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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需要什么样的贵族？上海金茂大厦宴会厅，3650支蜡烛，25位女模特，精美的时装秀在这样一种绮丽的氛围中，张朝阳、潘石屹、刘晓光等近40位知名老板身穿特制的晚礼服，参加了名为“企业家品位与商业影响力”的宴会，时间为2004年2月28日。业内颇有名望的中国企业家，以“寻找中断的贵族记忆”为题报道了这次聚会：烛光晚宴感召着每一个人，虽然大厦外面是绵绵细雨，可谈论品位、追求品位是这些中国最活跃的商业人物的真实心态，“在晚会快结束的时候，有人十分认真地说，从这一刻起，中国企业家的品位比4小时以前有所提升”。为强调主题，中国企业家特意提醒读者：当上述场景“出现在上海这座亚洲最高大厦二楼宴会厅的时候，你
2、感觉到中国企业家们渴望由富到贵的那种萌动了吗？”春雨迷离之中，一个重要的信息传递了出来，我们的企业家们已不满足于以“富”为荣了，巨额的财产，已不能带给他们想望的尊贵感，他们现在渴望提升“品位”，渴望“由富到贵”了。用中国企业家杂志社社长刘东华的话说，“在打拼天下的过程中，企业家们的内在修为已经足够”，现在欠缺的“只是形象包装和商界礼仪”，所以他们到了“该讲究的时候了。”显然，这是一次精心筹划的聚会，也是一台资本、技术与媒体的合唱，几十名身价不菲的老板，用他们统一的装束和集体演出，宣示了一种郁结已久的渴念，其象征意义是勿庸置疑的。考虑到当下中国社会情状及可以想见的将来，我以为，假如张朝阳、潘石屹
3、们果真提升了“品位”，果真将自己与某种“贵族记忆”连接了起来，“内在修为”真的“已经足够”，真的 “讲究”了起来，并且果真“由富到贵”了，那么无论对他们自己，还是对我们这个社会，都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情。也正因此，这次聚会便有了仔细辨认的必要，某些细节是不应该被忽略的，因为它们寄托着晚宴举办者的良苦用意。我们看到，无论是晚礼服，女模特，还是时装秀，抑或现场一位“品头论足”的法国专家，都洋溢着一种异域气息，弹奏的是一种来自西方的情调，很明显，晚宴的质地、氛围及光泽都是在刻意模仿巴黎或伦敦的富豪聚会。因此，晚宴主持人、中国企业家主编牛文文所说的“寻找中断100年的贵族记忆”，此“贵族”，不应理解为百
4、年前的满清贵族。也许，在牛文文言辞的内涵中，即使是百年前的满清贵族和汉人富商，他们也不过是某种“品位”和“优雅生活”的载体或符号，他们肯定不会着长衫马褂戴瓜皮小帽，而应是西装革履，他们的礼仪、“讲究”，也不应是中式的，而应是西化的，这一点，与会的美通公司首席执行官王维嘉一语道破：“今天我们谈的所有的品位，包括餐桌上的礼仪、穿着等，都是西方的品位，有哪一点能从中国的文化积淀里找到根源？没有。所以我们今天谈的是西方的品位，是我们拷贝西方的品位”。1所以，含糊之辞可以省略，概念应该厘清，真实并据说还“代表着先进文化”的渴望与萌动不必隐晦在那个细雨绵绵的早春之夜，在那个绚丽芬芳的晚宴上，我们的企业家和
5、富商们寻找的不是对满清贵族的记忆，而是对西方上流人士聚会的某种想象，他们的衣着、谈吐、行为举止，都是在模仿和复原想象中的西方贵族沙龙。这样看来，整个烛光晚宴，不过诠释了昆德拉意义上的“生活在别处”。也许，在晚宴的氤氲中油然而生的某种幻觉里，张朝阳、潘石屹们眼中的金茂大厦宴会厅，忽然成了巴黎或伦敦某座五星酒店的夜总会；环绕身边的25位女模特，忽然成了法国贵妇或意大利交际花；而他们自己，则是风度十足“彬彬有礼”的贵族和绅士。每个时代都有自己时尚的名词，各自代表着流行的价值取向。以前曾遭贬斥和批判的“贵族”、“上流社会”、“品位”等词语，不知何时均恢复了名誉，成为热衷新潮的人特别是“成功人士”追逐的
