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掌故中苏友好大厦顶端的红五角星是如何升起的.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掌故中苏友好大厦顶端的红五角星是如何升起的.docx（17页珍藏版）》请在金锄头文库上搜索。
1、中苏友好大厦顶端的红五角星是如何升起的？来自私家历史1950年代，刚加入社会主义阵营的新中国百废待兴，在苏联“老大哥”的经济援助下，这个传统的农业国家开始了全面“工业化”的步伐。“一五”期间，苏联援建的156个项目遍布我国大部分地区的几十座城市。中苏关系恶化后，苏方设备、人员都撤走了，但厂房、住宅楼、公共建筑却落地生了根，周身带着“苏联”余味，成了人们口口相传的“苏联楼”、“苏式楼”。这些已过半百、不少将近花甲的“苏联式建筑”，就像从那个时代走来的老人一样，讲述着红色岁月里的过往。红星闪耀在延安中路1000号夜幕中的上海被霓虹包围，延安路高架通体发着蓝光，有如一根轰鸣着巨响的时光隧道；汽车呼啸
2、而过，人们都来不及看清楚两边高楼上的广告牌，便又有下一道光亮扑进眼睛。似乎能看见更多了，却总是那么影影绰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不要说在南京路附近，几乎整个上海市区的人们都能在晚上准确地捕捉到一颗熠熠的红星中苏友好大厦尖塔顶端的红色五角星。中苏友好大厦现已更名为上海展览中心（延安中路1000号），从1955年3月竣工至今，刚好走过一甲子。虽已不复当年的风发意气，但作为1950年代上海兴建的第一座大型建筑及第一个展览馆，它在上海人心目中有着不可撼动的地位。中苏友好大厦水彩透视图（华东建筑设计研究总院提供）7天出图，20天内开工1952年，周恩来总理率代表团访问苏联，苏方提出在中国展示苏联的社会主义
3、建设成就。根据约定，1955年3月，苏联经济和文化建设成就展览会拟在上海中苏友好大厦举行。在时任上海市长陈毅的牵头下，以副市长潘汉年为主任的“中苏友好大厦建馆委员会”成立。1953年底，潘汉年致函周恩来总理，请示中苏友好大厦的选址问题。当时有三个选择方案：逸园跑狗场旧址（现上海文化广场）、哈同花园即爱俪园旧址、大华农场。考虑到跑狗场原有建筑面积仅1500多平方米，若建馆于此，仍需占用和新辟不小的场地；而大华农场地段偏远，各方面条件都不太理想。最终，中苏双方反复商量，确定哈同花园为最佳选择。上海老建筑研究专家娄承浩说：“这块地皮面积大、地理位置佳，符合建一座永久性展览馆的要求。”当时，苏方专家组
4、成员包括苏联中央设计院的建筑师安德烈耶夫、吉斯诺娃夫妇，以及结构工程师郭赫曼，三人都是斯大林奖章的获得者。中方则派出华东建筑设计公司总建筑师陈植、结构工程师蔡显裕、设备工程师赵忠邃等70多名人员，陈植任中方专家组组长。1954年3月，安德烈耶夫夫妇查看哈同花园现场；4月中旬，郭赫曼也来进行实地考察，陈植等中方人员陪同。当天晚上，郭赫曼在上海市举办的招待宴上喝醉酒说了大话，“工程5月1日可开工”。第二天，上海报纸上头条新闻刊出，郭赫曼自己也大吃一惊，立刻打电话给在北京的安德烈耶夫。当时，华东建筑设计公司的张乾源、林俊煌、李连霞、刘秋霞等人，已经参与北京苏联展览馆的设计工作，同时跟随苏联专家学经验
5、，为日后上海中苏友好大厦的建设做准备。据张乾源著文回忆，安德烈耶夫紧急召集他们开会说：“现在全世界都知道了，所以我们只能靠集体努力，千方百计达到这个目标。”李连霞、刘秋霞在现场绘制大门渲染图离开工只有不到20天的时间，最迫切的任务是拿出设计方案。起初，安德烈耶夫设计了一个中国宝塔形的展馆方案，陈植认为不合适。集体讨论后，按照功能拆分成中央大厅、东翼、西翼、工业馆、电影院五部分分工负责。“从功能出发这一点非常要紧，这也是为什么现在有那么多奇奇怪怪的建筑。”据娄承浩回忆，陈植曾提起过，“好的建筑是由内而外，而不是由外而内的”：“我的理解是，由外而内追求形式，把握不好就容易造成建筑体内部很多死角，譬
