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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社会学概论论文社会学在中国在迂回中前行的多线程积累社会学在中国 在迂回中前行的多线程积累 2011级社会学 张芩珲 指导老师：王思斌教授 【摘要】本文有两条线索，一是客观地时间上的先后，二是笔者对于社会学在中国发展历史主观的专题划分。按照社会背景与社会学的发展变化、社会学学科建设及社会影响、社会学研究对象及方法的转变、发展过程中的曲折和前进，文章将社会学的发展史分为四个部分，在每个部分，将不同时期的史实加以概括和阐述，同时，也包括了笔者在阅读过程中，得到的一些关于学术规范与价值反思的启示。【关键词】多种范式，冲突中兼容，中国社会学史、西学传入、自由度、调查服务、系统发展、中国社会学社、用中西比
2、较方法、系统的社会调查、中西学者合作研究、经济建设、乡村经济、传教士、高校教育、报刊、马克思主义、早起社会调查、农村实地研究、广义与狭义、理论与实践、文化、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社会动荡、社会基础薄弱、政治误解、反右运动、取消、正式恢复。一.引言在计算机中，多线程指的是，几乎同时地执行多个任务进而提高系统运行效率。我个人认为，这个概念与中国社会学的发展历史有相似之处。孔德最初提出“社会学” 这一名词，从字面上已经包含了这门学科研究对象广泛的趋势。从范式角度上看，社会学在西方主要分为实证主义、反实证主义、批判主义，不同理论体系在冲突中兼容，从而使社会学本身的架构越来越清晰。而在中国尤其是近代中国，
3、时代背景风云变幻，使得社会学在学科建设、研究领域和方法等方面不断成熟，中途虽有曲折，但更多的是取得长足发展后带给我们的欣喜.了解社会学的发展历史，作为学习社会学的一个步骤，在我看来，不仅可以增进我们对社会学的了解，而且这个获知社会学在迂回中前行的过程，对于正在学习社会学的学生来说，更具有无限魂牵梦绕的温存和无限广博而前进的意义。作为一个在社会学这门学科上刚刚起步的一个学生，我意象中的社会学，就是一门研究社会现象并解释其意义、发现社会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案的学科。要有这样的视野和关怀，仅靠自身体验是不能做到的。因此我需要更多地阅读已有的研究成果，在感受作者思维的理性与张力的同时，深化我对社会学的认识
4、。以下是我阅读社会学在中国（一个学科与一个时代）一书后，根据自己的思路整理出的发展线索，以及并不成熟的一些见解和急于抒发的期待。二.在中国社会中成长起来的中国社会学十九世纪末20世纪初，社会学从西方传入中国的条件已经具备，中国在对列强的反侵略战争中的战败，使其具有必要性，而以达尔文进化论为主的西学传入，又使其具有了可行性。把西方社会学引入中国的第一人正是严复。在其论著原强中，他借助进化论引出社会进化论，进而介绍了斯宾塞及其“群学”。1903年他正式翻译斯宾塞的群学肄言之时，提出“言民生治道” ，这显露出严复想用社会学培养公民意识、进行社会改良的意图。1911年中华民国成立后，初步建立了共和体制
5、，随着西方著作传入的自由度增加，青年学生对外界的认知得到拓展，想要实践自己社会理想的愿望更加强烈。通过他们在调查服务和报刊上的不断尝试，社会学得到了系统的发展，于1930年中国社会学者的专业组织中国社会学社成立。这一时期及之后十年，社会学者们在学术训练和社会实践中既获得了专门的技能，也获得了相应的创造能力。抗战和解放战争的磨砺，更发展了他们的人格。他们脚踏实地，苦心耕耘，在动荡的社会条件下，运用中西比较方法，艰难探索着中国社会改革的方向。或许是没有认识到政治的基础是人，中国传统典籍中对于人民的关注极少，而实际上，国民的素养正是社会制度的决定因素。这方面的空缺在30年代得到了补充，社会学家陶孟和
