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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一章 商殷史史料第一节 概况商代是我国历史上奴隶制时代的一个强盛的王朝。从商汤灭夏至纣亡，传十七世三十一王 三十一王为：大乙（汤）、大丁、外丙、仲任、太甲、沃丁、太庚、小甲、雍己、太戊、仲丁、外壬、河亶甲、祖乙（中宗）、祖辛、沃甲、祖丁、南庚、阳甲、盘庚、小辛、小乙、武丁（高宗）、祖庚、祖甲、廪辛、康丁、武乙、文丁、帝乙、帝辛（紂） ，约当公元前十七世纪至十一世纪。商代的王都屡次迁徙，到盘庚时，迁都于殷（今河南安阳西北），因此商代后期被称为“殷”。以盘庚迁殷为界限，商代的历史可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后期共经八代十二王，二百七十三年。这是商代历史上重要的时期，这期间王室加强了统治，殷人的统治区域
2、和文化影响从黄河流域伸展到长江中下游的广大地区，青铜文化获得了高度的发展。随着奴隶主阶级统治的加强，在殷王朝的国家机构里设置了一些精通文字、掌管文书的史官，甲骨文中的“卜人”，可能就是史官的一种。他们当时的记载，就是我国最早的文字史料。根据古书所载，商代本来有丰富的史料。尚书 多士说：“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说明殷人曾有记载汤革夏命的“典”、“册”。当时的“典”、“册”可能是刻写在竹木之上的，可惜由于年代久远，早已荡然无存了。商代的文献资料，流传下来的甚少。春秋末年的孔子对于殷代文献缺乏的情况已经在发着慨叹，他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献不足故也。
3、足，则吾能微之矣。” 论语 八佾 孔子距殷时代未远，已感到可信赖的史料不足，对于距孔子二千多年的现代来说，自然更无足够的文献可微了。幸运的是，在尚书、诗经等古籍中，还保存了一些商代的文献史料，尽管这些史料不免经过后人的加工纂改，使用起来还需下一番分析鉴别的工夫，但是它们有如凤毛麟角，仍然是值得珍视的。尚书中的商书共五篇：汤誓、盘庚、高宗肜日、西伯戡黎和微子。汤誓是汤伐夏桀时的誓师之词。关于汤伐夏桀的事，诗经商颂以及汉代的书序、史记 殷本纪中都有记载。其内容应有原始的史料根据，但汤誓文字比较浅显，象文中的“尔”、“庶”、“天”等都是周人的用语。其写定的时间较晚，是战国时代的作品。盘庚分上、中、下
4、三篇，是殷王盘庚在迁都前后对臣民的告诫，为当时史臣所记。全文共1283 字，在商书各篇中文字最长，写定的时代最早，史料价值较高。盘庚三篇的次序在流传中有所颠倒。第一篇（原中篇）是盘庚在即将迁殷时对臣民所作的动员讲话；第二篇（原下篇）是既迁之后，对官员百姓的告诫；第三篇（原上篇）是迁定一段时旬之后，因“民不适有居”，盘庚通过贵戚大臣向臣民的安抚讲话和对官员们的告诫。这三篇一般学者认为是殷代的文献，但在文字上也不免经过周人的加工润色。高宗肜日的内容，是记殷高宗武丁在祭祀成汤时有飞雉登鼎耳鸣叫，大臣祖己借机会对王进行训诫。此事在书序和史记殷本纪都有记载。以鸣鸟为不祥之兆和殷人的观念吻合。甲骨卜辞中有
5、以鸣鸟为不祥的记载，左传襄公三十年，“鸟鸣于亳社，如日嘻嘻。甲午，宋大灾。”证明殷之后人宋国人，仍以鸣鸟为不祥之兆。这说明高宗肜日篇有其原始的史料依据。但是文中提到的“王司敬民，罔非天胤”的民本观念，郭沫若认为在古时是不能够有的。另外篇中所见“民”“德”等用语和以“天”为至上神的观念都非殷人所有，可能是东周时写定的。西伯戡黎是记周文王征服了商王国西北部的藩屏黎国之后，商王朝的亡国之祸迫在眉睫，大臣祖尹对殷纣王的训诫。微子则是宗室贵族微子在商朝行将败亡之际向太师、少师讨教个人对策的一篇对话。这二篇文献大概都是根据了当时留下的原始材料，但从内容和称“商”为“殷”等用语看来，当写成于春秋时代。诗经