6、如朝向、通风等等；由内而外从实践出发，实用是第一位的，先把功能流程分析好，再考虑外在表现。”只用了7天时间，中苏友好大厦百分之一的设计方案图就完成了。1954年5月1日，中苏友好大厦动工典礼举行。5月4日，工地正式开工。中苏友好大厦开工典礼现场在一整块大箱底上面盖楼中苏友好大厦占地面积2.5万平方米，地基面积9.5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5.4万平方米，如此大体量在上海历史上前所未有。为了赶工期，专家和设计人员不得不边设计边施工，还大胆尝试了很多新的举措。上海是软土地基，一直以来都有这样一个观念：造高楼一定要打桩。苏联专家指出这种想法是错误的，他们认为打桩对于上海土壤没有多大用处，只要使结构物具有
7、足够的强度与稳定性，抵抗不均匀的沉降就可以了（周永源、陈植向苏联专家学习的体会）。所以，建造中苏友好大厦没有打一根桩。“一是时间不允许，这么大面积，打起来不得了，要搞个三四十天；而且东西两翼都是低楼，也不需要打桩。”娄承浩介绍，在中央大厅的基础工程中，采用了当时还比较新颖的结构概念“箱型基础”将土地平整后，用钢筋混凝土浇捣出一整块头的大箱底，再在上面盖楼，上下一体，要沉降就一起沉降。然而，中央大厅和两翼载重差别大，后来还是出现了不均匀沉降和倾斜。“1957年，中方请回来郭赫曼，他查看了现场后表示，一切都在设计时预计的安全范围内，不必担心。人家结构大师是厉害，不是吹的。他认为当时的沉降还不稳定，
8、待稳定了才能进行大修。”大厦顶端五角星直径4米，由钢框架制成，外覆红色玻璃，内装125只灯泡，总功率6300瓦。红玻璃要求在严寒酷暑的剧烈变化中不变形、不爆裂，在当时非常有技术难度。三民玻璃厂的吹泡工唐元华和同事一起，经过30多次试验，成功制成能耐热120、耐冷-12的红玻璃。实际生产时却遇到玻璃变紫等状况，但都被工人们一一解决。这颗红玻璃五角星也成了1950年代里“夜上海”的一个标志。支撑红五星的是一座高51.8米的钢塔，分成22节，在工厂里预先做好，在中央大厅里进行焊接，再利用起重工具等由大厅地面升到屋顶。为了一次升塔，还特地设计了一套安装架和固定尖塔方向用的轨道。施工人员正在安装中苏友好
9、大厦钢塔顶端的红玻璃五角星大厦连塔总高109米，打破了国际饭店（83.8米）的纪录，成为上海新的制高点。当时建筑界还流传着一个不成文的规定，所有楼宇高度都不能超过苏联“老大哥”的这颗红五星。1955年3月初，中苏友好大厦按时完工。整个楼群呈现俄罗斯古典主义建筑风格，局部糅合了巴洛克艺术特点，上海美协的艺术家们设计制作了大量繁琐、华丽的雕刻、花饰。“修旧如故，提升功能”10个月建成中苏友好大厦，不得不说是一个奇迹。1955年3月15日，全部1万多件展品布置完毕。展览盛况空前，娄承浩至今都记得去观展的情景：“排队排了很长时间，可以说是全城倾巢出动了。看了也真是感慨，都说社会主义好，怎么好呢？就是苏
10、联这样子。”自此，中苏友好大厦成了上海的标志性建筑，是游客心目中的著名景点。经由明信片、文具盒等一系列文化衍生品，其形象走出了上海，甚至走出了中国。中苏友好大厦的功能也从举办展览向召开重大会议拓展。1968年，中苏友好大厦改名为上海展览馆，1984年改现名上海展览中心，之后还入选19491999年“上海十佳建筑”和“建国五十周年十大金奖经典建筑”。2000年，展览中心大修项目获批。中国工程院院士、华东建筑设计研究院总工程师江欢成一语惊人，提出“将展览中心抬升8米”的计划。江欢成当时还请教过桥梁工程专家李国豪、工程技术专家叶可明，认为从结构方面来说是可行的，抬高之后还可以增加建筑面积。“但他毕竟
11、是结构大师，从建筑师角度来看，就不太可行。”娄承浩认为建筑讲究的是匀称美，抬高之后就不成比例了。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来增祥用更形象的比喻作了番描述：“就像人一样，突然腿变得很长，怎么能好看呢。”再加上成本高昂，“抬升”方案最终没有被采纳。2001年，由上海现代建筑设计集团负责，对展览中心进行了“修旧如故、提升功能”的修缮，着重解决抗震、结构加固、钢塔修复及设备更新等问题。当时，箱型基础的最大沉降已有1.9米，同时，五角星外覆红玻璃也改用了更不易损坏的加膜玻璃。在娄承浩眼里，历史建筑的修复不是要涂脂抹粉，关键是要加固以延缓使用寿命：“大动的话就不符合当时面貌了。”意识形态影响下的约定俗
