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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随着北京“两会”的时间将近，如何推进改革又成了朝野热议的话题。在当今中国，改革这个我们熟读了三十余年的名词又到了需要重新认识的时刻，比如，什么是改革，什么是改革的对象，我们应该选择怎样的改革途径，改革的代价如何评估，等等。在这篇文章中，我只想谈谈一个与迫切性有关的话题改革会自动推进吗？中国经济改革的渐进性特征，往往容易模糊人们对改革迫切性的正确认识，很多人常常会有这样的感叹“在今天无法完成的事情，到明天就自然会改变了，过去不就是这样走过来的吗？”但在这样的观念背后，其实有五个认识误区存在。第一个误区：随着产业经济的发展和市场规模的扩大，市场经济会自动、自发地成熟。这种乐观的“必然论”，在政界、
2、学界和商业界非常流行。我们都应该还记得整整十年之前，当中国加入WTO组织的时候，举国上下都认定，从此往后，中国经济将与世界全面接轨，市场化改革如滔滔江水，“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然而，近年以来，垄断产业的强化，“国进民退”的卷土重来，权贵资本的汹汹之势，宏观手段干预微观经济的现象，却愈演愈烈，自动、自发之憧憬，已然破产。第二个误区：通过外部市场、资本的引进，可以推动内部的市场化改革。自1978年以来，中国在实施对外开放的过程中，往往抱持着双重的目标，一是引进资本和技术，改进和提升产业结构，所谓“用市场换技术”、“用空间换时间”；二是在引进技术和资本的同时，引入先进的工商制度，所谓“用产权换体制
3、”。现在看来，这样的幻想也可以破产了，三十年来的中国产业进步，很少是靠引进来解决核心问题的，而在制度层面，再合理、再先进的制度如果不进行国情消化，不在经济和社会制度上进行整体的配套实施，必然会落入变型的结局。第三个误区：体制外的资本壮大，会自动、必然地推动体制内的改革。中国本轮经济变革的前十五年，以体制外力量的崛起为最大特征。计划经济的城门之外，没有任何资源的乡镇企业依赖自由精神，从无到有，渐渐占据了“半壁江山”，用吴敬琏的话说，这是“增量改革”的胜利。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人们认为，这些“增量”出来的资本集团最终会对僵化、缺乏效率的体制内资本进行全面的整合，从而完成市场化改革的任务。其实，这一梦
4、想早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就已经无法照进现实。进入本世纪之后，体制外资本更是被逐渐压缩在产业下游领域，“以外推内”的改革路径已经宣告堵塞。第四个误区，技术创新会自动、必然地推动市场化运动。在这一方面，人们曾经对“第三次浪潮”信息革命寄予了无限的期望，特别是互联网产业的方兴未艾，曾经让很多人视之为变革的酵母。不过，以今视之，这种自动、必然也似乎并不存在。若从两千年的中国经济史来观察，我们非常悲观地看到，因为集权体制和地理、人口条件等因素，历史上的多次技术进步比如宋代的“水稻革命”和明代的“棉花革命”，并没有减弱反而是强化了这个国家的内向与封闭。 第五个误区，改革是几代人的事情，我们这代完不成，还有
5、下一代。 其实，任何改革有一个“时间窗口”，在经济高速成长、社会共识达成的前提下，改革将得到突破，而如果错过了时机，变革竟可能成为社会动荡的诱因。当今的中国经济处在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特别是城市化运动行至半途，人口红利仍未吃尽，如果不抓住这一时机，坚决地推进改革，再拖延十余年，后果将不堪设想。今年正值辛亥革命胜利一百年，回望晚清末期，各项改革也不可谓不激进和坚决，然而最终仍不免社会的全面颠覆，其原因正是改革的“时间窗口”已然关闭。正如法国政治思想家托克维尔所言，“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这五个认识误区的产生，并非凭空生成，甚至可以说，它们竟都是“经验论”的
6、结果。因为在过往的三十余年中，中国经济改革有两个鲜明的特征，一是“自下而上”，由基层民间的进步推动上层制度的变革，二是“被动突围”，多次重大的体制性突破都是在绝境之中激发朝野能量，最终否极泰来，跃入全新阶段。也正因此，很多人形成了自动、必然的期望，以为下一轮变革一定还会“自下而上”，还会在绝境中柳暗花明，岂不知，现今的中国经济总量已居世界第二，每一次改革的失误或贻误，其代价将越来越重。未来的变革，必须是一次主动的变革，是自上而下的变革，是一次更大范围的变革经济体制改革绝不可能在经济的范畴内真正、彻底的实现，至少在迄今的世界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早在1979年，中国刚刚拉开改革开放的序
