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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简化汉字与中国文化的普及针对我在“北大在线自由思想者网刊”上刊出的汉字简化，得不偿失和简化汉字到底简化了什么？两篇拙文，马克义先生撰写了汉语改革，功在千秋的文章，对我的观点提出了严厉的批评。我不是作语言、文字工作的，仅仅是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提出了自己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对汉语、汉字改革的看法。这些看法一定很不成熟，也有很多错漏，“抛砖引玉”有时是一句客套话，在我个人确是真诚的心里话。所以，见到陈勇编辑传寄来的马先生的大文，心中就升起了很多的感激之情。对于马先生的大文我不敢草率，而是认真地读了几篇。下边把握的阅读笔记呈给大家，以求继续获得马先生和更多专家的指点。文化的平均主义今天，我们知道，语言
2、与人类的思维有着比较明确的关联；对与文字与思维的关联，我们知道得还比较少。简单来说，语言才是对人类文化的变迁一直起着关键作用的东西。那么，文字在我们的文化中扮演了一个怎样的角色呢？我想，文字是我们人类文化的记忆。没有记忆的人永远只能生活在生命的瞬间之中。马先生敏锐地指出：“一个人能够读和写，就能够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个人生命的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把握世界，这也就是扩展了个人生命的存在。”当然，这种“超越”首先是向以往的超越，向已经过去的时代的超越。换句话说，有了文字，我们就掌握了接受先人文化成就、向他们学习的工具。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字对于我们人类真是太重要了。不能想象，假如没有文字，我们会不会有这样多
3、辉煌的文化；同样不能想象，假如每一个时代都使用另一种语言，另一种文字，我们将怎样学习与评价先人，怎样考量人类的文化史，怎样知道未来的道路。同时，文字还使得我们可以超越空间的限制，与不能谋面、声音不及的人们进行交流。我们写信、写文章，常常出于这样的目的。以这个认识为出发点，我就不敢轻易同意马先生的这个观点：“文化难道就存在于文字之中吗？文化存在于人们的生活之中，那儿有人，那作就有文化。”这句话暗示：文字对于文化并不那样重要，而“生活”才是文化的关键。这与马先生文章中很多的观点都不一样。但是，这并非他一时的疏忽，而是继承了一种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在知识分子中很流行的理念：文化并不是靠文人、史家承传、
4、发展的，目不识丁的劳动人民才是文化的主体。这种看似关怀、歌颂劳动人民的平民主义理念的背后，是一种对知识、文化本身否定的态度，按照余英时先生的话说，就是“反智识主义”。反智识主义的一个重要形式就是反对有文化的人知识分子，在马先生的文章中称为“知识权贵”。从他文章结尾处所现出来的，对知识分子的深切反感，我们也可以知道：上边的那一句的话绝不是偶然而发，而是马先生思想中的一个主流。这个主流一直贯穿着整篇文章。这个主流，我们也可以把它换一种方式来表述：劳动人民马先生称之为“小人”与知识分子知识权贵有着某种对立，而在这种对立中，马先生站在劳动人民一边，一面斥责知识分子利用文字愚弄、统治劳动人民，一面提倡要
5、提高劳动人民的文化水准。知识分子并没有刻意利用文字来愚弄、统治人民，这个我们后边再谈。但提高劳动人民的文化水准是完全正确的。但是，提高社会上一部分人的文化水准，不需要以降低另一部分人的文化水准为前提。文化、教育的平等不是要把全社会的水准（或称素质）降到劳动人民的水准，而是要把它提高到知识分子的水准。但是，文化的平均主义常常要把文化的内涵简化到人人都具有同样的文化水准。如果还有人文化更多一些，这个简化就没有完成。这种简化文化内涵的平均主义在白话文运动和汉字简化中都有着明显的体现。这是我说“白话文、简化字，白化了文化，简化了思想”的一个原因。正体汉字与简化汉字的难易马先生在文章中对一个论点屡屡重复