12、成中苏友好大厦是苏联专家在沪设计建造的第一座建筑，外立面仿效圣彼得堡海军司令部大楼，“苏式”得毫无争议。同样盛名在外的还有毛泽东亲笔题字、周恩来主持剪彩的北京苏联展览馆（今北京展览馆），以及建国十周年首都十大建筑之一的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等。哪怕是“外行”都可以很容易地概括出这几幢建筑的特点：严格的中轴对称分布；层层向中心聚拢增高，主楼高耸；平面规整有如“蛋糕”切面；庄严、稳重，广场恢宏“苏联非常有名的莫斯科七姐妹也都是这个样式，圈内人戏称为苏维埃巴洛克。”来增祥1954年离开清华去列宁格勒建筑工程学院求学，说起同时期的莫斯科建筑如数家珍，随手就拿笔画起了图：“我今年1月还去了趟，那些楼现在
13、看来也非常不错，对称、厚重，很显身份。”苏联援建的北京苏联展览馆（现北京展览馆）当然，全国各地多的是叫不出名的“苏联式建筑”，因功能有别，风格样式也不完全相同，而且并非都由苏联人参与设计建造，很多是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被苏联”了。这些老房子像印章一样，重重地戳在城市里，哪怕暗淡了，也无法轻易抹去，成了共和国那段特殊成长历程的见证者。“莫斯科七姐妹”之一的莫斯科大学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建筑理论其实，建筑学界并没有“苏联式建筑”一说，它更像是个约定俗成的称呼，带着浓浓的意识形态味道。我国建筑学科诞生得较晚。民国时期，第一批在西方国家（美国为主，其次为日本）学习建筑学的中国留学生陆续回国开业，形成了
14、第一代中国建筑师的主体，他们受到的是西方传统的建筑教育。在19201930年代的稳定和发展时期，这些人逐渐成长壮大，在当时国民政府提倡“固有形式”的情况下，设计建造了一大批“中国固有式”建筑，尤其是在南京、上海等地。1930年代特别是战后的1940年代，西方现代主义建筑日益对中国建筑产生影响，并一直延续到建国之后的短暂时期。“随着一边倒学习苏联政策的推行，现代建筑退出了中国建筑的舞台。”在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吉国华看来，这随之而来的是强调“民族形式”的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建筑理论的输入和影响。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苏联在20世纪30年代初确立的一种写实主义的文学艺术创作风格。1934年全
15、苏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通过的苏联作家协会章程里表述如下：“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苏联文学与文学批评的基本方法，要求艺术家从现实的革命发展中真实地、历史具体地去描写现实；同时，艺术描写的真实性和历史具体性必须与用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的任务结合起来。”“简言之，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艺作品主要歌颂社会主义，或者通过励志，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吉国华进一步介绍说，“在建筑方面的表现就是要反映社会主义时代的伟大和美丽，通过将服务于大众的建筑，如工人住宅、文化宫、休息大厦、苏维埃农庄、图书馆、学校、影剧院等，修建得宏伟和美丽，来体现对人的关怀。”他表示，工人文化“宫”、少年“宫”等都是这类建筑的典型。在斯大林的领导下，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建筑理论强调用“民族形式”表达“社会主义内容”，建筑外形上注重显示“共产主义的革命激情与荣耀”。现代主义建筑流派则被认为是“资产阶级利用割断历史的形式主义的艺术来模糊阶级斗争意识和民族意识”的帮凶（王军城记）。 梁思成和“大屋顶”的盛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