迎接十六大把握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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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迎接十六大把握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瞭望周刊:迎接十六大把握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 新一轮的金融危机再次将阿根廷、巴西、乌拉圭等拉美国家拉入动荡和恐慌的严峻事实,在引起国内不少经济学家关注的同时,也促使人们深思:经历二十多年并非一帆风顺的改革,尤其是近几年深层次改革攻坚,我们为什么能避免了许多同样试图通过市场取向的改革寻求崛起的发展中国家似乎都遭遇过的动荡,而且还始终保持了长期的政治和社会稳定,国民经济至今保持良好的发展势头?中国成功的秘诀究竟是什么? 中共中央党校政法部副主任侯少文教授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采访时指出,始终从整体上把握和协调好改革、发展和稳定三者的关系,是我们党在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条件

2、下,治党治国、加快经济和社会全面发展的最重要的执政经验和领导经验。 坚持快速、持续而有质量的发展 侯少文教授说,正确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三者关系,最早是江泽民总书记在十四届五中全会闭幕时的讲话中提出来的。到今天,可以说关于“发展是硬道理,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改革是发展的动力”、“稳定是发展和改革的前提”这样一些观念,已经是人尽皆知的“大道理”。 然而,怎样把“大道理”付诸实践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侯少文认为,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统观全局,精心运筹,带领全国人民在处理改革、发展、稳定三者关系中做到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积累了宝贵经验。 改革、发展、稳定三者中,发展始终

3、是第一位的。无论是改革,还是社会稳定,首先都离不开快速的、持续性的经济发展。改革需要“发展”创造宽松的环境,稳定更需要“发展”提供雄厚的物质基础。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邓小平同志就指出,“世界上一些国家发生问题,从根本上说,都是因为经济上不去,没有饭吃,没有衣穿,工资增长被通货膨胀抵消,生活水平下降,长期过紧日子”。而我国,改革开放特别是近十多年来,则始终是把“发展”坚定不移放在第一位,人民受惠、人心思定。 侯少文接着说,以怎样的速度发展才切合中国实际?在这一点上,可以称得上“中国经验”的是,既坚持比较快的发展速度,又不搞盲目的急躁冒进。 人所共知,在此前,我国人民可谓吃够了盲目

4、发展、急躁冒进之苦。上个世纪5060年代的“大跃进”自不必说,有的学者甚至认为,新中国成立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党内的“折腾”、“路线斗争”,起因基本都是“发展速度”上的意见分歧。 令人欣慰的是,20多年来,特别是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我国经济得以持续快速健康发展,首先是建立在符合经济发展规律基础上的,与违背经济规律的所谓“大跃进”完全不同。侯少文教授认为,最近十多年来,我们国家所持续保持的7%左右的发展速度,实践证明基本上是符合中国经济的发展规律的,也符合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大势,它不是人为“设计”的结果。 多年持续快速的经济发展,是有效益的、有质量的。正因为如此,我国的生产力水平迈上了一个

5、大台阶,综合国力明显增强,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总体上已达到小康水平,正在开始真正地富裕起来。仅以国人拥有电话的数量为例,据国家统计局统计,1990年,我国固定电话用户只有538万户,到2000年,就已经发展到了14485万户,增长近27倍;而同一时期的移动电话则更是从1.8万户,迅速增长到8453.3万户。 “现在是中国历史上最好时期”这一观点,已经为所有尊重事实的国内外人士所认同。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童盛教授说,近二十多年,可以说是中国五千年历史上最好的时期,因为中国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集改革、开放和稳定于同时。上个世纪80年代实现了经济发展的第一步战略目标,解决了人们的温饱问题,20