6、、强调，下边的这句话也许表述比较明确：“这场变革的伟大之处就在于，通过汉语改革，每一个生理正常的中国人，只要愿意学习，都能够顺利地读和写。汉字再也不是小人们学习、掌握和使用汉语言文字系统的障碍。”言外之意，在汉语、汉字改革之前，即便是生理正常的人，也不能顺利地读写汉语、汉字。特别是劳动人民在学习与掌握这个语言、文字时所遇到的困难就更大了。只有知识分子才能掌握它，因此成了具有文化特权的“知识权贵”阶级，并用它来愚弄、统治劳动人民。如果，知识、信息等等文化资源的不公平分布的根本原因存在于语言、文字之中，换句话说，是这个语言、文字太难学、难用，那么，造成这种不公道分布的主要原因必须是：知识分子比劳动
7、人民更聪明、更勤奋。我们知道，实际的情况不是这样，文化普及程度主要受到很多别的因素的影响，比如理念、制度、资金、政策等等。所以，我们并没有理由说，是汉语、汉字造成了中国古代文化的两极分布。但是，马先生坚持认为，汉语、汉字是教育普及的一大障碍，并说五四新文化运动时的知识分子都是这样看法。尽管这个看法没有任何道理，它在现代中国却非常流行，马先生的全篇文章的根本前提就是这个看法。可惜的是，马先生对这样一个重要的论点没有一处论证，而是满足于对它坚定的信任，好像这已是不可争辩的事实了。从前边的讨论我们可以知道：把古代中国文化的两极分布的责任推给汉语、汉字，并不是最聪明、最成熟的考量。那么，简化汉字是否真
8、的那样好学、好用呢？马先生对此也深信不疑。最可以证实这一点的是，马先生一再说：尽管目前的政治并没有公平、民主，但因语文改革之后，全体人民已经“识文达理”，迟早要推动社会、政治、文化的公平化、民主化。他把文化与教育的普及的功劳完全赠给了语文改革，并认为这是中国未来发展的基础与起点。所以才会得出汉语、汉字改革是比美国革命（虽然我们并不知道“美国革命”到底指的是什么）更伟大的事业，对中国乃至于全人类都有千秋的功绩。只是，简化汉字到底为什么好学、好用，马先生却不肯花费文笔，进行论证，向我们开示大道。我的拙文汉字简化，得不偿失通过对恢复同音假借和更改、取消偏旁部首两个方面的分析、讨论，推论简化汉字虽然字
9、数减少，每个字的笔划减少，但它的学习、使用都比正体汉字更为困难，因为，它是一个绝对数字的减少，而不是逻辑上的简单。对于这些推论，马先生碰也没碰一下，尽管如此，他还是得出了：这“几乎是毫不根据”的的结论。马先生曾批评我：这是什么逻辑？！大约是我还没有能把握他的逻辑，或是因为那个逻辑难学、难用，给我的理解带来了困难，使马先生因此成为“逻辑权贵”也未可知。对一些文化现象的考察既然马先生不肯屈尊来从文字学的层面讨论简化汉字的优缺点，那么，我们就从社会学的角度，对语言、文字和文化普及的关系作一些以经验为基础（empirisch）的考察吧。与汉字简化很有关联的是所谓的“扫盲运动”。至今有很多知识分子坚定地
10、相信，简化汉字在扫盲运动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而正体汉字是造成中国文盲多的根本原因。鉴于当代中国的特殊情况，通过严谨、可信的社会学调查，来考察汉字简化前后中国文盲比例的变化，以及简化汉字对这个变化的影响，是比较不可能的。但是如果我们说，最近二、三十年中国文盲的比例、全民文化素质等等与绝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类似，而与西方发达国家差距较大，大概不会很错。总的来讲，整个的第三世界国家中，文盲的比例都应该算很大的。另外，在欧洲，两百多年以前，文盲的比例也很大，或许与当今中国的情况很接近。如果这个估计不错的话，使用马先生的逻辑（sorry!），必然是欧洲诸国在两三百年前实行了大规模的语言、文字改革，而发展中
11、国迄今还没有把难学、难用的语言、文字该过来。奇怪的是，很多发展中国几十年前还是欧洲国家的殖民地，荷兰语、西班牙语、法语、英语在那里都是正式官方语言的一种，有的甚至是唯一的语言。发展中国家的情形的正像马克义所批评的：只有少数人受到良好的教育，而多数人没有机会受那么多教育。看起来，语言、文字本身不是决定教育、文化普及程度的根本原因。马先生举的另一个例子是20世纪初美国的教育、文化普及情况。他说，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英国人对美国人的“个个能说会道，识文达理称赞不已。”他没有告诉我们资料的来源就如同在全篇文章中提到的其他的“实事”一样，也没有告诉我们这个报道的代表性与普遍性，更没有提到同时期的相关的报
