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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吴天墀撰：宋庆历社会危机述论载吴天墀文史存稿，四川大学出版社1998年 （本文撰于1955年，兹略有修订。其中述王则起义一段， 曾以北宋中期的王则起义为题，载历史教学一九五七年五月号）庆历（公元10411048年）是宋仁宗赵祯的统治年号，这段时期上距赵宋开国约有八十多年，被旧史誉为是“海内承平，人口富庶”的盛世；但这种说法实际上却是很不确切的。因为当时的社会危机臻于严重，阶级矛盾更趋复杂和尖锐：兵变民变在国内不断发生。虽然这些起义后来皆被镇压下去，但造成事变的根本原因并未得到消除，依然牢固存在。因此，对于在庆历时期广泛爆发的起义斗争事件，不能等闲视之。它给我们揭示出：所谓“盛世”是根本不存在
2、的，人民困苦已达到难以忍受的程度，社会呈现出相当紧张的状态。因此，范仲淹等不得不以倡行庆历新政的手段来缓解危机。其后，王安石等又为同样的目的开展熙丰变法。所以说，上述种种措施都是在那种社会条件下出现的必然产物。我们现在对庆历时期的危机问题作些探讨，对于增进了解北宋社会历史，或者不是完全没有助益的。 一 危机形成的社会背景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在赵宋开国后又进入了一个活跃的阶段。这一时期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主要是由于自耕农民数目的相对增多，一般农民减轻了一些束缚，取得了一定的人身自由，生活多少有些改善，因而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得以提高。同时赵宋政府对于农业生产的推进，也作过一些有利的措施：如像栽种桑柘，
3、扑灭害虫，限制火田，开垦荒地，兴修水利，广置仓储，设官劝农，指导耕作，严禁宰杀耕牛，对农民分发踏犁等。在手工业和商业方面也有相应的发展。由于交换经济逐渐兴起，北宋社会出现了以下一系列的事实：货币使用量大大增加，并初次有了以“交子”为名的纸币的流通；都市较前繁荣，镇、市和乡村中的定期集市也日益增多；工场手工业兴盛，在技术和产量方面都远较前代发达，以取得工资为生的雇佣工人也大批出现；而工商业行会的组织也进一步的得到发展与巩固。但赵宋封建王朝是实行中央集权的，他们强化了统治，紧握大权，加强控制，以防割据势力的出现。对其所御用的官僚也不付与充足的行政权力；而只是在经济方面加以放任，听其剥削人民。北宋的
4、立国政策是依靠地主阶级作为支柱的【1】；其豪强公开兼并土地之风也越刮越盛。太宗赵光义末年在王小波、李顺起义刚刚被镇压下去，宋朝政府便下令把荒废的田庐，让能加倍缴纳租税者占有，“于是腴田悉为豪右所占，流民至无所归。”【2】李若谷知寿州时，豪右多占芍陂，俱属上等良田【3】。王嗣宗知永兴军，所部兼并之家共六十多族,而以祯宗赵恒尊礼的隐士种放为首【4】,仁宗赵祯时,王蒙正倚章献太后势,在嘉州广占良田,政府且下令免除其租赋【5】。郑戬知杭州，溉民田数千亩的钱塘湖由于年久失修，葑土湮塞，尽为豪族僧坊所占冒，湖水日益浅狭【6】。越州鉴湖，能茫茫灌田八千顷，亦多为豪强所侵占【7】。这不过是千千万万土地兼并事实
5、中的少数例子而已。乾兴元年有人上封事说：“开国以来,六十余载,民间无积蓄,仓廪未陈腐,稍或饥欠，立致流移,盖差役赋敛之未均,形势豪强所侵扰也。”【8】我们从户口和垦田的数字上看,北宋土地集中的趋势是非常明显的:天禧五年（1021年）客户（基本上就是佃农）已经发展到占全国总户数的30,【9】再仅过二十七年，客户数便又急遽上升到36【10】；据当时人的估计,赵祯中期以后的客户更是可能占总户数的一半以上【11】。客户比例数字的增大,说明农民阶级失掉耕地的现象是普遍而严重的了。又治平三年（1066年）的垦田数字才四百四十万顷，与隋唐两代盛时相比较,仅及它们的四分之一和三分之一【12】,据为治平会计录作
