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汉朝的文化教育政策秦王朝统治被农民起义推翻，中国历史进入汉朝汉承秦制封建统治阶级以维护中央集权专制王朝的根本利益出发，在摸索当朝治国路径的过程中，施行相对灵活的策略表现在文化教育政策上，从汉初的推重“黄老之学”，过渡到汉武帝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宏观政策的正式确立一、黄老之学与汉初的文教政策汉朝初年，百废待兴如何使国家机器、天下百姓从连年征战的重负中喘过气来，恢复和发展经济，使社会走向安定，是西汉政权面临的当务之急统治者发现，黄老之学的“无为而治”思想，不仅能否定秦的严刑酷法和横征暴敛，而且有利于节用民力、恢复生产，能适应当时“休养生息”的社会需要于是， 从汉朝建立（公元前206年）到汉武帝即位（公元前140年）的六十余年里， 黄老之学在政治思想上和学术上居于统治地位汉初兴盛的黄老之学，与先秦原始道家已有明显区别，它依托传说中的黄帝，本于老子，将老子“道”挥、运用于社会、人生、政教方面虽然主张“无为而治”，但已把老子的消极遁世思想发展成积极入世的治道其实质是以道家思想为核心，兼采儒、法、名、阴阳等诸家学说，融会贯通，使其适应新建立的封建帝国之需要，从而为汉初的政教路线奠定了理论基础。
黄老之学被汉初统治集团奉为国策，对学术和教育领域也产生重要的影响其表现之一是废除了挟书律汉惠帝四年（公元前191年），西汉政权正式废除了秦朝制定的“挟书律”，允许人们自由收藏、携带、讨论《诗》、《书》，从而开放了民间学术文化活动挟书律”的解除，激发了学者们传写、抄录书籍的热情，政府也采取一定的奖励措施鼓励私人将图书献给国家，或借给官府抄录一时间，社会拥有的图书量渐增其次是开放私学私学在秦朝受到严厉禁止秦亡汉兴，朝代更迭，自然解除了秦朝对私学的禁令私学由此逐渐复苏再次，“无为而治”的文教政策也使朝廷放松了对百家之学的钳制，为学术的繁荣提供了一种较为宽松的环境汉初私学承先秦百家争鸣之遗风，传授的学术也不限一家一派汉初以黄老之学作为政治的指导思想，道家思想由此流传甚广学习与传授黄老之学者众，曹参、陈平、汲黯、直不疑等均以黄老之学身居要职，显名于世汉初因学习法家、刑名之学而受朝廷重视的亦为数不少尤其是儒学在汉初得到迅速恢复和传播，儒家经学的传授和研究随之蓬勃开展起来二、汉武帝“独尊儒术”的文教政策汉初经过六、七十年的“休养生息”，政治渐趋安定，经济日益繁荣，西汉王朝正走向鼎盛时期同时，新的社会危机也正在酝酿之中。
一方面，在繁荣景象的背后，赋税徭役加重，贫富悬殊加剧，农民与地主的阶级矛盾加大；另一方面，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十分激烈，诸侯割据的潜在威胁增强，争权夺利以至谋反作乱的事件接连不断黄老之学无力解决这些矛盾同时汉初儒学经过复苏和发展，其影响民间和朝廷的力量日趋高涨当汉王朝在寻觅一种更适应新时代的统一的意识形态时，儒学自然成为最佳的选择对象公元前140年 ，汉武帝即位此时进一步强化政治上和思想上的统治的条件业已成熟不安于现状的汉武帝，断然采纳董仲舒的建议，推行“独尊儒术”的文教政策以治“春秋公羊学”而名闻天下的董仲舒在维护大一统思想原则指导下，融合阴阳五行之说，建立了以“天人感应”为核心的神学体系董仲舒认为政治上的专制统治，需要以思想文化教育上的专制主义为辅翼，于是他从巩固大一统的中央集权专制统治的立场上，论证了实施“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教政策的必要性汉武帝采纳了他的建议从此，“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得以确立，国家政策和文化教育皆以儒术为本，儒学成为统一为指导思想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文教政策的确立，对中国古代教育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首先，“独尊儒术”宏观文教政策的实施，结束了春秋战国以来的百家争鸣的局面，学术统于一尊，孔子成为知识界尊崇的偶像，儒家经典成为士人必读的教条。
