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不承载道德担保.doc》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音乐不承载道德担保.doc（16页珍藏版）》请在金锄头文库上搜索。
1、音乐不承载道德担保 目前许多音乐美学观要让音乐表达精神理念、承载德育重任是偏颇和错误的。音乐不能承担唤醒人们的良知或阻止罪恶的重任。音乐在美学本质上不具备概念性，所以它不能提供属于社会价值范畴的道德教化。美好的音乐与创作者的高尚道德之间没有必然联系。音乐阐释和欣赏是主观的，对它的联想是因人而异的。必须在音乐本质的前提下，才能真正完全领略音乐美的享受。目前有些音乐理论会使我们对音乐的认识停留在表现形象、传达思想、教化灵魂这一类有着强烈的工具论色彩的观念上。音乐的特性二十世纪末，世界音乐教育的目的是“为生活促进音乐”。大学教育已不再仅是教学生怎样找一个好工作，而试图帮助学生建立更全面、健康的人格，
2、提高个人的修养和开拓广泛的生活情趣。拥有一个健康的、有乐趣的人生是幸福的，音乐能带给我们广泛的乐趣，越来越多的人把音乐作为生活的必须。然而，我们的许多音乐理念是偏颇和错误的。众多的音乐书籍信手拈来，所表达的理念跃然纸上，就是要让音乐表达精神、表达思想，承载德育重任，把“历史道德”、“品格高尚”、“崇高理想”等意识形态来附会音乐，以至形成了对音乐本质在学理上偏狭乃至混乱的理解。认为交响乐就是“高尚音乐”，是深含精神理念的，而其它的音乐比如却天然就在格调和音乐美感上“低俗”一等；还有一种观点，把美好的音乐与创作者的人格或品德联系起来。甚至有人为了把写“伟大音乐”的作曲家美化成“伟大的人”而不惜编篡
3、历史，这种情况常见诸于报端和影视中，如对肖邦和柴可夫斯基爱国行为的肆意渲染，这都是为了给“严肃音乐”提供一个“严肃”的背景。有的科学家却以十分不科学而且决断地声称“常听巴赫与贝多芬，绝不会出现做坏事、抄袭、做假等等现象。”在许多杂志和报刊上我们常看到一个“不证自明”的定论：学音乐的孩子不会变坏。这些理念表达的一种认识：“高雅严肃”的音乐是与“善”天然结合在一起的，是能够完成伦理教育的，它给欣赏者提供了某种纯净的道德担保。这种“真善美”一体说的文化决定论的音乐教育观，是中国儒家的实用理性在音乐教育领域的体现。“真善美”统一的信念中暗含着黑格尔式的绝对真理的追寻和迷狂：即放弃个体的选择和摸索，找到
4、一种灵魂获得一次性解放的门径。音乐伦理家们一边阅读着作曲家的历史背景，一边揣摩着作曲家的意图，然后加上个人意志，认定他的音乐是有精神上制高点的，有道德向善的教化作用。并有人推导出这样一个反问：音乐如果没有一种高尚的、向善的精神，它怎么能流芳百世呢？这些音乐伦理家们是不能忍受有人性的生活的，他们不能忍受或视而不见人性的弱。当我们作为有血有肉的俗人，不仅有明朗欢快的生活状态，我们还悲观绝望。我们常常沮丧，我们莫名的伤感，我们还悲天悯人，我们真实地活着，这些情感反应构成了我们丰富的人性。音乐正是最直接地表达了人性复杂的情绪与情感状态，它才会切入我们的每一个细胞，勾起我们普遍的的情感共鸣。我们享受着乐
5、音所引起的奇妙心理反应，我们同作曲家一起悲伤、欢乐、愤怒，我们在乐音流动中享受和谐也同样享受不和谐，我们期待的正是管弦乐队中那躁动着、激动着的声音，那出人意料而又正当其时出现的声音，是作曲家心灵深处不由自主的表白，没有被压抑、矫饰和扭曲，这与人们期待的音乐的深刻思想内涵相去甚远但又更为精深，这是真正自由心灵的声音。音乐既然能表达高尚、启示人们向善，那它能批判假、丑、恶吗？它能唤醒人们的良知去阻止罪恶吗？显然它不能承担此重任。否则，我们怎么理解几百年来一个音乐名家辈出、人民音乐素养极高的民族德国，出现了对人类的灭绝行为。过分强调伦理功能的音乐学家培育的是一种精神上的洁癖，更值得警惕的是这种洁癖是