12、道。不过，我很愿意相信这个报道的真实性与代表性，因为，它把马先生的逻辑搅乱了。马先生的文章讲的是语言、文字改革对全民文化素质的功劳。那么，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英国人何以对美国的全民素质那样“称赞不已”呢？他们用的是同一种语言、同一种文字么？他们之间的文化素质的差异是语言、文字所造成的么？或者，美国在那以前曾经废除维多利亚式的英语，并对英文做过大规模的、成功的简化？假如我们不能用“是”来回答这些问题，那么，马先生举这个例子意义何在？逻辑何在呢？英语、英文在美国大规模的改变是比较晚近的，特别是消除了种族歧视之后的事情。今天的美语、美文的确与英语、英文有了很大的差异，书面语言更加口语化，书写方式也和
13、发音更接近了，但这是马先生所举的例子之后发生的事情。假如一百年前美国人的平均文化素质已令英国人“称赞不已”，依照马先生的逻辑，今天的英国人在文化素质上对美国人岂不是要“须仰视才见”了？两个月前发表的出名的PISA（Programm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调查研究证实，英国的15岁的少年其平均水平总计起来比美国稍微好一点儿。可惜这个调查研究只关心OECD成员国即发达国家，而未及中国，否则我们讨论的依据会更充分的。事实上，任何一个全民文化素质比较高的民族都没有大规模地改变自己的语言、文字，西方诸国都没有这样的历史。可以说，我们完全没有任何以经验与
14、调查为依据的可靠资料可以证明语言、文字的难易对一个社会的文化有什么显著影响。况且，所谓“难易”，本身就很难说。我们并不知道英语是否比汉语更难学、难用。但是，马先生的文章中曾经暗示：作为表意文字的汉字有“缺陷”，对民族文化有负面的影响。他不肯展开来谈，我们也不能知道他的理由。到16世纪末为止，中国与后来的西方列强相比，无论是文化的普及程度，还是文学的水准，还是科学技术的成就，都没有明显的落后。这是当代国外学术界的共识，论文、著作很多，大家可以去查看。是观念造成了社会中文化分布的差异马先生的文章还有一段很有意思，他说：“从西方文化进入中国以来，尤其是鸦片战争之后，大量的中国知识分子从根本上了解到中
15、国的虚弱是体的虚弱，而并不只是所谓用的虚弱。要增强这个“体”，非发展教育不可，而汉字则成为普及教育的主要障碍。”我们虽然不知道马先生的“体”、“用”指的到底是什么，但其中“救国”的愿望是很明显的。五四前后，的确有所谓“教育救国”、“教育兴国”的说法。今天，中国的知识分子谈论教育问题，也喜欢说：教育是国家的未来。所有这些，都来自一个观念：教育为国家服务，为救国服务，为强国服务。这个观念在咱们中国有着很深厚的传统。中国的学校，由来已久，周朝据说就有庠、序、乡校等等。兴办学校是历代政治中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官办学校，是中国传统政治的一个特点。在唐朝，中央有国子学、太学、四门学，令官僚与农民的子弟上学。还有弘文、崇文二馆，专门给大官和皇族子弟。地方还各自有地方的学校，如县学等等。按照两唐书的记载，玄宗开元、天宝年间，全国人口约八百多万户，各中央、地方学校在校学生总计约七万三千五百人。这些学校都是我们今天说的大学，而非小、中学。学成毕业，经过考试，就可以作官了。宋史记载王安石说：“古之取士，皆本学校，道德一于上，习俗成于下，其人材皆足以有为于世。”兴办学校，乃是治国的根本，所以历朝都非常重视，花费很多资金。马先生所说的“文化权贵”，在中国历史中的主要时期中是不存在的。特别是隋唐以后实行科举取士，农民的子弟都可以上学。到了宋朝，朝廷重臣一半以上来自平民。象我们熟悉的范仲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