6、、李景汉等人主张开展科学系统的社会调查。在具体的操作上，最早的社会调查员们通过改变人民不配合调查的态度，培养人民对自身状况的意识，从研究本国的社会学材料开始，有效地分析中国社会。较为突出的还有有30年代开展的中西学者合作研究。这种合作是二元相生的，一方面中国的国情为国外学者提供了丰富的课题，另一方面，国外学者又开阔了我们研究社会的视角和方法，很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美国学者派克对乡村问题的研究，就是于广袤深厚的研究土壤上，进行僻静精微的观照。20世纪30年代，以吴景超为代表的学者，提出了“一个民族必须要有事实上足以自立的基础”的观念。他们认为，使中国走上独立富强的现代化之路，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7、最根本的是要建立更完整的工业化基础。在具体的设想上，综合中国国情与借鉴苏美等国经验，吴景超提出：利用外资，将自由经济与计划经济相融合，由政府企业消费者互动形成合理的价格体制。这些做法本是切实可行的，但遗憾在战争条件下未能实现，即便如此，这些正面乐观的看法仍向我们传递了积极的东西。“以经济建设求国际的稳固，与国力的进展”，为社会学在改造社会的实践中，提供了新的思路。抗战时期，许多高校和研究机构迁往西南内地，书籍文献的缺乏使他们转向实地的社区研究。吴文藻主持下的”燕京学派对几个典型社区，从动（社会行动与过程）、静（社会关系与结构）两方面进行了系统的分析、比较，在中国建立了比较社会学的基础。其中最突
8、出的是费孝通等人在乡村经济方面的著作云南三村。他们关注的是，在急速工业化进程中,农村社区所发生的变迁和引发的问题,并找到了复兴乡村工业、打破城乡障碍的乡村重建道路.对于乡村的特别关注是有深意的，不仅在于中国曾长期是传统的农业国，也不仅在于土地改革以来乡村发生的巨大转型，更广的层面上，甚至可以算作给后来者留下了关于社会学研究的箴言：思想需要经验的积累，灵感需要感受的沉淀。真正的注视是透彻的观照，真正细致的体验式认真地逗留。乡间田野，是我们不可或缺的研究对象。三.学科建设及社会认知度的不断提高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其最初在我国高等教育中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传教士的努力。教会在20世纪初就在其开办
9、的大学中设立社会学课程，其通过社会服务达到传教目的的做法，也契合了社会学本身的内涵。1922年，在派到燕京大学教授社会学的步济时（J.S.Burgess）倡议下，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得以成立，他以“教学科研服务并举“作为社会学系的方针，为中国社会学的学科精神树立了很好的典范。二三十年代，早期的中国社会学者们，在期刊、教研组织、高校教育上不断努力，使社会学的学术地位不断提高。当时高校社会学所倡导的把社会学知识用于社会服务，更加扩大了其社会影响。很可贵的是，社会学研究平台的扩大和报刊上专栏的报道，使社会学从学术研究中延伸出来，与人民生活肌肤相亲。与之同期的乡村建设运动，高校社会学系师生在对农村的观察中
10、，了解了来自社会基层的情况，这些一手的数据丰富了他们的研究材料，同时的，从事农村研究与工作的乡建人才队伍也得以扩大。这时，对西欧工业化进行反思的,既有西方社会学,也有马克思主义社会学。1949年前,中共部分干部训练学校中,曾设与有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相关的课程,甚至在国统区,也允许过马克思主义的传授。以历史唯物主义为主的思潮,在高等学校中受到学生欢迎,催生了一批有坚定信仰的社会革命家。尤其在对中国农村的实地调查中,他们主张彻底改造生产关系,即以“革命”方式解决农村积患已久的土地问题。这种看似激进的方案，在当时恰恰是中国革命所需要的推进器。到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得到迅速普及。四.社会学研究对象及