6、商颂是一组较早的文献史料。主要内容是歌颂商之先祖的诞生和商汤的武功，为殷的后人宋国人祭祀殷祖的诗篇。商颂 玄鸟篇“天命玄鸟，降而生商”。长发篇“有娀方将，帝立子生商”，意思是说，上帝想立子，就命玄鸟降至人间，使有娀氏生下了商的始祖。这些神话诗篇是关于商族起源的最早的史料。除此之外，左传、国语、竹书纪年，世本以及周秦诸子，虽都是战国及其以后的作品，但是其中也都保存了一些有关商代的零星史料，也是不可忽视的。史记 殷本纪是记述商殷历史最为系统详细的文献。汉代的司马迁在选择史料时，态度是比较严谨的。他撰述此篇时，主要的根据是商书和商颂，所谓“以颂次契之事，自成汤以来，采于书诗。”后来经过王国维的研究，
7、将甲骨文中记载的先公先王的名号与殷本纪联系起来考察，证明殷本纪所记述的殷王世系，基本上是真实的王国维股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观堂集林卷九。从此，商代历史才成为无可争辩的信史。殷本纪虽成书较晚，但记述的内容多有较早的史料根据，因此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综上所述，我们所能见到的有关商殷历史的文献史料甚少，而甲骨文的被认识，是关于商代史料的空前惊人的大发现，使商代史料缺乏的情况大大改观。河南安阳西北五里的小屯村，是殷朝故都所在，后来称为“殷墟”。很久以前，当地农民犁田时就不断发现有刻辞的甲骨；他们作为药材卖给药店，称作“龙骨”。有字的往往被刮去，有的骨头被碾成细粉做“刀尖药”出
8、售，用以止血。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 年），在北京做官的王懿荣用药前审视药物时，偶然发现了这种刻在“龙骨”上的文字。王氏本为金石学家，精研铜器铭文和古文字。他立即派人往药店买来了全部字骨，访明来历，并继续搜求，使三千多年前的古文字，受到了应有的重视。这种古文字，就是甲骨文。甲骨文是自盘庚迁殷至封灭亡二百七十多年之间，殷王室贵族进行占卜的遗物。殷人是非常迷信的，大至祭祀、战争，小至疾病、梦幻都要占卜。每逢癸日要卜旬，每晚要卜夕。占卜用龟的腹甲、背甲或牛的肩脾骨，在骨的反面整齐地施以钻凿，用时向凿处加火灼之，另一面就破裂成兆纹，根据卜兆判断吉凶。卜完之后，他们将所问的事和占验的结果刻在卜兆之旁。一
9、条完整的卜辞包括叙辞（记卜问的时间和贞人的名字）、命辞（记命龟之辞）、占辞（记根据卜兆所作出的吉凶判断）、验辞（记占卜之后应验的事实）。除卜辞外，还有少量的记事刻辞。这种记事刻辞绝大多数是关于入龟、祀骨的记录；还有一些人头刻辞、鹿头刻辞、牛头刻辞、虎骨刻辞等，记载捕捉战俘或猎取野兽的战果，作为取得胜利的纪念。就目前已发现的甲骨而言，甲骨文字有五千个左右，已识字在一千以上。甲骨刻辞的内容涉及到殷人的经济生产、政治军事活动及意识形态等多方面，如：农业、畜牧、田猎、阶级关系、军队、监狱、战争、方国、鬼神崇拜、天文历法、气象、建筑、疾病等。从1899 年发现甲骨文至今，已有八十余年。出土甲骨文共有十五
10、万片以上，其中包括民间私掘传世的甲骨和解放前中央研究院及解放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科学发掘的甲骨。这些甲骨，凡有文字的都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科学发掘所获，由于有明确的地层和同出的器物，其史料价值更高；同时，考古发现的陵墓、建筑遗址、遗迹和其他出土古物，对于 甲骨和商史研究，也都具有重要意义。出土的甲骨实物，绝大部分都保存在国内，广布于大陆四十个城市的九十多个单位，共藏有甲骨近十万片之多，台湾和香港有三万片左右。有少部分流落到国外，日本、加拿大、英国、美国、西德、苏联、瑞士、法国、比利时、朝鲜等十个国家，共藏有二万六千多片。国内外所藏的甲骨，内容重要的，绝大多数都已发表。从1903 年第一部
11、甲骨文著录书 铁云藏龟问世以来，目前国内外著录甲骨文资料的书刊己达一七十多种，发表甲骨文资料的论文有四十多篇，总计著录甲骨六万九千余片根据胡厚宣编好向建国三十周年献礼，中国史研究1979 年，第三期。比较重要的著录书有罗振玉的殷虚书契、殷虚书契后编，郭沫若的殷契粹编，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出版的殷虚文字甲编、殷虚文字乙编和胡厚宣的战后京津新获甲骨集、甲骨续存等。全国解放后，由郭沫若主编、胡厚宣任总编辑的甲骨文合集，是一部对甲骨文资料进行全面整理、集大成的宏篇巨著。全书分十三册，共著录甲骨41 ， 956 片。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辑出版的小屯南地甲骨，全部发表了1973 年在安阳小屯南