6、目标。稍加分析便可看出，是资本和商业炒作在操纵近年来的时尚流变，当然，各类媒体在这中间也推波助澜，并借此谋利。但是，正象市井喧嚣恰恰遮掩了商人的计谋，“话语狂欢”容易将人带入“理智的盲区”，“贵族”、“上流社会”、“品位”一类名词，也正利用和借助现代传媒，置人于一种“无意识的接受”。德国社会学家卡尔.曼海姆以卓越的分析向我们说明，“无意识接受”是统治力量操纵社会的手段，是意识形态的一种传播策略，一般而言，意识形态都企图实行对大众的控制。2 看来，我们有必要在“贵族”、“上流社会”、“品位”这类时髦言辞面前停下匆忙的脚步，宁神细听，分辨其内涵，识别其品质，免得被人引入“盲区”却不自知。限于篇幅和
7、种种条件，本文只谈“贵族”，而且，笔者假定张朝阳、潘石屹们最想学习和模仿的是西方贵族中的最优秀者，所以，本文只谈英国贵族。为什么说英国贵族是西方国家贵族中的“最优秀者”呢？这是因为，英国贵族在长达七、八百年的历史中表现出的品性、素质、进取不息的精神、在与王权的斗争中展示的政治素养和智慧、对社会进步的有力推动以及其建立的多方面的功绩，都是法国、德国等国贵族无法比拟的。让我们先来到1215年的6月15日，那是一个星期一，早晨，一伙英国贵族约请国王约翰商议要事，经过谈判，他们迫使国王签署了著名的大宪章。在英国历史上，大宪章首次明确了“国民权利”：不经“合法裁决和本国法律的审判，不得将任何人逮捕监禁、
8、不得剥夺其财产、不得处死、不得施加任何折磨”。大宪章还强调，国王征税须经贵族和主教会议批准，非经以贵族为核心的大会议的同意，“不得擅自开税”。大宪章虽然“不过是一个典型的封建法和习惯法文献”，陈述的是贵族自身的权利，其中所言“自由民”也主要指贵族和宗教界人士，但它还是申明和体现了“法律至上、王权有限”的宪政意向，为此后的议会斗争提供了法律依据。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自由民”的含义也越来越广，原先由贵族独享的人身和财产权利，逐步扩延至广大民众。大宪章作为“第一个伟大的议会文献”，拉开了英国宪政改革的大幕，其中关于“国民权利”和“不可擅自征税”的条款，成为后世“人权”和“无代表则无税”原则的基础，影
9、响十分深远。英国贵族素以品性“坚韧”和“内敛”著称，贵族后裔年轻时在公学中要经过严格的寄宿式管理，每天自行整理内务、冷水盥洗、跑步练操。除学习宗教、拉丁文、希腊文等多种文史典籍外，学校还注重培养学生的道德修养及礼仪，让他们具备“绅士风度”。毕业后，他们还要到欧洲大陆做长达数年的游学，以增长见识和学问。值得一提的是，英国贵族总能适时吸收社会上的精英分子加入自己的行列，如战功卓著者、大地产者、金融家、工厂主和人文学者，其开放性使这个阶层总有“新鲜血液”输入，因此能历数百年而持续有所建树。1688年，一些贵族带头发起“光荣革命”，在没有发生大的流血冲突的情况下，扭转了英国的历史方向，资本主义君主立宪
10、制度迅速建立起来，确立了议会制和政党活动合法化。随着资本积累和制造技术趋于成熟，英国率先开始了工业革命，也最早进入资本主义时代。“光荣革命”以最小的成本和社会牺牲，走出了一条不同于“血流成河”的法国和俄国革命的社会转型之路，至今仍让人钦慕不已。19世纪中叶，贵族主导的英国政府和议会迫于工人阶级的压力，同时也是为了适应时代的发展，在政治上作出退让和妥协，许多工人和社会下层人士获得了普选权，英国渐渐成为现代意义上的民主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贵族后裔温斯顿 .丘吉尔挺身而出，带领英国军民英勇抵抗德国法西斯，在19401941年那个黑暗时期，以一岛国之力，只身挡住了希特勒的凶恶气焰。战争中，许多贵族
11、家族及子弟奔赴前线，血染沙场。如阿勒斯福德伯爵、诺森伯兰公爵亡于1940年的战事，家道显赫的第7任威灵顿公爵1943年捐躯，德文希尔公爵的继承人牺牲在1944年，萨福克伯爵死于1941年。战火甚至使一些脉系久远的老贵族绝嗣，如第16任阿伦德尔男爵的家世可以追溯到16世纪，1943年血胤断绝。在战胜法西斯的斗争中，英国贵族及其子弟立下的功绩引人注目，套用丘吉尔的话说：“在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这样少的人为这么多的人做出这么大的贡献。”当然，这句话如果用于表述英国贵族在政治、工业、文学和科学等领域的成就，也许更恰当一些，在人类各个群体中，可能从来没有，也再难找到在那么一小群人中，出了那么多的政治家（
