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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论王导的“清静为政”政策【摘要】 东晋王朝初建，统治阶级对内需要稳定和巩固刚创建的江东新政权，对外需要抵御北方匈奴等少数民族发动的军事进攻，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王导作为东晋政坛上的主宰者，他总结历史经验，并结合现实需要提出“镇之以静，群情自安”房玄龄撰：晋书，卷65，王导传，中华书局1974年，第1746页。的施政方针，本文将其概括为“清静为政”。本文将从“清静为政”政策的背景、原因、措施、评价进行具体的阐述，从而使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到王导的“清净为政”对东晋社会稳定、政权巩固产生的积极影响。【关键词】 王导 清静为政 王导是东晋前期政坛上的大人物, 他是东晋很有作为的政治家，他的“镇之以静，群
2、情自安”的政策历代史家褒贬不一。一些史学家认为他以“镇之以静，群情自安”为立国政策，化解了南北双方士族之间及侨姓士族内部的矛盾，并且协调了彼此之间的利益，促进东晋政权的巩固与稳定，并且取得了一定的历史功绩，并将其与管仲、孔明相提并论。可见其功劳之大。但也有史学家认为渡江初,为了稳定政局,拉拢人心,王导的“镇之以静，群情自安”是必要的，但很大程度上是出于无奈,等东晋政权立足江左之后,王导继续实行这种政策导致南北士族骄纵，最后造成东晋灭亡。解放以后,史学界也多以王导为门阀政治的代表进行论述，没有更进一步就其“镇之以静，群情自安”政策进行更深论述。因此,我认为有必要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就他施行的“镇之
3、以静，群情自安”即本文所概括的“清静为政”政策进行论述，来对王导作出实事求是的公正评价。本文主要从其“清静为政”政策的背景、原因、措施、评价进行论述，加深人们对王导的“清静为政”政策在东晋历史上起的积极影响的认识。一、“清静为政”的背景王导步入政坛时，司马睿集团内部南北士族之间矛盾重重（即原有的江南士族与北方南下的侨姓士族之间的矛盾）；避乱江左的侨性各族集团之间也存在权力的争夺；士族与皇权的矛盾在东晋政权建立以后也愈演愈烈；加之西晋末年，自然灾害严重，匈奴等北方少数民族不断南下入侵，中原人民家破人亡，导致南下的流民越来越多。这也就是作为执政者的王导面临的社会背景，本文将其概括为“内忧外患”。（
4、一） 内忧1、南北士族之间矛盾重重。从政治方面看,孙吴亡国以后,北方士族一直就蔑视江南士族，江南士族就心存怨恨；在东晋政权建立以后,北方侨姓士族虽然“寄人篱下”,但仍然把持主要官职, 如政治上由王导主持,军事上依靠王敦，可见北方士族在政权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对此,江南士族非常不满。从经济上看,西晋建立以来,北方侨姓士族的土地和劳动力都集中在北方,而在东晋建立之后情况有了变化，大批南渡的北方士族，原有的田地已被丢弃，他们正疯狂的要在南方寻找土地。这样一时间南北士族就在江南掀起了抢占田地之风。吴姓士族势力较弱的浙东沿海一带就滋生了侨姓士族的势力，而且侨姓士族还凭借其官居显位的优势，肆无忌惮地在吴
5、姓士族势力较旺的太湖流域争夺土地和劳动人手，如渤海刁协一族，南渡之后在京口“固吝山泽，为京口之蠹”。房玄龄撰：晋书，卷69，刁协传，中华书局1974年，第1846页。吴姓大族的经济利益从而在更大程度上损害了。从社会地位看,西晋以来,位居榜首的北方高门大族向来对由于孙吴灭亡而降为次等的二、三流的江南士族采取歧视态度。南渡士族在得到东晋政权的重用后，对吴姓大族甚为蔑视，还屡有轻悔。如周玘即被侨姓士族刁协所轻视，东莱王恢也遭到南渡士族周的悔辱，使周玘等吴姓士族“内怀怨望”、“职恚愈甚”房玄龄撰：晋书，卷58，周处传，中华书局1974年，第1573页。因而激起了江南大族的不满。加上西晋末年中原大乱，江
