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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铜革是墓志寻踪之史料价值王建宏 墓志（铭）始於秦汉，是把记载墓主传记的文字刻於石或砖上（也有少量以铁铸或瓷烧成），随葬墓中或立於墓前。“志”多用散文撰写，主要内容是，介绍墓主的姓名字号、籍贯家乡、历任官职、主要业绩、遗闻逸事、生卒年月日时、享受岁数、墓葬时间、地点方位以及墓主与父母妻室诰受封号、儿女孙曾婚配举业任官等情况。古代随葬墓志多见於达官名贵之墓，为其篆文者多为一方名士，为其刻石者皆一方名匠，其书法往往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埋于地下的墓志，保存历史久远，所记内容真实，记载年代准确，又不失为考证研究地域远古历史的重要实证资料。从铜革是墓志寻踪来看，其史料价值主要如下：一、对进一步研究考证铜革
2、是古城、阏与古城具有重要学术价值赵信墓志（神龙元年，公元705年）载有：“神龙元年三月庚辰朔五日庚申与弟玄翼同坟葬与铜革是县西北一里太平乡源礼也”；唐故处仕薄德墓志铭并序（景龙二年，公元708年）载有“景云二年三月七日，与夫人李氏合葬于铜革是县北一里之原壤也，南望龙水，北睹尧山，东接行岩，西邻石领”；大唐潞府故陪戎副尉翟思隐墓志铭并序（广德元年，公元763年）1984年出土于故县镇村西一农家院中，墓志中载有“因官散居遂茂滋同铜革是矣”“合葬与县西北二里祖莹之礼也”； 唐故靳辉墓志铭并序（大中十年，公元856年）载有“因官到此寄铜革是子孙相满十世有余”“葬于铜革是县西7里太平乡南籍村南三里平原礼
3、也”。从以上四墓志发掘地址可详细推定古铜革是城的地理方位及周边地理状况。唐故陇西郡李策剑墓志铭并序（咸通十二年，公元871年）载有“以咸通十二年十一月十八日迁厝与阏与城东南二里伯乐水之右也”；唐故李君墓志铭并序 （咸通十五年，公元874年）载有“去铜革是县北卄里阏与城东一里之源合袝合妣玄堂水也”。 以上两块墓志为考证阏与古城详细位置的最佳实证资料，对於澄清阏与古城和顺说、武安说之错误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二、是研究了解沁县早期山川地理、区划名称的重要资料来源之一大唐永淳二年重骑尉吕青之志（公元683年）“合葬於余交村东南二里之源礼也”； 大周故武骑尉孙感墓志铭并序（证圣元年，公元695年）“同窆
4、于太平乡之原礼也”； 段君墓志之铭并序（长安二年，公元702年）“葬于尧山乡段村西南三里平原礼也西眺伏牛谓上天汉南观尧岫言河东俯汝水而长流北仰覆甑而永固”；唐故处仕薄德墓志铭并序（景龙二年，公元708年） “南望龙水北睹尧山东接行岩西邻石领”； 大唐故吕郎墓志之铭（开元二十四年，公元736年）“葬于城西一里礼仪乡之原”； 唐故卫宁府兵曹参军李令芝墓志铭并序（贞元十七年，公元801年）“前夫人清河张氏”“其铭曰古城南源崇山逦迤”； 唐故王锐墓志铭并序（大中七年，公元853年）“合葬于铜革是县北崇唐乡交口村东南一里之莹域也”；唐故靳辉墓志铭并序（大中十年，公元856年） “太平乡南籍村南三里平原礼
5、也”；唐故陇西郡李策剑墓志铭并序（咸通十二年，公元871年）“乃为上党郡铜革是县乌苏里人也” “迁厝於阏与城东南二里伯乐水之右也”； 唐故陇西郡牛庆墓志铭并序（咸通十二年，公元871年） “潞州铜革是县长安乡乱柳店人焉” ；唐故李君墓志铭并序 （咸通十五年，公元874年） “合袝合妣玄堂水也”；宋故彭城刘素墓志铭并序（熙宁八年，公元1076年）“刘氏世铜川太安乡段庄人也” “ 迺北里杨氏也”“长女归紫红人宋旻”“再娶石磐赵氏”“葬于万崇乡开山东南隅”； 明张通墓志铭（正德十六年，公元1521年）“沁之北关东里世有张氏大家”“在郡城西北之梁家岗距城二里许”； 明故沾化郡君墓志铭（嘉靖三年，公元1
