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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论建构主义翻译学自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各种翻译理论层出不穷，翻译界一时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翻译活动不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都有相当长的历史。在上千年的翻译活动中，人们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经历了不同的历史时期，伴随社会的发展和人们认识的提高，翻译的内容和对翻译活动的认识以及研究翻译的视角、观念等都在不断变化。我国翻译学的研究已经历了三种研究范式的演变，即语文学似的翻译研究，结构主义语言学范式的研究和解构主义的多元化的研究。而对翻译学机体结构模式的选择反映着人们对翻译活动性质的认识。语文学范式的翻译研究所选择的是译者主体模式的结构框架。他们认为译文的好坏取决于译者的天资禀赋，否认理论的作用，排
2、斥客体的因素。而结构主义语言学范式的翻译研究走上了另一个、极端，即以文本结构的客体模式为结构框架，他们否认译者主体的作用。这一模式迷信语言的工具理性，强调结构的自足性。而在解构主义的翻译研究中，虽然摆脱了主客观二元对立的束缚，走向了主体间的对话，但其机体结构的框架始终没有很好地建立起来，可以说是缺乏主干的多元开放的结构框架，或是失去制约的主体对话模式。吕俊为翻译研究提出的新的研究范式，即建构主义翻译观，对翻译研究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指导作用。结构解构建构符合人类思维发展的规律。索绪尔的结构语言使西方语言学走出老式修辞学并进入了结构时代，同时索绪尔还是符号学的开山鼻祖。他的符号学理论使西方人文科学
3、形成一种跨学科的大趋势，文、史、哲以至自然科学无不在符号系统学的影响下派生出二十世纪的诸多的新的学派。因此语言的结构理论实际上是二十世纪人类思维一次大突破的一个跳板。索绪尔从希腊时期借来“符写”一词，但去掉了它的神秘色彩，使得它成为一个包括“能指”与“所指”两部分的一个科学的、具体的、独立的并且是有自己系统的词。索绪尔的符号结构最大的特点就是它并非神或人的理性的产物、索氏的符号学的诞生符合二十世纪人类追求知识的系统性和科学性的精神，可以看作是人文主义走出神权时代后的进一步深化运动、由于索氏语言学符合这一时代的精神，其激起二十世纪西方语言意识的话跃是必然的。雅格布森的语音学、乔姆斯基的语言学、克
4、利斯蒂娃的符号学及罗兰巴特的符号批评学等，都是在索绪尔结构语言学的带动下产生的二十世纪重要学派。由此可见，结构主义在二十世纪上半叶对西方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它一定程度上冲击了西方古典形而上学及罗格斯对思维的控制。到二十世纪后半叶，西方思想界出现了一种新的思潮解构主义，有人称之为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怀疑一切，颠覆权威，把世界荒诞、无序的一面暴露给人们，想让人们充分了解人类的“原始状态”和所谓世界的“本来面日”、解构主义是一种“破坏性”的力量，但它却是对旧的理性进行反思的理论。它可以打破原来的结构，让人们去剖析这一结构或系统中的各个组成要素，去发现它们都隐含了什么，有什么不合理的东西, 并让它们去
5、与外部要素进行可能性的自由组合，从而打破原系统的一元性规定，开敞多元可能的大门。同时，它还可以让人们去反思旧理性的思想基础与哲学基础，用批判的眼光去审视其合理性依据。当解构主义发展到极致，就出现了与它所反对的结构主义完全相反的倾向，即理性危机。这就要求我们在翻译学中建立起一个新的所需要的理论。所谓建构的翻译学，是一种以交往理性为基础，以建构主义思想为指导的翻译研究, 并把这一研究对象作为独立的学科知识体系来建构。建构的翻译学有着不同于以往翻译研究范式的特点，这些特点主要表现在它的开放性、实践性、社会性和“主干清晰、多元丰富”的研究模式等方面。主干是指言语学，它是以语言学为重点的动态模式。多元丰