11、研究方法的转变20世纪初至20年代，早期的社会调查成为最早一批社会学的研究成果，如步济于1914到1915年对北平人力车夫工作及生活状况的调查。这些调查的基本流程可大致总结为“详细设计收集和整理数据解释意义并处理成果”，与现代社会学的方法已经基本一致。虽然在客观上，存在资料不完备、数字不准确的不足，但其有机综合的基本思想，和其对中国社会学建设性的作用，在之后产生了深远影响。即使在今天看来，他们对中国社会真挚而热切的兴趣，仍脉脉动人。他们的调查方法和得出的观点，仍具有借鉴意义。20年代至抗战前，面对中国农业人口占到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国情和国家走向独立的急迫需要，杨开道、李景汉、晏阳初等人认为，社会
12、改造发端于农村，于是他们选择长期扎根在农村，主持社会调查。进一步地，他们以此为实验基础，提出让人口、土地、文化协调发展的方案。具体来说，他们采取节制生育、土地所有制改良、“让教育与农民生活打成一片”等措施，改进农民生产生活方式。这样的农村实地研究，既有大的构想，又有对不同层面的考虑，也向我们证明，社会是有机的，只有从基本单位着手，我们才能慢慢开展一个合理有序的社会。40年代之前的中国社会学者，或许是受了中国传统的中庸之道影响，他们对社会学的范围界定，是狭义与广义并举，目光既遍及众生，又落实到具体的领域里，这样的界定让他们在研究上，拥有了更加广阔的视角。鉴于特殊的国情，他们的做法是，把中国传统与
13、近代的社会设想相结合，把欧美理论同东方文化相结合，并辅助以科学的统计和调查。此外，他们也通过著书立说，在社会舆论上形成了一定声势，此举切实的意义在于让当时的老百姓更好地认识了社会，就像我们通常所说的“活得更明白”。甚至，社会学者们尝试过影响决策机构的政策，借此控制和引导社会的发展。他们的目的是让百姓们活得更幸福，然后在调查过程中他们又必须尽量地做到价值中立，这既是一种学术矛盾，也是一种人文关怀，沉淀下来，馥郁成一种风骨，一处风景，一道音律。受西方社会学影响，中国社会学者达成共识，即社会研究的基本问题是文化，以孙本文为代表的学者认为社会改造并非咄嗟间的事，因此应在了解中国文化的前提下，逐步进行制
14、度的转变。在学术上与孙本文有分歧的潘光旦，主张知识分子在保持理性的同时，发展完善的人格。抛开这些具体的争论，这些学者将文化投射到记录和研究工作中，不仅有效地延续了传统文化，也让更多人可以从侧面了解当代社会的发展历程。厚重的过往积淀成历史，穿越时空依然掷地有声，社会学者应凭借自己的专业敏感，捕捉并分离出其中最有质地的声息，回望远古生民的文化，反思现在社会的生存状态，从而更宏观更高远地认识社会。五.社会学遭遇的挫折及曲折中的前进20世纪30年代初，由于社会学社会基础薄弱、政治上对社会学的误解，教育和经济政策（如对学生比例、教学经费的控制）的不支持，多所国立高校的社会学系遭停办。后来的抗日战争，文献
15、资料的破坏和办学条件的限制，也给社会学的发展带来了很大的文化损失。但在艰深中总是包含着转变的种子，这一困难时期，社会学人才队伍总体来说有所壮大，而战争的特殊条件，也让一向高姿态的学术研究俯下身去，去耐心访问本土的普通人的生活。解放前的战乱中,广大社会学者希望能够依靠专业知识,影响社会政策、培植中国的民主政治,但这条路上充满了艰辛,部分主张走中间道路的学者如李公朴、闻一多等被国民政府杀害，社会上对社会学学科的误解依然存在。但在政权更替的时期,大部分社会学者出于自身归属感和责任感,留在了中国大陆,为社会学在新中国的社会建设中发挥作用奠定了人才基础.正如前文所言，新中国成立后，社会学者们纷纷积极地适应这个全新的社会。他们先后参加“土改”和思想改造运动，并表态要批判自己、改造自己，逐渐学会用“阶级分析”观点看待问题。为了保留这门学科，社会学者多次强调并努力实践社会学的实用性。后来情况更加不利之时，他们又指出应细致、逐步地改造社会学，但因受苏联经验的影响，至1953年，社会学被取缔，这门学科，从中国高等教育和科研机构中暂时退场。1956年到1957年上半年，双百方针下形成了较为宽松的政治气氛，社会学者们积极筹备恢复社会学，他们提出新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问题，这种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系统调查，可以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