7、幕之际，中央政府曾经邀请了两位东欧的经济改革专家前来交流，其中一位是已加入英国国籍的波兰经济学家弗布鲁斯，他曾任波兰计划委员会研究部主任、经济委员会副主席，参与起草了1956年波兰经济改革方案，是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代表人物。来中国之前的1972年，布鲁斯因呼吁民主改革而被放逐，被迫逃亡英国，担任牛津大学的客座教授。在中国期间，布鲁斯讲授了东欧改革的经验与教训，他在临别前再三告诫中国的同行们：“经济体制改革要以社会体制改革为条件，必须从制度上采取措施，才能保证不再回到旧轨道上去。归根结底，改革是政治和社会问题。”此言悠悠，到今日仍在生效。当改革进入到“深水区”、攻坚战阶段的时候，任何新的发生都再
8、不可能是偶然的和自动的，它需要更大的决心、主动和智慧。吴晓波改革共识的七个误区一个国家的改革成功，务必有全民共识作为前提，共识越强烈，成功的可能性就越大。过往几十多年间，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正得益于此，用很有意识形态的话说，就是“全国人民都拧成了一股绳”。今天，当我们重新来讨论改革的时候，却会很无奈地发现，这股绳有松散开来的迹象。也就是说，共识似乎正在瓦解。我试着排列了一下，至少下列七个“改革共识”需要重新修正。共识之一：强国共识。中国的现代化开始于一个巨大的历史悲情，列强入侵，帝国羸弱，如李鸿章所疾呼中国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三千年未有之强敌”，所以国家强大成最强烈乃至惟一之全民共识。国家
9、强盛，无非二途，一是兵战，二是商战，早在1870年代，郑观应就已提出“非富无以保邦，非强无以保富”，这里的富、强，都是就国家而言。百年以降，强国共识一直明亮高悬，激励万众。1950年代末，以“赶英超美”为号召的、疯狂的“大跃进运动”，是这一共识的极端表现。自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也是这一共识的新起点，而其主要标志正是经济总量。时至今日，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然超越日本在改革之初，仅为其三分之一，不可谓不是一大强国矣。于是，在每个国民心中，新的问题已经油然而生：国家富强，与我何干？如果我的国家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可是，我买不起房、看不起病、上不起学，我的家园要被强拆，我的子女要喝毒奶粉，那么，强国
10、的意义又在哪里？于是，强国与富民成了一个并重的命题，当后者不至，前者自然黯淡。共识之二：“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邓小平在1985年10月接见美国时代周刊组织的一个企业家访华团时，第一次提及此意，它的完整表述是：“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其他地区、其他的人，逐步达到共同富裕。”它很快成为一个共识，成为80年代打破大锅饭、平均主义的一把“思想利器”，对经济改革的推进及人们观念的解放起到了巨大的时代作用。时至今天，的确已有一部分人先富了起来，据英国人胡润的统计，中国的亿万富豪已超过10万人，中国甚至成为全球成长最快的奢侈品市场。如果再在今日高喊“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听者的第一个反
11、应必是，“那部分人包不包括我？”如果包括，我跟着喊，如果不包括，对不起，我反对。所以，这个共识已经失去，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已经不是走向共同富裕的必由路径。共识之三：“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猫论”是本轮经济改革的务实主义特征的生动表述，这里的“老鼠”，就是经济成长的指标，它以最浅白的语言告知全国，为了发展经济，一切的框框架架都可以被打破。90年代初期，我去温州的一个制造假药的乡村调研，我在地头责问村长，“你知道那些假药会害死人吗？你还有点道德吗？”村长用手指着身后一排整齐而高耸的民房，中气十足地大声对我说，“我最大的道德就是让我的乡亲们富起来。”很显然，村长是一位能抓住老鼠的好猫