6、524年）“葬于沁州城南凤凰岗之原”。从以上墓志可见太平乡、尧山乡、礼仪乡、崇唐乡、长安乡、太安乡、万崇乡、余交村、段村、尧山村、清河村、古城村、交口村、南籍村、呜苏村、乱柳村、段庄村、石磐村、北关等乡村名称；伏牛山、覆甄山、崇山、开山、梁家岗、凤凰岗等山川名称；汝水、龙水、伯乐水、玄堂水等水域名称。三是沁县古代志书记载资料不足的重要补充据山西方志要览明永乐十九年前，沁县无地方志专着，明朝四本专志也均无善本存世。从铜鞮墓志寻踪中不乏有关沁县历史的记载。如大明故武略将军魏道符墓志铭（嘉靖十一年，公元1532年）对研究沁县明代史和沁州守御所历史有重要价值。明故武德将军西河魏辅唐祔葬墓志铭（隆庆四年
7、，公元1570年） “御史王阅武公百步穿鹄” “以法术督处致是年屯粮完纳”“时沁城久为颓坏公与太守王公修筑不三月城垣石堤坚固”“及年余果达虏大寇于演武亭屯驻”“夜下四边连炮数响虏闻大惊遁逃”“创置百卉园一所聚奇花修竹砌巧阑然沁称园者甲焉每合亲友雅歌投壶”等内容记述了阅武、屯粮、筑城，明嘉靖21年（1542）蒙古族右翼土默特万户首领俺达率兵攻打沁县城被击败，再现了战后官宦创置百卉园、歌舞升平、雅歌投壶的腐朽生活场景。皇清敕授文林郎江苏昆山县知县调暑江宁县知县松坪王省山墓志铭（咸丰五年，公元1855年）“藏书数千卷每手一编披诵至夜分无倦容”“莱根轩诗钞十四卷续钞一卷不规规与古人”等记述为我们进一步
8、研究我县历史名人王省山提供了重要原始实证资料。四、是研究人口迁徙、寿命及姓氏起源的辅助资料大周故廓州司马赵德墓志并序（长寿三年，公元693年）、大唐故寿版授上党县令吕元墓志铭并序（广德元年，公元763年）等墓志中“其先邯郸人也徙居铜鞮也”“远祖照任铜鞮令遂居此焉”等记载了古代异地任职带来的人口迁徙情况。唐代诗人杜甫在曲江二首中发出“酒债寻常行处有，人生古来七十稀。”的慨叹，从铜革是墓志寻踪记载过世人物年龄分析看，唐公元659755年，26位过世人物平均年龄66.73岁，其中，5060岁7人，6168岁9人，71岁以上10人。年龄最低者50岁，年龄最高者89岁；唐公元756877年，17位过世人
9、物平均年龄70.29岁，其中，4860岁6人，6769岁3人，71岁以上8人。年龄最低者48岁，年龄最高者93岁（2人）；明15211640年，10位过世人物平均年龄61.4岁，其中，2158岁3人，6769岁2人，7275岁4人，80岁1人。年龄最低者21岁，年龄最高者80岁；清17331855年，9位过世人物平均年龄54岁，其中，2857岁5人，6368岁3人，77岁1人。年龄最低者21岁，年龄最高者77岁。从以上分析不难看出，人口寿命受战乱影响甚大，在唐朝政治稳定，经济繁荣发展，人口平均年龄相对较高，并呈现稳定增长趋势。而在明清战乱不断，民不聊生，人口总体寿命偏低，且呈大幅下降趋势。以上
10、数据告诫我们，热爱生活、珍爱和平才是保障人民幸福的最大福祉。张亮墓志铭（显庆五年，公元659年）可知北漳村唐代就有张姓居住；唐故樊行威墓志铭并序（咸亨三年，公元672年）可知樊村非少数民族五胡乱华得名（以往民间所说），实为樊姓人家唐代即在此居住而得名；唐故天水赵山岳墓志铭并序（大和五年，公元831年）较为详细地记述了铜鞮赵氏起源。其外，司马叡墓志铭（载初元年，公元689年）、大周故武骑尉孙感墓志铭并序（证圣元年，公元695年）中坔（地）、年、月、日、天、人等武则天造字，对研究古代汉字演变极具研究价值。内中许多碑刻在书法艺术上刚劲峻拔，字体流畅，笔画方润整齐，结体开朗爽健，体现了古代书法艺术的神韵，具有很高的艺术研究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