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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国现代大学的理念之原型 以北大、南开、北洋三校为代表(1895-1928)吴展良前言中国新式的高等教育可以溯源至甲午战后朝廷主办的京师大学堂，各地督抚所办的一些新式大学堂，以及更早期的一些教会大学。清季与民初的教会大学规模多微小，难当大学之名；他们既主要为传教的目的而设立，又非国人自办，影响及重要性均有限。1 至1900年時，全中國的教會大學合計，只有學生164人。至1910年，教會大學共有學生898名，然而分散在許多的小學校之中。至1919年，學生總數才達到1800人左右，依然相當分散。其中影響最大的燕京大學成立於1919，初設時規模極簡陋，而當時中國大學理念之原型早已建立。早期教會大學
2、之學生多來自教會中學，常具有基督徒的背景，大部份課程用英語教學，而以培養宗教信仰、訓練傳教士及傳教的教師與醫生、以及改變錯誤的儒釋道觀念為主要目的。民國成立後，受本土大學的影響，亦開始培養一些社會上的高級實用人才。早期的教會大學在各方面都與本土的大學有相當大的距離與隔閡，影響亦非常有限。（Jessie G. Lutz 杰西格盧茨著，曾鉅生譯，中國教會大學史（杭州，浙江教育，1987），1520,6165,6670，152166）相较之下，清末国人自办的大学堂规模虽未备，主其事者亦普遍对现代大学缺乏了解，然而在此草创期却已展现出中国现代大学的理念之部份原型（archetype, prototyp
3、e)。民国成立之后，各方面的变化风起云涌，高等教育的理念与实际均有长足的发展，从民国元年到十七年，是为我国现代大学的奠基时期。国民政府完成北伐之后，高等教育一方面进入成熟与扩张期，另一方面则受党化教育的影响渐深，其理想性与开创性不仅不如前一时期，对原有之大学理念反而产生不少干扰。因此，要探讨中国现代大学的理念之原型，我们应着重于清末的草创期，与民国十七年以前的奠基期。当前台湾的大学之主要型态，一方面继承了这些原型而有新的发展，一方面也大量丧失或混淆了原有理念之内涵。研究中国现代大学的理念之原型，对台湾的大学之建设实具有特殊的意义。中国现代的高等教育系受深重的国难与国耻的刺激而兴起，其所具有的第
4、一个中心理念便是培养救国的高级实用人才。这使得现代中国的大学从清末开始便具有强烈的爱国救国意识、实用乃至功利主义的心态、实事求是排斥虚文的精神、领袖意识、以及积极参与政治及社会运动的热情。这些特色主宰了民国以来高等教育的发展。爱国救国常为现代中国有志青年追求学问的根本原因，却也常为政府打压学术，学生与学者抛弃学问的理由或借口。实用与功利主义使得工程、医科、农科、法政、商科、教育等应用学门，在绝大多数时间代表了现代中国大学教育的主流。 实事求是排斥虚文虽有其正面的意义，却也使得读书人的人文水平日渐低落。至于领袖意识与参与社会政治运动的热情，只要在不受政治全面打压的情形之下，便一再澎湃汹涌。近二十
5、年来，海峡两岸的情势都有重大的变化，然而上述因素对大学教育的影响，仍然班班可考。而其中尤其是实用与功利主义的心态，在救国与爱国的热情已式微，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大行的今日台湾乃至大陆，显然已发展到一个前所未有的、个人主义化的高峰，而主宰了两岸目前的大学教育。救国实用的理念影响虽然深刻，流弊却也无穷。若非蔡元培先生于民国六年入主北大，郑重提出中国现代大学理念的第二个原型以研究高深的学问、纯粹的学理为大学唯一的目标，则中国现代大学乃至文化的发展，恐怕都将变成极为现实而低俗。民国革命新成，袁世凯与军阀专权，北京大学（唯一的国立大学，全国学校的领袖）的学生在沈闷无出路的政局下，但以升官发财为目的。社会上传