尽管从实质上说“独尊儒术”与秦朝的“以法为教”都是一种文化专制主义的文化教育政策，都有限制学术文化自由发展的消极作用但是，随着“独尊儒术”宏观政策的推广，儒家重视文化教育的传统逐渐深入人心，儒家的伦理道德教育在学校教育中占主导地位，并对封建社会的风俗习惯、意识形态的形成起了决定性作用，儒家的伦理道德、纲常名教逐渐成为中国封建主义文化的核心其次，随着独尊儒术局面的形成，儒家经学也在教育领域取得绝对控制权，并且成为知识和修养的象征经学的昌盛有力地推动了学校教育的发展，教学目的、内容及教材空前地统一起来，学校教育基本上成了经学的教育这是汉朝教育的重要特点，对后世历代封建王朝的教育也发生了深远的影响再次，“独尊儒术”政策的实施，使得原先的诸子百家之争一转而为儒家内部的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之争古文经学为古代篆文书写，其特点是按字义讲经，训诂简明，不凭空臆说，偏重名物考证，未被立为官学，仅于民间私家传授今文经学为汉朝隶书所抄，重“微言大义”，多和谶纬结合，迷信、繁琐且多所穿凿，但它却为朝廷所提倡，立为官学汉朝文化教育领域虽以“独尊儒术”为旗帜，但在实际施政中推行的是“以儒为主，杂以刑法”的政策董仲舒虽说要“任德远刑”，但并没有贬低刑法的地位，他只是以春秋经义来折狱，在刑法上涂了一层神学化的儒学色彩。
汉武帝也是既尊儒术，又重用刑法之士此外，独尊儒术的路线建立后，诸子百家之学仍没有完全撤出社会意识形态阵地汉宣帝曾对他的儿子元帝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因此，汉朝虽极力推崇儒术，对百家之学并没有采取完全排斥的政策第三节 汉朝学校教育的发展和经学教育的特点一、汉朝的学制系统 汉朝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学校教育制度的发展和完善奠定了基础汉朝学校可分为官学和私学两大系统官学又可以分为由中央政府直接主办的中央官学和由地方政府办理的地方官学中央官学主要有三种类型：一是由太常并通过博士直接管理的太学，太学为国家的最高学府和全国学校的典范；二是由宦官集团办理的鸿都门学，为具有专科性质的特殊的高等教育机构；三是专为皇室和外戚设置的宫邸学（四姓小候学等）地方官学有学、校、庠、序等，其中由郡国所举办和管理的称“学”，由县道邑所设置和管理的称“校”，由乡与聚设置和管理的分别称“庠”和“序”私学按其程度与学习内容也可分为经馆与书馆两类一）太学1、太学的建制与沿革太学创建于汉武帝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 ，它以官方的博士置弟子员为标志汉武帝采纳董仲舒建议，诏令丞相公孙弘等人共拟兴建太学的方案，内容有：依原有博士官基础，正式建立博士弟子员制度，规定了博士弟子的限额、身份、选送方法，太学的管理及博士弟子的出路等。
从此，博士从一种备朝延顾问之官转化为一种以教授的主要职能的学官，太学由此建立西汉初建太学时博士弟子仅50人，五经博士仅需各自传授，分散进行，因而没有统一固定的施教授经的校舍后学生规模不断扩大，至元帝时扩为1000人，成帝时发展为3000人平帝时，王莽辅政，于元始四年（公元4年）大规模修筑太学校舍 ，“起明堂、辟雍灵台，为学者筑舍万区”，能容纳学生万人以上东汉迁都洛阳，于光武五年（公元29年）重建太学，筑太学博士舍，修内外讲堂，形成“诸生横巷，为海内所集”之盛况章帝后，东汉政纲紊乱，太学教育也一度衰落，出现“博士倚席不讲，朋徒相视怠散”的低谷状态至顺帝时重修太学，扩建校舍，太学重新成为儒林芸萃之地此后太学日见发达，至质帝本初元年（公元146年）太学生竟增至30000多人，京师形成了太学区，连匈奴等少数民族也遣送子弟入学，成为太学创建以来的极盛2、太学的教师与学生太学的教师即五经博士博士皆一世经师硕儒，以专治一经教授生徒为其终身职责，他们之间不相统辖随着太学的发展，博士的选择、任用日趋严格并制度化西汉时，博士多为社会学术名流，由皇帝征召或由官员荐举，无须考试东汉则以考试和荐举相结合的方式择取博士，要求博士精通经学、博通百家、德操坚贞、行为正直、身体健康，年龄在50岁以上，且有教授门徒50人以上的教学经历。
