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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产融结合模式的风险控制不管是国外对产融结合的成功经验，还是国内对产融结合方式的探索，实践证明，产融 战略是分层次的，在产业向金融自然延伸的第一个层次上，经营协同是核心，它的增值收益 主要来自于产业支持下金融业务的经营成本节约，如卡特彼勒的“设备制造+设备金融”模 式降低了违约成本，UPS的“物流+供应链金融模式降低了信用风险控制成本，沃尔玛的 “零售+消费信贷”模式节约了营销与管理成本。在基于经营协同的产融结合中，企业向相关领域的金融业务拓展的前提是，产业本身必 须是行业内的领导者。产业本身的领先优势决定了产融模式能否成功。卡特彼勒是全球最大的工程设备制造商，这赋予了它建立标准化二手设备市场和
2、确立二 手设备认证体系的能力，通过提高二手设备的流动性和余值来降低设备金融业务的风险。不 过，一旦卡特彼勒的工程设备市场萎缩，二手设备的流动性和认证体系的权威性都将受到冲 击，产融结合的价值创造机制也将同时消失。UPS 如果没有遍布全球的物流网和信息网，就很难发挥物流、信息流和资金流三流合 一的风险成本控制优势。如果沃尔玛不是凭借它广阔的零售客户平台，也很难获得银行青睐。 坚实而广阔的产业平台是嫁接金融业务、发挥产融优势的基础。在产融战略的第二个层次上，金融协同是核心，它的增值收益主要来自于产业组合稳定 现金流支持下的资金成本节约，如GE集团对GE金融的担保。但这一模式首先要求产业组 合本身必
3、须具有3A的信用等级，能够在经济低谷中仍保持充沛的现金流；其次，金融业务 本身不能有太大的波动性，财险和再保险等高风险业务不适合产融模式；第三，金融业务的 规模必须控制在一定范围内，不能超越产业部门的信用能力范围。在我国，随着经济的发展，已经开始出现一批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产业企业，如在家电 领域、船舶制造领域、机械设备制造领域，包括新近崛起的高速列车制造领域，中国产品的 国际竞争力正在增强，这在客观上为相关领域的产融结合奠定了平台基础。另一方面，中国 制造的成本优势是无庸置疑的，但金融手段上的匮乏使得我们的企业在同欧美企业竞争时处 于劣势。尽管有很多企业已经或正在涉足金融领域，但却不是基于产业
4、与金融的融合。例如，海尔在做金融，但无论是它发起设立的海尔纽约人寿，还是控股的青岛商业银行、 长江证券，都还没有实现与家电业务的完全融合。类似的企业还有很多，首钢成为生命人寿 发起股东，万向集团一度成为民生寿险第一大股东，上广电也与外方合资成立了广电日生人 寿。当大量资金涌向非相关金融领域时，产融结合的真正意义被忽视了，产业自身在拓展业 务过程中的金融短板始终无法得到弥补。并不是产业控股（或参股）了金融，就叫产融结合。产融结合的起点是产业向相关金融 业务的自然延伸，通过经营协同效应创造价值。国内的许多企业大量进入了非相关金融领域， 这不仅不能创造协同价值，还可能蕴含潜在的风险。企业一旦进入非相
5、关金融领域（不仅仅是产业向金融的自然延伸），经营协同不再发挥 作用，金融协同成为价值创造的唯一来源。当GE从最初的设备金融进入了信用卡、房地产 抵押贷款等领域时，稳定的现金流和高信用等级是产业给予金融业务的最大支持，它帮助金 融业务降低融资成本和获取危机中的市场救援。不过，由于金融业务的高杠杆特性，在放大 收益的同时也放大了风险，因此，要想对抗金融风险，产业本身必须具有足够坚实的现金流 基础，而这是任何单一产业都难以做到的即使是沃尔玛、卡特彼勒，也难以摆脱单一 产业周期波动的冲击。构建一个足够稳定的产业组合是实现非相关领域产融结合的关键。真正稳健的产业组合要保证企业在任何时候都能够维持正的自由
6、现金流，为此产业组合 中必须摒弃那些高波动或高耗现金流的业务，比如GE，出于对能源价格高波动的担心而摒 弃了煤炭、新材料（受石油价格影响）等业务，相比之下，国内企业需要谨慎对待地产、钢 铁、有色金属等行业。除了产业组合本身的现金流稳定性和高信用评级，金融业务的选择和规模控制也是很重 要的。 GE 摒弃了保险，尤其是再保险等高风险金融业务，同时力争将金融业务的利润贡献 控制在 30%水平。可见，产融结合中的金融业务，应该是那些相对成熟的、风险可测的金 融业务，并将其资产规模控制在“即使发生危机、需要补充资本金时，产业自身的自由现金 也足以支撑”的范围内。总之，基于金融协同的产融结合对企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除了企业自身的实力，股权 结构的设计、金融业务的选择与资产规模的控制，都决定着模式的成败，只有在严格风险控 制的基础上，产融结合才能够创造价值，而不至于损毁价值，甚至引发危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