12、丘吉尔、索尔兹伯里），军事统帅（纳尔逊、威灵顿、蒙哥马利），诗人（拜伦、雪莱），工业家（白金汉、布里奇沃特），科学家（牛顿）和哲学家（培根、罗素）。3正是因了英国贵族的不朽功业，对国家荣誉和社会进步做出的杰出贡献，所以这个阶级的最终衰落才让世人感叹。正是因了英国贵族的良好品质，在与内外敌人较量的过程中展示的英勇精神和斗争本领，特别是他们付出的代价及其巨大的牺牲，他们才赢得了今天人们的尊敬，人们才愿意称他们为“真正的贵族”，同时却对法国、德国或骄奢虚妄或在重要历史关头无所作为的贵族们嗤之以鼻。可见，单单是一个封号和爵位，并不自动让人在心中认为你是贵族，单单拥有一个显赫的门第或拥有大量的财富，也不
13、会引起今天人们的真正尊敬。我们已经拥有巨额财产的企业家和富豪们，渴望由富到贵，渴望获得尊贵感，这很自然，也是好事。只是“由富到贵”，并不简单，绝非易事，并非举办一个烛光晚宴、盛装出席、按西方礼节举手投足便能“提升”到位；更非简单的数字相加，由财富的不断累积所能抵达。今天一个张朝阳，其财富恐怕远远多于当年几十个英国贵族财产的总和，可并没有谁真的认为张已经是一个“贵族”了。一部英国贵族史告诉我们，一个社会群体之所以“贵”，不在其显赫的社会地位或巨额财富，更不在其“炫耀财富”的生活方式，而在其品行端正，操守优良；更在其对社会进步的推动，为其他群体提供了保护和帮助，以及对国家荣誉的捍卫；还要看其是否为
14、民族前途与正义事业付出了代价，是否做出了应有的牺牲。只有同时具备了这些素质、功业和条件，这个群体才“贵”得起来，才有资格被人们称为“贵族”。以聚会在金茂大厦宴会厅的老板们为代表的中国企业家和富人，今天已经掌握了大量的社会资源，他们不仅拥有财富，而且拥有技术、社会地位，许多人还或掌握或参股或收购了一些媒体，对社会能产生巨大和持久的影响。谁都不会否认，这些企业家每日每时都在为社会创造着物质财富，每年还上缴国家大量税款，并且为众多的人提供了就业机会，他们已经为社会做出了可观的贡献。正是这些贡献，成为他们自豪且渴望“由富到贵”的资本。可为什么人们觉察不出他们的尊贵呢？如果他们中间的某位当众说：“我已经
15、付出不少，你们该承认我是一个贵族了”，人们肯定会笑出声来，人们为什么会觉得可笑呢？显然，这是因为企业家和富人群体的品性、素质、道德水准及为社会做出的贡献，与他们具备的能量和掌握的社会资源还不对称，与人们心目中的“贵族”标准还差的太远。总体而言，作为一个阶层，中国企业家和富人群体还处于一种不成熟的状态，其品性参差不齐，不少人文化上欠修养，道德上还没有通过社会和人民的检验，许多人财富的来源和积累过程缺乏合法性，显得非常可疑。尽管这个群体早就有了维护自身利益的自觉，并试图用一些政治形式上的举措来巩固其财富和社会地位，但在当下中国，这些形式主义的举动最终能获得怎样的效果，连他们自己也心无定论。虽然他们
16、中间不少人常有捐助“希望小学”和其他公益事业的善举，但这个群体的多数人还没有学会更好地支配财富。我们经常看到的“黄金宴”、“888万元豪车”之类报道，显示着这个阶层还处在“炫耀财富”的虚荣之中。在这种情况下，忽然有人在上海举办了一个烛光晚宴，按西方礼仪“讲究”了4个小时，然后就说自己“提升了品位”，宣布自己已经开始“由富到贵”了，岂不贻笑大方。为中国长治久安计，我们今天还真的需要一支“贵族”了，或者说，中国社会已经到了需要一个有贵族素质和作为的群体的时候了。数遍各个阶层，最有能力和可能担当这个角色的还是企业家群体。如上所述，中国企业家已经具备了相当的实力和影响力，只是受制于整体素质和品性，他们还没有表现出与自身实力相称的社会作为。所以，修养和锤炼素质，端正自己的品格，是富人们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