汉朝太学学生在西汉时称“博士弟子”，东汉时称“诸生”或“太学生”他们入学的资格和年龄，据《史记》、《汉书?儒林传》的记载：一是由太常于京师、地方直接挑选“民年十八以上，仪状端正者，补博士弟子”；二是由地方贡举，凡“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出入不悖”者，可被选送入太学东汉时还允许各地选拔入京参加“明经”考试的落选者补为太学生，这一作法为后世所承袭汉朝太学生年龄上虽有规定，但不甚严格，所以有12岁就显名于太学的“任圣童”，亦有60岁以上的白发老人太学生的待遇比较优厚，他们享有免除徭役赋税的权利，无需缴纳学费正式的学生享有俸禄，非正式生费用自给3、太学的教学内容和教学形式汉朝太学博士研究的是五经，教学内容自然以儒家经典为归，学生学习目的也就以明经为主太学教材经过几番周折后，实行统一管理因为经书各有所传以及今古文学派之争的纷起，使经学本身趋于多元，其说各异，这既不利于太学教学的常规，也有碍于政治思想的稳定汉朝统治者为此多次召集名儒学者开会讨论经学文本，著名的有“石渠阁议经”和“自虎观议经”，目的就是要使官方教材获得统一为了统一经学教材 ，东汉熹平四年（公元175年）蔡邕等人奉命镌刻石经，立于太学门外，在46块石碑上刻有《尚书》、《周易》、《春秋公羊传》、《礼记》、《论语》等经的本文，作为太学规范的经学教科书，史称“熹平石经”。
太学的教学形式因时代的变迁而有所发展太学初建时，学生名额较少，每位博士仅教10名左右弟子，多采用个别教学或小组教学后来学生规模迅速扩展，为了容纳相当数量的学生同时听讲，东汉时建的太学讲堂“长十丈，广三丈”，出现了一种称为“大都授”的集体上课形式太学博士传授经学，一般在讲堂会集诸生作大型讲演，称为“都授”这表明太学已形成集体讲经的教学形式除了经师主讲，也有高足弟子转相传授和学生自学两种形式以高业生教授低业生，这种形式早已在私学中流传，太学借鉴此法，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教师不足的矛盾太学学生有较充裕的时间用于自学，学生之间也常相互讨论，彼此切蹉，有时还可向社会名流大师求教4、太学的考试由于太学没有严格的授课和年级制度，考试作为一种督促、检查学生学习，衡量学生掌握经学程度的手段尤受重视同时，两汉太学的考试还是决定学生入仕与否的重要选拔制度，是一种强有力的管理措施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考试是汉朝太学的命脉太学考试最常使用的是“设科射策”的形式所谓“射策”，就是由学官将疑难问题书于简策，将它并列排放，覆盖试题，考生随意抽取其中一策进行解答类似于现今的抽签考试所谓“设科”，就是依据试题的难易程度分出甲、乙两科，西汉末时则分甲、乙、丙三科。
甲科（上第）合格者授郎中，乙科（中第）为太子舍人，丙科（下第）为文学掌故随着时间的推移，太学考试的年限和设科的标准也有所变更西汉时考试通常每年举行一次东汉恒帝永寿二年（公元156年）实施新的课试录用方法 考试时间由一年一试改为二年一试，设科标准也以通经多少来定等第高下，即以通二经、三经、四经、五经来分别次第授以官职以考试取吏，源于秦朝；以考试作为教学管理手段，则起自汉朝太学太学考试以功名利禄奖励学习优秀者，引诱学生专心攻读，潜心于儒家经典，强化了“独尊儒术”的意识，对太学的发展曾经起过积极的促进作用但是，视考试为万能，一味依赖考试来管理学生，激励学生，也产生了许多弊病二）鸿都门学和宫邸学汉朝中央官学除太学之外，还有鸿都门学和宫邸学，虽然它们办学规模较小，存在时间不长，其影响不能与太学比拟，但在教育管理上亦有自己的特色1、鸿都门学作为中国最早的文学艺术专科学校，鸿都门学创办于东汉灵帝光和元年（公元178年），因校址位于洛阳鸿都门而得名鸿都门学的创办是当时统治阶级内部宦官集团与官僚集团的较量在教育上的反映，同时也与汉灵帝的个人嗜好有密切关系宦官集团利用汉灵帝对文学艺术的爱好，怂恿灵帝办鸿都门学，以此与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