6、富是与主干相关的，或者说与翻译活动相关的诸因素与翻译关系的规律性研究。建构主义翻译观是以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和普遍语用学为指导，通过比较和批判说明了语文学、结构主义语言学、解构主义、建构主义四种范式的异同，从哲学基础、理性观、真理观、语言观、认识观等五个方面论证了建构主义翻译学的合理性。要建立翻译学，就必须找到一种理论依据，吕俊先生所引介的德国著名哲学家、思想家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和“普遍语用学”，起到了很大的导向作用。交往行为理论是一种具有建构意义的理论，它要克服主体哲学的困难，同时也不满于解构主义对主体意识的过分张扬及非理性思潮的极度泛滥。“交往行为理论”虽然针对社会的社会学理论
7、，但他认为社会的合理化取决于交往的合理化，而语言是交往的媒介，所以他的理论首先是对语言的关注。“普遍语用学”不仅是对语言哲学的贡献，同时也是翻译学建构的重要指导性理论。他认为结构主义语言学只关注语言的系统，而忽视言语问题，结构主义认为语言是有规律性的结构性系统，而言语仅是个人现象，它不受规律制约，不可以进行规律分析。哈贝马斯认为言语才是实际交往中所使用的，它的单位是言语行为，这种言语行为不但受语言规律的制约，还受社会规律的制约。也就是说，人们如果合理进行交往，言语行为必须按照一定的社会规范和准则进行，并据此提出普遍语用学的思想。这一理论一方面克服了个体主体意识在交往中的无拘束、无限释义的弊端，
8、另一方面也解决了结构主义语言学以语言的规律代替言语行为的语言决定论。建构的翻译学的哲学基础是实践哲学，理性基础是交往理性，真理观是共识性真理，语言学基础是言语行为理论。首先，建构主义翻译学的哲学基础是实践哲学。我国翻译研究所经历的传统语文学、结构主义语言学、解构主义翻译研究等范式，都离不开哲学思想。但它们各自的哲学理论基础不能作为翻译科学的主框架。其所倡导的“建构主义翻译学”以实践哲学为理论基础，解析了翻译研究中的哲学观念必须由目前的理论哲学变化为实践哲学的理由与条件。若要更好地研究翻译，就必须理清哲学的发展与翻译研究发展的关系。这是翻译研究的理论基础。因为这一重大观念的变化必将促进翻译研究内
9、涵，如翻译观、真理观、认识论、方法论以及对翻译的评价标准的重大变化。建构的翻译学是一种以实践哲学为基础的译学知识体系，它是对人类跨文化交往活动规律的探讨，因此是一种理性的重建。建构主义翻译学的认识论基础是广义认识论。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我们必须分清归于经验分析性的自然科学和归于重建性的人文科学，这对于翻译研究至关重要。这是因为人文和社会学科与自然科学的木质、工作对象迥然不同。正是这种差异使我们翻译活动中的主客体关系有了新的认识。其次，建构主义翻译学的理性基础是交往理性。建构主义翻译学的所有这些理论基础都是与交际理论分不开的，都要放在言语行为中来研究。可以说，建构主义翻译学虽然强调翻译研究应该回
10、归到语言研究的问题上来，要以语言为研究主体，但也是非常强调翻译活动中的交际交往问题的，并且交往观始终贯穿在建构主义的各个理论基础之中。整个翻译研究理性基础发展变化的过程是这样的：直觉主义的非理性结构主义的目的工具理性人本主义的反理性交往行动理论的交往理性。也就是说，翻译研究所经历的语文范式、结构主义语言学范式、解构主义范式有着不同的理性基础。尽管它们的理性基础有着各自存在的合理性，但各自又都有其不合理的一面。这是因为语文学范式的直觉主义的非理性过分强调直觉主义，把翻译视为一种灵感与顿悟，更为致命的是无法形成方法论体系。结构主义的目的工具理性过分突出语言规律，而忽视了人的主观创造性和能动作用，突
11、显出其封闭性、静止性、排斥主体性的弊端。解构主义的人本主义的反理性“突出自我表现，否认社会认同，主张无规则、无标准、无模式的相对主义。为此学者们竖起建构主义翻译学的大旗，揭示了翻译活动的本质跨文化的传播与交往，即，我们应遵循交往行动理论的交往理性。属于社会性活动的翻译就应遵循社会规则和规范，遵循理性原则。再次，翻译学所经历过的这几种不同的研究范式也同样涉及到不同的真理观。建构主义翻译学的真理观是共识性真理。它是人们对客观世界看法的表现和哲学立场，也是人类同客观世界之间的关系。简言之，作为个体的主体和作为语言的客体相互联系、相互制约，交往双方都是以现实生活世界为背景，表达外部实存世界时，要求真实
