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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略论近代教育的发展与贵州立宪派摘要近代教育的发展是贵州历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作为辛亥革命前后贵州较为有影响的政治势力，贵州宪政派的形成和发展与贵州近代教育制度的革新密切相关。关键词近代教育 贵州立宪派一般认为，贵州立宪派团体成立于1909年清政府颁布“仿形宪政”诏旨后。就本人来看，贵州立宪派的形成年代要更早一些。其形成可追溯至戊戌变法时期。随着贵州新思想新潮流的传播，民智开启，贵州立宪派最终成立了自己的政治团体宪政预备会。立宪派的形成和发展，与贵州近代教育的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其原因有三：一、近代教育的发展为立宪派培养了人才政治派别的形成，离不开人才，而贵州地处西南内陆，社会环境闭塞、人民
2、思想落后。在此种社会环境下，立宪保皇的思想很难自发形成。而正是随着新思想的传播和近代学校的成立，才出现了贵州第一批具有立宪思想的知识分子。1897年严修对贵州学古书院进行改革，除传统的经史子集外，还开设数学、格物、英文、时务、地理等。严修离任后，贵州巡抚王毓藻将学古改为经世学堂。经世学堂继续沿着中体西用的办学思路。“仍饬山长令其阅史书，探掌故，泛览中外时报及泰西各种书籍，以拓眼界；讲求经义及先儒语录，以正其心术。并举经济、内政、外交、理财、军事、格致、考工六事，按条考核，相语讲明而切研之。”1897年3月30日，第一批40名从全省范围内选拔出来的学生正式进入改革后的学古学堂学习，后人称之为经世
3、学堂40英才。经世学堂培养了贵州第一代兼有中西文化的人才，他们日后大多成为了贵州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界的人才。更有一批人具备了宪政的思想。如后来宪政派的核心人物唐尔镛、任可澄、陈廷棻等都出身经世学堂，其他宪政派人士诸如刘显治、张光炜、姚华等也出身于经世学堂。除了新式学堂求学外，立宪派的几名核心成员还曾留学日本。1905年起，时任贵州巡抚的林绍年先后分四次共选送151名人员赴日，这批人中既有各地官府选送的学子，也有贵州地方官员。这些留学生在日本完成了更为彻底的思想转变。其中一部分人深受梁启超学说的影响，积极投身政治活动。蹇念益、戴勘、熊范舆、陈国祥、刘显治等人都是梁启超所组建的政治团体政闻社的
4、主要成员。二、近代教育的发展为立宪派的形成提供了优良的社会环境贵州立宪派的形成，单靠少数人的新观念新思想远远不够。只有整个社会观念的改变，立宪思想才会产生巨大的影响，才会聚集一批有识之士，形成一股强大的政治势力。贵州民风落后，人民思想守旧，这一状况亦是随着近代教育思想的确立而改变。1895年，严修对贵州官书局的购书计划进行调整，除传统经史子集外，书局开始引进介绍西方政治、经济、历史的图书，黔中学子至此开始接触到西方先进的文化思想。“实开都中强学会改官书局之先，黔士遂广沐其泽。”严修鼓励学子阅读时务报申报等传播新思想、新思维的报刊。在他的帮助下，学古书院师生几乎人手一份时务报，“更复捐廉，购各种
5、书籍于资善堂以贱价出售，士虽贫如黔，亦得手置一编，于是士林蒸蒸向风，见闻一变。”1901，百日维新中因“滥保匪人”而谪戍新疆的前礼部尚书李端棻赦返贵阳。年迈的他并不因挫折而意志消沉，而是本着“以开通风气，引导后进为务”的精神，继续投身教育事业，主讲贵州经世学堂，其思想较之维新变法期间更为开放。他积极向学生们介绍卢梭等西方启蒙大师，又介绍达尔文进化论、孟德斯鸠三权分立、赫胥黎天演论等学说。一时间，风气大变，追求宪政民主思想的风气在贵州蔓延开来。从最初“时代落伍者贵州”到辛亥革命时的贵州，期间不过短短十余年。而这十余年中贵州社会思潮变化之大是历史上所罕见的。贵州新式教育的发展与这样一种变化紧密相连
6、。无疑，贵州教育的改革对贵州士子思维的改变是有着极大的作用的。贵州立宪派的形成深受影响。社会思潮的变化为立宪派的形成提供了有利的社会环境。正如后人所评价：“如同当时全国各地的立宪派团体一样，贵州的立宪团体也是在维新思想传播、民气开通、社会进步的基础上出现的。”三、近代教育的发展为贵州立宪派的壮大提供了良好的契机宪政派的形成并不是特别明显，其代表团体宪政预备会并不像其他政治团体那样有着严密的组织和明显的团体章程。一般认为，贵州立宪派形成的标志是1909年宪政预备会的成立。作为一个政治团体的立宪派成立较晚，但是作为晚清贵州一股强大的政治势力的立宪派早在七八年前就对贵州政治态势有着重要的影响。早在1
7、901年清政府施行“新政”之时，唐尔镛、任可澄、华之鸿等人便聚集在一起；1905年清政府宣布废科举、办学校后，以唐、任、华为首的宪政派人士便积极投身于兴办新式学堂的事物中。唐、任、华等宪政派人士或是贵州士族大家，有着较高社会地位，与清政府地方当局联系紧密；或是富商巨贾，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因此，宪政派办学声势浩大，对贵州的政治态势有着相当的影响。清政府宣布进行教育改革后，全国各地都兴起一股办学热潮，贵州亦不例外。宪政派人士抓住机遇，积极投身办校兴学事业，也获得丰厚的政治回报。其中教育总会会长先为唐尔镛，后又为任可澄。其他宪政派核心人物也取得了优越的政治地位。如农会会长于德楷，学务公所议长陈国祥
8、。华之鸿实际控制了贵州商会，蹇念益、熊范舆也准备担任地方自治会会长、法政学堂堂长。其时宪政派势力极大，“盖骎骎由教育范围侵入政治范围矣”。办学除了积累政治资本外，也是宪政派宣传君宪思想的途径。蹇念益、熊范舆、陈国祥留学日本时便参加了梁启超的政闻社。唐尔镛、陈廷棻本与熊范舆私交甚笃，其政治主张又一致，便遥相呼应，向巡抚禀明备案设立宪政预备会，“被召集的黔中子弟二百人，分班学习宪政，毕业之后，由政府分派各县传习，作为君主立宪的准备。”宪政派政治团体成立较晚，组织也不严密，而兴学办校就成了稳固宪政派组织联系的一种手段。早起宪政派的形成主要是建立在同学、世交或姻亲的关系上。而这样的社会关系远不能维护一
9、个政治团体稳定。而后期，通过办校兴学，宪政派人士之间拥有了新的社会关系师生和同僚。在其所办的学校中担任堂长、监督、教员的大多是宪政派或者倾向于宪政的人士，如在省通公立中学堂任教的就有任可澄、何麟书、陈廷棻、王延直、姚华等宪政派人士。无疑，师生和同僚这种新的社会关系将宪政人士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尤其是在作为政治团体的宪政预备会成立之前，宪政派人士之间各种社会关系对稳固宪政派这一政治团体的组织联系是大有帮助的。【参考文献】1孔令中.贵州教育史m.贵州:贵州教育出版社,2004.151.2冯楠.贵州通志人物志第三卷m.贵州:贵州人民出版社,2001.3贵州通史编委会.贵州通史(第三卷)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2.663.4中国史学会.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第六册)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396.5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贵州省贵阳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贵阳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m.内部发行,1981.7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