6、南地区能保持安定,在很大程度上完全是江南士族的功劳。如周处之子周玘的三定江南就为一例,使江南地区得以保持稳定。但现在北方士族南逃,却理所当然的享受安定局面，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反客为主,这也是江南士族所不能容忍的。可见，平衡南北士族之间的政治、经济利益，直接影响到东晋社会能否稳定、政权能否巩固。2、北方士族内部的矛盾及其自身统治出现危机避乱江左的侨性各族集团因南迁时间的不同或在东晋政权建立过程中发挥作用的不同也存在权力、地盘之争。加上西晋时司马氏整个统治集团和北方世家大族都在八王之乱和继之而来的少数民族入侵中受到重创，如：刘聪攻入洛阳后，大杀司马氏以前的文武百官。在这样的背景下统治阶级也面临
7、空前的大危机。3、流民也成为影响东晋政权稳固的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西晋末年，流民是一个重要的社会政治力量。西晋统一中国不久后，晋王朝内部就开始腐败，矛盾激化，宗室诸王为争权夺位进行连年战争，加上天灾接连二三，瘟疫疾病四处泛滥，政府赋税沉重，大批自耕农被迫沦为流民，这样就不断爆发反晋的流民起义。如，巴蜀流民李特的起义、荆州蛮民起义、雍州流民起义等。“至于永嘉，丧乱弥甚。雍州以东，人多饥乏，更加鬻卖，奔迸流移，不可胜数。幽、并、司、冀、秦、雍六州大蝗，草木及牛马皆尽。又大疾疫，兼一饥谨，百姓又为寇贼所杀，流尸满河，白骨蔽野”。房玄龄撰：晋书，卷26，食货志，中华书局1974年，第783页。从这则史
8、料可以看出，永嘉之乱后,民族矛盾空前尖锐，北方大批流民更是纷纷南下。正确处理流民问题,也成为东晋政权建立之初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二）外患西晋末年以来，由于其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引起了社会大动乱和各族人民的大起义,匈奴族的贵族刘渊和揭族的首领石勒,从统治阶级的利益出发,把刚开始正义的反对西晋黑暗统治的斗争,变成了对汉族及各少数民族人民的屠杀和掠夺的非正义战争。这样中原和北方变成了硝烟弥漫的屠杀战场,而且他们还几次南侵,企图占领江南。因此,保持江南地区的安定,保存和发展原有的生产力和封建文化,这也是当时东晋政权面临的一个重大任务。二 “ 清静为政”的原因在论“清静为政”的原因之前，我们先
9、就“清静为政”的内容进行简单的了解。西汉初年统治者就提倡“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司马迁撰：史记，卷54，曹相国世家，中华书局1982年。 。这实际上就是传统黄老之术的“无为而治”思想。“无为而治”是道家的基本思想。关于道家的“无为而治”史界众说纷纭，不一而足，这里就不加论述。“无为而治”是西汉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西汉初年, 汉初统治者鉴于秦亡的教训及汉初社会经济的残败，将黄老之术中的无为而治、节欲崇俭、与民休息的观念转化成一系列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的政策。而东晋初年的王导也提出“清静为政”政策，其内容：一方面安抚优惠北方侨性士族，另一方面将南方士族也笼络到东晋这个特殊政权中，并尽量平衡侨性士族
10、与南方士族之间政治、经济利益，以达到东晋社会稳定、政权巩固的目的。那么东晋初年的执政者王导为什么提出“镇之以静，群情自安”即本文的“清静为政”？（一）执政者深受玄学思潮“无”、“自然”和“无为”的影响玄学是三国、两晋时期兴起的、以综合道家和儒家思想学说为主的哲学思潮。儒家的“礼法”、“名教”、“天道”、“人道”等思想，虽然也是玄学所讨论的内容，但其主旨却是道家的，即强调崇高的是“无”、“自然”和“无为”。为士族利益服务的玄学与皇帝是被神化了的，拥有不可置疑的合理性和权威性的汉代官方哲学形成明显对比。唐长孺先生在他的魏晋南北朝史论丛指出玄学实质上“是要削弱君权，放任大族享受其特权。”唐长孺撰：魏