12、地新获的有字甲骨近五千片，是解放后科学发掘成果的汇集。甲骨文著录书的不断出版，为研究商代厉史提供了丰富的第一手材料。但是甲骨文不是殷代唯一的文字，而只是殷代应用文字的一种。殷代的应用文字，大部分应该是刻写在“典”“册”之上的（如前所述），此外殷人还常在陶器、石器、玉器、骨角器等各种器物上刻写文字，而以铜器上的铭文内容较重要，数量也较多。因此，殷商铜器铭文（一般称为“金文”）也是有关商史的重要资料。早在北宋末年，有关商周古器的专门著乍就有十几种。这些书多摹有图象、铭文；并对器名、文字作了考释，有的还注明出土地点或藏家。其中颇具代表性的是吕大临的考古图。该书著录了四件殷代铜器，并注明得于“邺郡亶甲
13、城”或“亶甲墓旁”。所谓“亶甲城”或“亶甲墓”， 都指“殷墟”所在。宋人把“邺”当成了河亶甲所都的“相”，因此以殷墟为“亶甲城”。此外，在王黻等博古图录、王俅啸堂集古录、薛尚功历代钟鼎彝器款识等书中，也都录有商器，可能是宋代殷墟出土之物。清代中叶以后，金石学获得进一步发展，著作繁多，其中有关商周时期的著录不下百种。如：吴式芬捃（拾、取）古录金文著录了戊辰彝、庚申父辛角、般甗（yan三声盛行于商周时期的炊器。上部阳有透底的甑，下部为鬲，有的上下两部分可分开）等商器，而且摹刻精善，在木刻金文中为最佳者。近人罗振玉三代吉金文存，收殷周4831 器，凡传世铭文大致完备，搜罗宏富，鉴别精审，印刷精良。其
14、中所收“文父丁簋”(八、三三）、“乙亥父丁鼎”（四、十）”等都为商器。罗氏所著殷文存和王辰的续殷文存收器虽然不少，但除著名的“戊辰彝”等数器外，多属周代器物，不足据。民国以后，殷墟古物大量被盗掘，市面散见甚多。北京尊古斋古董商人黄浚，将他经手收售的器物辑成邺中片羽三集，所收铜器除”蟠螭（盘吃）钟“形制较晚为周器外，其他都可认为殷墟遗物。在前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的殷代陵墓发掘报告未出之前，此书为研究殷代铜器中比较重要的资料。抗战前中央研究院在小屯发掘殷代陵墓，出土了一大批有铭铜器，仅1934 年10 月至1935 年1 月第十次发掘，就出土了成形铜器124 件，完整的在半数以上，精品27 件。这批铜
15、器不仅数量大，而且都是通过近代科学考古方法发掘出来的，史料价值比较高。对这些殷人遗物的研究，使我们获得了鉴别殷代铜器的可靠标准。建国以来，考古工作飞跃发展，取得一系列可喜的成果。1969 年5 月至1977 年5 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在殷墟发掘了九百多个殷代墓葬，出土大批铜器，其中有铭铜器43 件，多为族名金文，每器铭文一、二个字，不同的图文近二十种，是研究殷代族氏的重要资料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69 一1977年殷墟西区墓葬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9 年第一期。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1976 年所发现的”妇好墓“，获青铜器近二百件，而且许多器上铸有”妇好“铭文。这些铜器属武丁晚年至祖庚、祖甲时期李学勤论 “妇好”墓的年代及有关问题，文物玲77 年第十一期。 。此外，在山西、陕西、湖北、湖南、安微、山东、四川等地也陆续发现殷商时期的有铭铜器参看考古研究所编三十年来出土的殷周有铭铜器简目，1978年油印本。这些地区距离商王朝政治中心较远，应属于当时的诸侯封国地区。殷代铜器铭文多比较简短，以一字至五、六字最为常见，记作器者的族氏和为某人作器，作器的原因以祭祀、赏赐为多。铭文最长亦无过五十字者。和十五万片甲骨文比较，殷金文和其它铭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