12、性；语言使用要求正确性；主体表达主观精神要求真诚性；语言自身要求可理解性。这样人们在交往中，就会创造出一种合理的交往环境，当人们通过交流与协商，克服彼此间的差异性而达成共识性见解时，他们就是获得了一种相当于真理一样的东西。这种真理观具有很多特性：以现实的生活世界为背景；预设了主体际性；把语言视作客观的先在性条件；是一种对话和开放式的真理观。正是这些特点，对翻译活动以及翻译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改变了翻译研究的范式。它有助于树立正确的翻译伦理观；有利于翻译研究的语用学转向；也为翻译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翻译标准。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就是以共识性真理观为真理基础的。共识性实际上是一种主体间性与主客间
13、性的统一。在主体间的交往中，人们不仅要尊重语言的规律性，更要承认和服从社会所认可的规则。在真理观理论中，同样强调语言的协调性规则。人们在交往中不是以陈述是否与事件相符为真假的判断依据，而是参与者对沟通事件背后的依据有共同的理解并接受其有效性。哈贝马斯的共识性真理观要求在共同体内如果要达到共识，就要有交往、交流、争辩与商讨，要靠一贯理想的语境，这种语境要求所有参与者既有语言能力又有交往能力，彼此遵循语言使用中的协调性规则才能使交往各方达成共识。建构主义翻译学的语言学基础是言语行为理论。翻译活动是一种交往活动，而交往活动是离不开语言中介的。尽管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研究范式都是以语言为突破口的，但是它
14、们不是把翻译活动封闭化、程式化，就是站在语言本体论的立场来看待语言，都有其自身的缺陷和不足。建构主义翻译学以言语行为理论为语言学基础，打破了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封闭性，克服了反理性的解构主义给翻译研究带来的混乱与无序，保证了理性的回归，使翻译研究从语义句法模式，向语义语用模式转变，使翻译研究走向真正的开放。哈贝马斯的普遍语用学是以言语行为理论为基础的。他采用了后期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观点，吸取并改造了奥斯汀与塞尔的言语行为理论。普遍语用学的翻译观同样是以这样的语言哲学思想与言语行为理论为基础的。虽然结构主义语言学介入翻译学研究曾使翻译研究一度繁荣，也曾激起人们建立翻译科学的雄心（如奈达），但由于结
15、构主义语言学自身的不足，如静止性、封闭性和自足性，很难适应翻译中灵活多变、有具体语境的语言实际应用的情况。所以，以结构主义语言学作为翻译学的语言学基础是明显有其不足的。这一点在解构主义思潮中已受到激烈的批评，解构主义认为意义并不是语言的句法规则固定下来的，意义是在主体间对话中生成的。只有人们在使用语言时才显示出语言的存在，它是不可能脱离主体而存在的，而且人们说话是为了有人听，听是说的前提条件。意义既不存在于言者的心中或口中，也不存在于听者的心中或耳中，意义是在他们的视域融合中产生的一种新的东西。这就打破了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封闭性、静止性和自足性。同时也否定了其工具理性的作用。但是我们仍不能依凭解
16、构主义的语言观来建立翻译学的知识体系。原因是解构主义理论所持有的语言观说到底是一种“元语言”的语言观，即是对语言的本质的思考，哲学的反思，而不是经验的分析。解构主义的“语言”问题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思辨，是不适应于经验世界的。翻译活动是跨文化的交往，为了使文化之间进行健康的交流，需要有道德规范的约束。书中在最后还提出了一个新术语“翻译伦理学”，它是根据哈贝马斯的交往伦理学或称作商谈伦理学而提出来的。交往伦理学是哈贝马斯的一个重要思想。它是社会交往中的一种道德规范，用来调节人与人的关系，使交往活动得以正常进行。它是一种以承认文化差异性并尊重异文化为基础，以平等对话为交往原则，以建立良性的不同文化间互动关系为目的的构想。按照哈贝马斯的普遍语用学和商谈伦理学的思想，翻译伦理学的理论原则首先是追求平等与公正，反对语言和文化霸权主义，反对各类中心主义，要求交往各方都追求真善美。翻译伦理学就是翻译行为和活动的道德规范，也就是不同文化的人们相互交往与交流行为和活动的道德规范，它的核心价值观念是“促进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