11、晋南北朝史论丛，北京三联书店1955年，第323页。出于现实的实际需要玄学成为东晋士人崇尚的哲学，玄学的发展使东晋士人的人生、价值观发生了重大的转变。他们没有了建安士人建伟世功业的大志，而且蔑视西晋士人的追名逐利，他们所崇尚的是淡。玄学成为东晋高门士族的文化标志，王导作为东晋初年门阀政治的第一个执政者， “导少有风鉴，识量清远”房玄龄撰：晋书，卷65，王导传，中华书局1974年，第1745页。 “清”“远”均指人有玄学境界。可见王导也深受玄学的影响，提出其执政政策“清静为政”。（二）整个东晋社会需要休养生息东晋在政权的建立与稳固过程中，南北士族之间、侨性士族之间、士族与皇权之间矛盾交织;加之西
12、晋末年司马氏整个统治集团受到重创，在天灾人祸的摧残下流民也越来越多。 在这种大背景下,东晋王朝的统治集团面临着两种选择:一是领导集团像其先辈西晋王朝的很多统治者那样继续腐朽,对内无法缓解阶级矛盾和门阀世族集团之间的权力斗争,让政局动荡的混乱局面继续存在;对外失去反抗甚至抵御能力,疆土日益缩减,以致政权最后被外族颠覆，而且战乱之火将可能继续蔓延到南方，先进的农业生产方式和科学文化将继续遭到破坏,人民继续过着国破家亡的流离生活；二是领导集团,特别是主要执政者,能够总结历史经验,并结合现实需要，制订和实施稳定政局的政策,以此来缓和矛盾，抵抗来自北方少数民族的入侵和进攻。在两种可能性的选择上,作为北方
13、士家大族的代表人物王导,他与司马睿集团中的一大批执政者,看到东晋整个社会需要休养生息，同时认真总结西晋的得失成败，确定了 “清静为政”政策。（三）晋元帝的“刻碎之政”在东晋初年行不通东晋初年政治上由王导主持,军事上依靠王敦，时人谓之“王与马，共天下” 。但这样的大权旁落引起身为正统宗室的晋元帝的极大的不满。司马睿称帝之后，继续对王导、王敦加封了官职，态度却变得十分冷淡。凡是重要的军国大计，他只与尚书令刁协及调外任丹阳尹却仍兼侍中的刘隗密议。在刁、刘二人的策划之下，司马睿制定了一系列限制大族势力、加强皇权的所谓“刻碎之政”房玄龄撰：晋书，卷69，刘隗传，中华书局1974年，第1837页。在太兴元
14、年（318）一年之内，司马睿两次下诏整饬吏治。第一次的时间在三月，诏书一面对清静为政加以肯定，一面却又表示要惩办不法官吏。第二次下诏在七月。司马睿的语气转变为十分严厉，除命令各级官吏“祗奉旧宪，正身明法，抑齐豪强，存恤孤独，隐实户口，劝课农桑”外，还要求“州牧刺史当互相检察，不得顾私亏公。长吏有志在奉公而不见进用者，有贪惏秽浊而以财势自安者，若有不举，当受故纵蔽善之罪；有而不知，当受塞之责”。房玄龄撰：晋书，卷6，元帝纪，中华书局1974年，第150页。他还亲自下令处决了桂阳太守程甫、徐州刺史蔡豹等几个违制的官吏，其中程甫是王敦的亲信。司马睿制定的这一系列限制大族势力、加强皇权的所谓“刻碎之政
15、”引起了世家大族的强烈反对，对于司马睿的行动，王导很快作出反应，他派遣八部从事巡行扬州诸郡，出身于吴郡望族的顾和回来汇报时，就反对朝廷对各级官吏所进行的调查，主张“宁使纲漏吞舟”，不“以察察为政”。房玄龄撰：晋书，卷83，顾和传，中华书局1974年，第2164年。司马睿的这次行动以王敦的第一次反叛最为激烈，而且王敦的这次反叛得到大部分士族的默认和支持。当王敦在军事上攻下石头城占优势的时候，司马睿被迫做出让步，遣使谓敦曰“公若不忘本朝，于此息兵，则天下尚可共安也。如其不然，朕当归于琅邪，以避贤路”房玄龄撰：晋书，卷6，元帝纪，中华书局1974年，第156页。从上面的这些史料我们可以看出司马睿的“
16、刻碎之政”遭到了东晋士族的强烈反对，在门阀政治把权的东晋初年行不同。 三、“ 清静为政”的措施（一）笼络江南士族王导意识到江南士族与侨姓士族之间矛盾的严重性，因为即使随司马睿过江的侨性士族固然很多，但要想在江左立住脚跟，没有作为东道主的江南士族的支持，恐怕连寄人国土的愿望也很难实现。王导在“清静为政”治国方略的指导下采取了以下措施：1、政治上：吸引有名望的江南士族进入统治阶级的上层。王导向司马睿献计说：“古之王者，莫不宾礼父老，存问风俗。况天下丧乱，九州分裂，大业草创，急于得人者乎！顾荣、贺循此士之望，若引之，以结人心。二子既至，则无不来矣。”房玄龄撰：晋书，卷65，王导传，中华书局1974年，第1746页。司马睿采纳王导建议，让王导代替自己亲自登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