6、由一种信念支撑的：即人的灵魂是可以清洁、净化的。这个后果是什么，我们只需回头看一眼“纳粹”和“文革”。对于音乐的特质，笔者是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考察与思辩的。一、由于音乐在美学本质上不具备概念性，所以它不能提供属于社会价值范畴的道德教化。我们最早开始接触音乐时，大多有这样的经验，就是按照众多音乐学家为听众提供的“指点迷津”的乐曲内容来欣赏音乐。江河、高山、一段凄美的爱情故事、与命运的搏击过程、一个侵略与反侵略的历史事件等似乎是正确进入作品的钥匙。但随着欣赏者对音乐语言的熟知，我们却有了这样的听乐经验：我们常常会不自觉地从固有的概念化的欣赏习惯中游离出来，我们会仔细地去分辨旋律、节奏、音色，和声等
7、音乐元素。就如同我们倾听莫扎特的G大调弦乐小夜曲，舒扬、轻盈、飘逸、安谧。我们享受着那富有动力的节奏、优雅的旋律、精致的音色、晶莹剔透的和声织体所构成的无以复加的美感；而贝多芬音乐中弦乐急促的短音和突然的重音，管乐齐鸣的音响张力，耗尽我们的激情，我们精疲力竭地浸润于幸福中；斯特拉文斯基的春之祭中凌乱而支离破碎的调性冲撞，也冲撞着我们的心灵。这些摄人心魄的管弦乐音响洪流，使我们不由自主地摆脱掉附在音乐上的提纲，而让音乐自己来说话即使像马勒这样的后期浪漫主义作曲家，也曾出于非自愿的情况下口述或写下供人参照的说明，但很快就为他本人所摒弃，说这些充其量不过是供那些缺乏想象力的人所用的拐杖。“对一件作品
8、而言，任何提纲都只能做最粗浅的指点，更别说是词曲（指第二交响曲作者注），这样一首只能以世界本身来解释的作品，更别说是词曲（指第二交响曲作者注），这样一首只能以世界本身来解释的作品，我敢说要是要求上帝为他所创造的世界做一个提纲，他也是办不到的。音乐以它的特质很难对概念有明确的表示，很难和具体的形象联系起来。人们知觉到的声音样式变成了体验到的情绪和情感，情感反应自身却因审美经验和个性差异而呈现不同情感特征。如果没有歌词的出现，就不能表明音乐的基调能够成为指明人类情感状态的符号。音乐仅仅有一种催化功能，使反应得以发生，但在形成或确定体验方面不起控制作用，而且无法表明最终状态。它甚至游离于创作者的主观
9、愿望，游离于标题的特指。我们常常会不自觉地从固有的概念化的欣赏习惯中游离出来，我们会仔细地去分辨旋律、节奏、音色，和声等音乐元素。就如同我们倾听莫扎特的G大调弦乐小夜曲，舒扬、轻盈、飘逸、安谧。我们享受着那富有动力的节奏、优雅的旋律、精致的音色、晶莹剔透的和声织体所构成的无以复加的美感；而贝多芬音乐中弦乐急促的短音和突然的重音，管乐齐鸣的音响张力，耗尽我们的激情，我们精疲力竭地浸润于幸福中；斯特拉文斯基的春之祭中凌乱而支离破碎的调性冲撞，也冲撞着我们的心灵。这些摄人心魄的管弦乐音响洪流，使我们不由自主地摆脱掉附在音乐上的提纲，而让音乐自己来说话。即使像马勒这样的后期浪漫主义作曲家，也曾出于非自
10、愿的情况下口述或写 下供人参照的说明，但很快就为他本人所摒弃，说这些充其量不过是供那些缺乏想象力的人所用的拐杖。“对一件作品而言，任何提纲都只能做最粗浅的指点，想象力的人所用的拐杖。“对一件作品而言，任何提纲都只能做最粗浅的指点，更别说是词曲（指第二交响曲作者注），这样一首只能以世界本身来解释的作品，我敢说要是要求上帝为他所创造的世界做一个提纲，他也是办不到的。”音乐以它的特质很难对概念有明确的表示，很难和具体的形象联系起来。人们知觉到的声音样式变成了体验到的情绪和情感，情感反应自身却因审美经验和个性差异而呈现不同情感特征。如果没有歌词的出现，就不能表明音乐的基调能够成为指明人类情感状态的符号
11、。音乐仅仅有一种催化功能，使反应得以发生，但在形成或确定体验方面不起控制作用，而且无法表明最终状态。它甚至游离于创作者的主观愿望，游离于标题的特指。贝多芬的第五交响曲表达了他所感受到的情绪：沉郁、愤怒、欢乐、渴望。可是人们并不甘于这种情感表达，人们揣摩那肯定有更为深刻的思想源泉：历史的、哲学的、社会学的大文化背景。“他在创作中加进了自己的激情和个性，试图让音乐表达某种明确的思想和情感。-使音乐的意义从单纯的“美好的声音”变成了一种载体它是负载着人类情感与思想的一种艺术形式。”贝多芬成了一个高尚的思想家，而不仅是一个音乐家，而贝多芬自己也声称：音乐应该培养听众的崇高理想。先不论贝多芬是否有能力在