12、，尽管他有点黑三十多年以来，“猫论”彻底地激发了中国民间的致富热情，同时，它也对道德底线、法治底线、环境底线进行着一次又一次的挑战，它让一部分中国人和地区成为了功利主义的信徒和试验区。共识之四：“摸着石头过河”。已经退休的金融时报首席亚洲事务评论员容凯尔曾经评论说，“三十年的中国改革，并没有超乎常人的计划，对经济成长目标的追求，本质上是实用主义性质的，而且采取的是试错法。”所谓的“试错法”，就是千军万马“摸着石头过河”，过了河的就是英雄，过不去的、被水冲走的就是狗熊。这一共识在改革初期的作用是惊人的，它为中国特色的经济崛起提供了一个巨大的、众生喧哗的创新舞台。不过到1998年前后，吴敬琏等人就
13、已经提醒“中国经济改革进入深水区”，石头摸不到了，早期战略就需要调整。随着经济体量的不断增大，改革的试错成本越来越高，这一共识显然亟待反思。共识之五：“发展是硬道理”。这一共识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和“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的综合升级版，它最直接催生出了GDP主义。今天的人们已经开始在思考：什么是“软道理”？在“硬发展”之外，是否还存在着一种“软发展”？“科学发展观”及“创建和谐社会”两大执政理念的提出，可以说是执政当局对这一共识的新理解，当前的紧迫课题是，“发展是硬道理”的衡量指标非常容易设定，其成果也很能让人感受到，而“科学发展观”及“创建和谐社会”的评价体系及执行策略却要复杂
14、和艰难得多，旧题已弃，新题待破，新旧交替之际，人们自然焦虑和彷徨。共识之六：沿海优先发展战略。在毛泽东时期，中国工业经济的发展战略是以重工业为优先，以东北、华北和中南地区为重点投资布局，而到了1978年，这一战略及布局出现决定性转变，南方四大经济特区的设立以及东南沿海十余城市的对外开放，让中国经济格局陡然大变，从80年代初期以来，中央就坚定地执行了沿海优先发展的战略，从此，资金、人才和政策发生了“孔雀东南飞”的景象。2005年之后，国务院连续出台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以及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等多个区域性经济协调发展战略，这其实意识着沿海优先发展战略的终止。这一发展共识的改变，在思想统一、政策配套及
15、执行策略上仍然存在巨大的分歧。共识之七：国有资本必须在国民经济的支柱性产业中占主导地位。近年，我在一些经济学院和商学院授课，常常被学生问及一个问题，为什么没法在任何一本经济学教材中找到上述的这句“共识”，它到底出现在哪里？我的回答是，它出现在每一次的中央经济文件和“五年规划”之中。学生会接着问：它是一条不需要进行论证的“公理”，还是一个需要进行论证的宏观经济规律？当这些疑问越来越浓烈的时候，表明它的共识性便越来越淡薄。如果从经济史的角度看，中国可以说是“国有企业的故乡”，国有经济的繁荣昌盛是一个典型的“中国特色”，早在公元前81年，汉代的人们就为此发生过激烈的争论，流传至今有一部盐铁论为证。随
16、着民间资本的日渐壮大，以及多种所有制公平发展的政策性承诺，国有资本在国民经济中到底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已成了一个必须直面回答的问题。上述的七个共识，堂堂皇皇，国境之内，无人不能熟背；朝野上下，常年奉之圭皋，它们都曾经在中国经济改革的历程中发挥了积极、甚至决定性的作用，都应该被铭刻在中国改革的历史纪念碑上。今天对它们的反思，并非否认我们走过的历程，而是表明，我们正在进步，而且真的在进步。钱穆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论及，“就历史经验论，任何一制度绝不能有利而无弊，任何一制度，亦绝不能历久而不变。历史上一切以往制度俱如是，当前的现实制度，也何尝不如是。”连制度都需要不断更新方能久远，何况共识乎。三十余年来的中国经济改革，原本就缺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