6、序的人解释：上面垦田的数字,只是政府帐册上的纳税田亩，并说隐漏无税田亩要占十分之七【13】；这些田亩掌握在极少数的贵族、官僚和豪强人户手里，他们不负担赋役，全部赋役都落在只有很少或根本无地的农民身上。这就会把农民排除于土地之外，迫使他们脱离生产，成为无衣无食的饥民。仁宗初年，政府中有人主张实行限田来制止这兼并恶潮，但由于官僚豪强的阻力，根本无法实现。统治阶级大量兼并了土地，人民就只有被迫纷纷逃亡；我们从下面记载中就可以明白北宋前期一般农民的生活实际： 至道元年（995年），“开封府言：京畿十四县，自今二月 以前，民逃者一万二百八十五户。”【14】 至道二年，“直史馆陈靖上言：今京畿周环三二十州
7、，幅员数千里，地之垦者十才二三，税之入者又十无五六；复有匿里舍而称逃亡，弃耕农而事游惰。每一户归业，则剌报所由；朝耕尺寸之田，暮入差徭之薄，追胥责问，继踵而来，虽蒙蠲其常租，实无补于损益。况民之流徙，始由贫困，或避私债，或逃公税，亦既亡遁，则乡里检其资财，至于室庐、什器、桑枣、材木，咸计其直；或乡官用以输税，或债主取以偿补，生计荡然，还无所诣，以兹浮荡，绝意归耕。”【15】仁宗时,“帝闻天下废田尚多,民罕土著,或弃田流徙为闲民.至是每下赦令，辄以招辑流亡，募人耕垦为言。”【16】北宋流民的数字很庞大，动辄就数十万人，甚至多至数百万人。流民主要是从佃农中来，而北宋时期佃农户的激增，这又说明自耕农
8、破产的众多。北宋自耕农乃至一部分小地主破产的原因，主要是在于赋税的特别繁重。至于佃农则多是赤贫。他们没有住宅、种籽、耕牛、农具，辛勤劳动的结果是，既要向地主缴纳农产品收获量的十分之五以上的地租；又经常遭受百分之一百以上的高利贷的勒索；还要向政府交纳人丁税和负担力役。重重枷锁套在佃农的身上，所有年头都只过着“不免狗彘之食”的恶劣生活，一遇水旱饥荒，不想饿死，就只有离乡逃亡。所以南宋人叶适叙述宋代农民的一般情况说：穷居憔悴，无地以自业。其驽钝不才，且为浮客，为佣力；其怀利强力者,则为商贾，为窃盗；苟得旦暮之食,而不能为家，丰年乐岁，市无贵籴，而民常患夫斗升之求无所从给。【17】西夏战事发生后，北宋
9、王朝为了筹措军费，对人民的搜刮也特别厉害：“凡百所有，无一不征”【18】;“下至果菜皆加税，而用益不足” 【19】。战争带来的恶劣影响是：农业荒废,商旅不行，物价普遍高涨，人民生活愈趋困苦。这样，在全国范围内的农民起义就风起云涌地出现了。庆历三年（1043年）赵祯起用了范仲淹、富弼等人执政，曾进 行过改革的变法尝试。由于统治阶级内部保守势力的阻挠和破坏，这次变法虽只是昙花一现地失败了，但新旧两派官僚势力的内讧和斗争，却没有停止下来【20】。这对于本来已经深刻化的社会矛盾，更趋向尖锐化、复杂化。 在对外关系上，契丹和西夏是北宋时代汉族人民的最大威胁者。契丹自五代时夺取燕云十六州后，就使后来北宋王
10、朝在河北地区失掉了国防屏障。一旦契丹入侵，骑兵驰突，不一二十日便可直抵黄河边上。作为首都的汴京（今河南开封市），是经常暴露在外敌前。赵匡胤、光义兄弟曾有意恢复故土；但前者为“先南后北”的军事计划耽误了时机，而后者由于两度大举伐辽的失败，便只能在边界上潴蓄塘泺，专采守势，而逐渐养成了畏葸软弱的心理。 再加上，统治阶级一贯耽于享乐，造成“庙堂无谋臣，边鄙无勇将,将愚不识干戈,兵骄不知战阵，器械腐朽，城郭隳颓”【21】。契丹军每一次南侵,“俘掠人民，焚荡庐舍,农桑废业，闾里为墟”【22】,给河北地区带来无法估计的损害。景德元年（1004年）, 契丹大举入侵，北宋王朝惊慌失措，一片混乱；幸赖寇准、高琼
11、等人力主抵抗，怂恿真宗亲征，才侥幸谋得“澶渊之盟”的和局；但宋朝每年要送给契丹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从而进一步走上了屈服耻辱的道路。早在赵光义统治的后期，西夏和宋朝就发生冲突，连西北重镇的灵州也被西夏夺去；赵恒依然实行妥协政策，才得换取一个短期的和平。宝元元年（1038年）西夏主元昊自称皇帝，宋夏关系又告决裂。从康定元年起三个年头（10401042年）之间连续进行的三次大规模战役中，宋军都“一战不及一战”地惨败了，不特使北宋王朝的弱点尽行暴露，并为契丹统治集团的讹诈提供了机会。当时契丹就向宋朝提出割让晋阳和瓦桥关以南十县地方的要求。宋统治者虽不愿割让, 但也不敢硬性拒绝，只得承认在岁币原额之外
