从史书编撰的的技术性角度入手的，既怎样编撰更便于读者阅读。对此，周一良先生的质疑是有力的。“补遗订误”才是裴注的本质所在，这与合本子注似乎没有什么关系。对陈氏观点也不乏赞成者。逯耀东先生就接受了合本子注的意见，并在此基础上，又试图通过经学与史学的区别来解释裴注的产生。他的基本思想是，传统注释方法与裴注的不同在于一是经注、一是史注。这主要是受到了钱大昭的启发。钱大昭说：“注史与注经不同，注经以明理为宗。理寓于训诂，训诂明而理自见。注史以达事为主，事不明，训诂虽
15、精无益也。”13 逯耀东就此说道：“因此，明理与达事是经注与史注的基本区分。达事是更进一步叙述历史的真相。”14 他又说：“由经注的义理阐释，转向历史事实的探讨，是经史分途过程中重要转变的关键。”15 众所周知，魏晋以后，史学逐渐脱离经学而独立。以此为背景来解释经注演变为史注是不错的，本文也持有同样的观点。但是，仅至于此的泛泛之论还是不够的，因为裴注以后占据主流地位的史注还是经学式的。我们当然不能因此说史学与经学又合流了。围绕三国志及其裴注，实际上可以提出两个问题，第一，为什么三国志写得如此简略？第二，为什么裴松之要不避繁琐征引那样多的史籍？有一种意见认为，陈寿所见到的材料有限，所以三国志写得简略。16这种意见有一定道理，因为裴注中所征引的许多书在陈寿写三国志时确实还没有问世。但这样解释也有问题，因为毕竟还有些书是陈寿有可能见到的。陈寿撰写三国志在西晋太康元年（公元280年）平吴之后。据杨翼骧先生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所列，在此之前，专记三国历史的史书如王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