6、00年,又实现了经济发展的第二步战略目标,使人们的生活基本达到小康。这是一个经济增长的奇迹。 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玛迪亚森教授在不久前北京举行的一次学术研讨会上表述自己的有关学术观点时认为,收入只是达致美好生活的手段之一,我们有理由直接考察人们生活的质量以及他们可以选择他们生活方式的自由。而以这种观点观察中国,他发现,中国是一个尽管收入很低,但在许多基本能力方面取得显著成就的例子之一。他举例说,比如在教育、识字率、基本医疗和预期寿命等方面,中国都已经达到了比她的收入高得多的国家的水平。 一些专家认为,这种有速度、有效益、有质量的持续而平稳的经济发展,增强了国力,让人民得到了实惠,也

7、有利于化解改革的阻力,从根本上保证了在国际政治、经济的大气候不断发生变化的情况下,我国政治、经济及社会生活各方面始终都比较稳定的好局面。 “当然,也不排除局部存在一些问题。”侯少文教授说,那些有问题的地方,恰恰是经济发展上相对滞后所致。比如近些年农村经济在整个经济发展中相对较慢,因此,农村出现问题也就相对较多一些。他说,这更从另一个方面说明,最根本的是必须加快发展,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过程中的问题。 侯少文认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随着我们党和政府对中国经济发展规律的认识越来越深刻,实践中对经济发展的把握也比原来更主动,驾驭经济和社会发展全局的能力进一步提高。比如,前几年一度出现经济过热

8、现象,在治理经济过热时,并没有出现明显的经济过冷,就充分表明把握经济发展的速度、节奏是适度的。 推进渐进式改革不搞急风暴雨 众所周知,上个世纪80年代前后,世界上很多国家都进行了改革探索。与一些国家采取剧烈的、暴发式的“休克疗法”相比,我们国家的整个改革进程可以说是相当“温和”的:从农村开始,逐步扩展到城市;从经济领域开始,逐步扩展到社会各个领域;从局部的单项改革,逐步发展到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全面改革。 现在回过头看,侯少文教授认为,我国推进渐进式改革,把改革当作一个相当长的历史发展过程来对待,充分认识到改革不可能一步到位、一蹴而就的艰难性,同时在实际操作中,从最初的设计开始便

9、始终贯彻有领导、有步骤、有秩序推进的原则,使改革真正成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动力。这不仅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而且是一种有利于保持社会稳定、同时也是保持改革自身有一个宽松环境的正确选择。 所谓渐进式改革,就是以经济发展作基础的改革。以改革促进经济发展,又以经济发展的水平和要求为依据,逐步地将改革从一个阶段向一个阶段有序推进。侯少文说,对这种“渐进式”的选择,不是人为的偏好不是因为我们对和风细雨的喜欢甚于急风暴雨;而是自觉的,即是建立在对改革发展的要求和改革规律的认识基础上的。 有关专家也指出,经济发展必须以充分发挥劳动者的积极性、创造性和合理、高效配置资源为前提,因而改革是发展的制度条件。为了

10、深化改革有时要影响一点眼前发展的速度,也需要冒点风险,但改革的进程必须兼顾当前的发展,循序渐进;也不能长期在低速状态下改革,要有稳定的政治和社会环境。 改革说到底是一种利益关系的调整。侯少文教授举例说,所有制结构的改革,原来都是公有制、国有资本,现在有国有资本、民间资本、国际资本,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这实际就是经济领域里的一种利益格局调整;而分配制度的改革,改变过去那种平均主义、“大锅饭”的分配方式,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生产要素也可以参加分配;另外,政府机构改革、人事制度改革、医疗保险制度改革、住房制度改革以及用工制度改革等等,无一不涉及人们利益关系的调整。 在改革中获得较多利益

11、的人,肯定欢迎改革,而且希望力度越大越好;而在改革中因多种原因获得较少、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利益受到损失的群体,如国有企业改革中的下岗职工,势必心理不平衡,并由不平衡产生对改革的抵触情绪。 而且,改革的对象是存在弊端的计划经济体制,这是有着四五十年历史庞大体系,特别是我们的领导体制历史更久远,它脱胎于战争年代。几十年的利益格局、思想观念、工作方式等,与各种抵触情绪交织在一起,无疑构成改革的强大的障碍。 面对显而易见的种种阻力,尤其是体制性障碍,如果用突发式、跳跃式的改革方式,可能有力度,快刀斩乱麻似地一下子扭转旧体制,但由此引发的震动或激化的社会矛盾,则往往会超出改革者能够控制的范围,人们所受到的