12、再增加银、绢二十万两、匹，“半以代关南租赋，半以为谢弹遏西戎之意”【23】。契丹还要宋朝用“贡”、“献”的字样来对它表示敬意，经宋使富弼力争，才同意改用“纳”字。 西夏战事的突然发生，赵宋统治集团一再失利后，只好实行“屈志买和”的让步政策。庆历四年（1044年）宋廷同元昊媾和，它用“岁赐”的字样来掩盖变相的赔款，每年对西夏赔款耗费银绢茶采共二十五万五千。尤其是当时的河北,因是国防前哨,宋初以来，这累遭侵掠的地区久已存在“丁壮备徭，老弱供赋、遗庐环堵,不死即亡”【24】的悲惨景象。当时还有一种叫“衙前”的职役，凡是充当“衙前”的人户，要为官吏过客及来往不绝的契丹使者，供备包括奢侈享乐在内的一切生
13、活物资。契丹使臣骄横骚扰，人民受害更深【25】;在王则起义的当年，北京（大名府）留守贾昌朝就这样谈过：“衙前公人,亡家破产，市肆商贾，亏本失业者,不可胜计。”【26】这个事实对于我们了解发动贝州起义的骨干分子张峦、卜吉等何以都出身于吏人阶层【27】，是很有帮助的。宋代政府偏重文治，官僚待遇较为优厚，当官就成了士人的出路，官僚机构自然也就会迅速膨胀，其结果是造成国家财政开支的猛升。清人赵翼的廿二史记卷二十五，有“宋郊祀之费、宋制禄之厚、宋祠禄之制、宋恩荫之滥、宋恩赏之厚、宋冗官冗费”诸条；我们从中可考察到的，便是北宋政府开支的浩繁。而这沉重的负担是压在人民头上的，这就使得社会生产力遭到破坏，促成
14、阶级矛盾进一步尖锐化，导致爆发民变或兵变的起义。其实，这个问题的严重性统治阶级自己也是十分明白的。例如刘敞在所撰策问中就曾提到这个问题说：“欲仿唐制，则恐贤士失职者众，欲仍旧贯，则吏员不可胜纪。”并推论到它的结果说：“贤士失职者众，则怨必兴于下；吏员不可胜纪，则力必屈于上。”【28】北宋王朝一贯施行从破产农民中大量募兵的办法,认为“凶年饥岁，有叛民而无叛兵；不幸乐岁变生，有叛兵而无叛民”【29】，这对于封建统治者就是“百代之利”。但执行养兵政策的结果，却是致使兵数激增，到庆历年间就达一百二十五万九千人，比北宋开国时增涨了六倍；军费开支庞大，人民负担沉重，就更加深了社会危机。而且由于北宋王朝又贯
15、沏着以文制武和以上压下的阶级法【30】的奴役歧视政策，这对于从破产农民转化而成的士兵,是极容易拨动阶级仇恨的怒火而随时爆炸起来的。因此宋代的兵变，为什么说它是农民起义的一种特殊形式，应是不难理解的。这“兵籍益广，吏员日众”的现实，当然也引起了北宋的财政发生危机。在这一系列的负担中，兵费的开支是占居首位的。宋初开宝时兵额总数为三十七万八千人，其中禁军有一十九万三千人，以后陆续增加，迨西夏战事发生，宋廷在各地大量增募兵员，庆历年间便激增到一百二十五万九千人，内禁军占八十二万六千人，成为北宋兵数的最高纪录【31】。按照三司使张方平的计算，一个中等禁军每年约需钱币五十贯，全部禁军就须开支岁费四千余万贯
16、；禁军以外尚有四十三万二千多名兵队，就开支减半，岁给也在一千万贯以上，两者合计就是五千余万贯了。仁宗统治中期的全国总税收约为一亿二千多万（单位是贯、石、匹、两的合计，不全是钱币），仅兵队岁费就约占去一半【32】，加上战争时期必需的种种特支，那兵费开支的比例就更大了。宋朝边防要区是河北、河东、陕西三路。据当时的三司使的会计报告：陕西路在未用兵时的出入钱、帛、粮草数字，收入一千九百七十八万，支出二千一百五十一万；用兵后收入为三千三百九十万支出为三千三百六十三万【33】，足见兵费增涨的负担是越来越沉重。然而，这时的兵队，人数尽管被政府扩大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但因训练缺乏，纪律废弛，无论旧兵新兵，战斗力都非常薄弱。兵队生活腐败，不特“卫士入宿，不自持被而使人持之，禁兵给粮，不自荷而雇人荷之”【34】，而且酗酒斗殴，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