12、音乐中表达他的深刻思想，即使贝多芬有能力表达，结果也是事与愿违，整个二战期间，在纳粹的党代会上播放得最多的正是贝多芬的第五交响曲。“纳粹时期德国的报纸常有这类报道：晚上德国飞行员听了贝多芬的英雄和命运，第二天驾着战斗机向伦敦或莫斯科前线飞去便斗志昂扬，勇气倍增。”贝多芬的音乐可以让各种人激动，可以给各种人以愉悦，可以为各种理想壮威，希特勒利用这种氛围为他们的种族主义和残酷民族主义服务。如果贝多芬的音乐如史学家们所言，表达了崇高的思想和充满了哲理，那么这种人类哲学意义上的终极关怀与反人类的纳粹主义信念有可联系之处吗？在二十世纪世界音乐语言相当个性化的情况下，肖斯塔科维奇需要谨慎地在人民大众和个人
13、表达之间寻求平衡，也就是在人民大众喜闻乐见和自己的艺术追求之间挣扎，他的第五交响曲就是在前期作品被质疑“概念太模糊”、“太前卫”、“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新而美妙的生活不协调”的攻击中，与西方前卫派划清界限创作出的。宏伟的第五交响曲得到了官方的认同，苏联著名作家，阿历克赛托尔斯泰在消息报上所写的评论可代表苏联评论界的反应：末乐章的威力无比、振奋人心的音响激动了听众。全场起立，沉浸在自乐队中春风般徐徐涌出的欢快和幸福中。我们不能不信任苏联听众。他们对音乐反应是公正的裁决。我们的听众对于颓废、阴郁、悲观的艺术生来无法接受，但是对于明快、光辉、欢欣、乐观、有生命力的优美音乐则反应热烈。 然而肖斯塔科维奇
14、曾经在晚年对他的忘年之交弗尔科夫这么说：“我想每个人都清楚在第五交响曲里发生了什么事。那种欢腾气氛是强挤出来的，是在威胁之下捏造而成的-，法捷耶夫去听了这首曲子，然后在日记里写道：第五交响曲的终乐章是无可挽回的悲剧。”同样一段旋律也可以配上意义毫不相干的歌词，传达大相径庭的价值观和社会态度。比如西方的一个儿童歌谣：12311231345，是由传教士作为宗教音乐传入中国的。此后，在大革命时期，它成了中国农民的革命歌曲，在文革时期又被配上红卫兵口号成为造反歌曲。这几种完全不同的社会价值观，却在同一首旋律中表达，这更进一步说明音乐不具有概念性。笔者认为，音乐的本质只不过是一种美学感受创造和接受。与其
15、它艺术不同的是，它不具备概念性（当它处于不与文学歌词相配的单纯状态时），它也不能提升或降低人的道德良心。音乐概念的不确定性，使同样一个音乐家的作品，却有着完全不同的理解和阐释，体现完全不同的社会价值观念。这种概念的不确定，使音乐具有了纯属个体审美的美学意义，而它并不提供社会价值范畴的道德教化。时下音乐家所谓“音乐表现的形象”是不存在的。音乐可以引起联想，产生一种美学上的“通感”，但是不能塑造形象。 2、从音乐的创作者来看，美好音乐与高尚道德之间也没有必然联系。写出美好音乐的人，当然也是美好的人，这是音乐伦理学家的观点，为了这个论点的成立，不惜编撰历史或从作曲家片言只语中牵强附会。传记作家们无不提到贝多芬的人道主义、理想主义，以及他追求崇高、美好的使命感。这些带有光环的字眼是很令人着迷的。但日常生活中的贝多芬却不是那么宽容，尤其是当耳疾发生后，专横、暴躁、多疑伴随他的后半身。很多传记作家都提到贝多芬对女佣的粗暴态度：贝多芬通常要亲自一一检查放在盘子里的生蛋。他把蛋一个个拿到窗边透视，一个个嗅一嗅，如果一闻到味道，就麻烦了，立刻把女佣召来臭骂一顿。据说：如果那位可怜的老妇人、行动不够灵敏，躲得不够快的话，她的背上可能挂彩棗流着一股火山熔岩似的臭黄色的蛋汁。 根据1819-1820年间贝多芬的日记显示，管家、厨房以及室内仆役们，无不兴冲冲的来，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