12、心理冲击和社会动荡,不仅可能导致改革的夭折,而且还会败坏改革的声誉,由此使人们丧失对改革的信心。 不少专家认为,我国改革的最大成功正是在于,近二十年来,走渐进式改革道路,不仅强调效率优先,而且兼顾了公平,在不断调节解决各方面的矛盾和问题的过程中,使人民不断地从改革中获得了利益,而且获得利益总体上比较公正。这样就增强了人们对改革的信心,增加了人们对改革的拥护度和支持度。 特别是党的十四大郑重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改革更是从过去那种带有一定盲目性的“摸着石头过河”阶段,上升到有设计、有目标、有具体改革方案和操作步骤的更为理性、更为科学的阶段。尽管改革的总体目标和

13、阶段性目标都很明确,却同样没有急于“一步到位”。不论是转换国有企业经营机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还是培育、发展市场体系,也不论是政府机构改革还是失业、医疗、养老等项社会保障体制改革,都是一步一个脚印地逐步前行,改革的力度逐步加大,改革的层次逐步深入。以政府机构改革为例,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1998年的改革方案显然并不是“终极目标”,有关中央领导同志在对改革方案进行说明时,就明确指出,“这是个过渡性方案”。之所以要“过渡”,而不能一步到位,是因为市场经济体制还在建设、完善的过程当中,一些应该由市场来做的事,市场还不健全,只能继续由政府来做。同时,还有其他一些非市场因素,如政府工作人员的观念、

14、意识、利益,包括分流人员流到哪里去等等。 不仅如此,侯少文还认为,我国渐进式的改革更加理性的另一个重要标志是,开始注意将改革的重大决策与立法相结合起来。有目共睹的是,党的十四大以后,我国立法的速度大大加快。到九届人大五次会议,总共制定法律三百多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律框架已经基本建立,以宪法为核心的法律体系也在逐步完善。党的“十五大”又提出了依法治国,并且将它写入了宪法。 显然,只有成熟的、取得共识的、实践证明是正确的政策,才可能通过国家权力机构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而“成熟”和“共识”本身就是以往渐进式改革的结果,通过立法后又纳入了法制化轨道,使改革的稳步推进有了法律保障。 有关专家评论认为

15、,这首先是一种非常重要的社会进步,它表明我国的改革、发展不仅有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而且走上了法制化轨道;同时,因为有制度和法律来保证改革、发展、稳定三者关系的协调,将比以往那种把改革深化、经济发展的希望寄托在领导层的看法和注意力上,更“靠得住”更有安全感。 给稳定赋予改革发展的新内涵 在改革、发展、稳定三者关系中,任何时候稳定都是改革和发展的前提。当然,真正的长期的稳定必须建立在经济发展和安居乐业的基础上。正因为如此,社会各个阶层不管在具体利益上有怎样的不同,但不希望国家动乱,盼望社会稳定、生活一天比一天好却是所有人的共同愿望。有关专家指出,站在实现党和国家在新的发展阶段奋斗目标这个大局,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强调稳定,巩固、发展稳定的政治局面和社会环境,更是具有极为重要的关键意义。 怎样才能保持稳定?侯少文教授认为,总结我国把握改革、发展、稳定三者关系的经验,应当建立这样一种新的稳定观,即:我们追求的稳定,不是禁锢和僵化条件下的“稳定”,不是愚昧和落后状态下的“稳定”,而是与改革、发展有机结合起来的,是与富强、民主、文明联系起来的,是现代化条件下的稳定。 侯少文说,如果把稳定看作就是把人们管得规规矩矩,很呆板,那样的稳定是没有活力和生机的,它阻碍发展,也不可能保持长久,因而不是真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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