6、统文化的根底虽在，然而全国的学术、文化、思想不仅是无出路，而且非常贫乏，完全不足以因应新的世局。2 例如胡適在1917年回國時，他想找一本過去七年中出版的，有關哲學的中文書籍，卻幾乎一本也找不到。胡適當時說：中國的出版界，這七年來簡直沒有兩三部以上可看的書。（胡適，歸國雜感，新青年四卷一期， 1918.1, 2027.）蔡先生初至北大，深刻地感受到前期的实用功利主义与学术政治化的危害，乃极力指出研究高深的学问为大学唯一的宗旨，离此宗旨，则大学不成为大学。蔡先生彻底地本于这种理念办学，北大的校风亦为之彻底改变，迅速地聚集了全国学术文化界的菁英，成为全国学术文化的领导中心，并随之掀起了新文化运动。
7、我们可以说，没有蔡先生所提出的新的大学的理念，就必然没有重生的北京大学，也不会有当时的新文化运动。其后的五四运动、国共两党、乃至整个中国现代史的发展亦必然大为改观。一种研究高深学问与纯粹学理的主张，竟然改变了整个中国现代史的走向，这大概是一般的实用主义者所难以想象的。早在甲午战后，便有一些最优秀的教育思想家如蔡元培、张伯苓等相信必须从根改变传统文化才能救中国，而改变文化的首要途径便是学术与教育。清末之时，教育救国的呼声已响彻全国。到了新文化运动时期，教育与学术事业，更几乎成了一种知识分子的全民运动。因此清末以来的知识分子常以绝大的热情投入教育及学术文化事业，造就了一批批各方面的优秀人才，而为日
8、后所不及。新文化运动期间，各种新思潮风起云涌，各类文化理想高涨。武人专政之下，文人的言论反而相对自由，国共的政治斗争亦尚未激化，学者们以全副的热情投入文化理念的追求，而造成中国近现代史上唯一的一个文化上的理想主义与浪漫主义时期。这一时期中所塑造的种种理念，对中国现代史之发展，尤其是文化、学术与教育等方面，尤其有着有着决定性的影响。清末民初的政治与社会虽然混乱，然而它一方面继承了旧社会深厚的人文传统及尊重知识与教育的态度，一方面受到了时代动乱及西方文明入侵的重大刺激，因而产生了中国近代最优秀也最具影响力的一批教育家、学术文化工作者、政治家、及其它个方面的人才。本文针对于该时期大学的理念之原型作分
9、析，除了因为当时的思想与制度对中国现代国学制有着最根本性的影响之外，亦因吾人今日正处于一个后理想主义、工具主义，或曰功利主义的时代。当今学风之低靡，一般人对学术与教育兴趣之低落，均与缺乏可行的远大理想有极大的关系。重温那提倡教育救国及理想与浪漫主义的时代中有心人士所倡言的种种理念，一方面可提醒我们是否失去了许多不应失去的理想，一方面也可以省察当时人的理念是否含藏了一些根本性的矛盾与限制，而做为我们大学改革的借镜。清末民初之大学堂与大学数目有限，以民国六年新文化运动初起时计算，国立大学仅有北京大学一校，省立的有北洋、山西两校，另外尚有其它私立大学约二十余所，其中教会大学占大多数，然而规模都很小。
10、3 有關教會大學之數目，各種記載不一。經筆者統計之結果，民國六年時可考之教會大學共計十八所：濟南齊魯大學、長沙雅禮大學、武昌文華大學民十三年改組為華中大學）、華南女子文理學院、南京金陵女子大學、山東基督教大學、上海聖約翰大學、成都華西協和大學、蘇州東吳大學（見Jessie G. Lutz 杰西格盧茨著，曾鉅生譯，中國教會大學史杭州，浙江教育，1987，109、111、112、125、126、139、140、141、154 ）、南京金陵大學、廣州嶺南大學、上海滬江大學、上海震旦大學、福建協和大學（據教育部編第二次中國教育年鑑，650、656、659、663、670 ）、北平協和醫科大學（第一次中
11、國教育年鑑宗青圖書公司印行，影印本，132）北京匯文大學、北京通州協和大學、華北協和女l大學（司徒雷登司徒雷登回憶錄台北，新象，1984 ，45、66；此三校於民國九年後合併為燕京大學，然燕大初期之規模仍十分簡陋）。各校之規模大抵均相當簡陋，難當大學之名。清末各省所设的高等学堂，性质近于大学预科，民国之后大都结束停办。新文化运动兴起之后，创办之大学才较多，其中著名的南开大学成立于民国八年，清华大学大学部之正式成立则在民国十四年。在这些大学之中，教会学校自成体系，其教育目标与组织型态均与国人自办之大学大不同。他们对于中国近现代之高等教育虽然具有一定的影响力，然而远非主流，限于篇幅，本文不拟加以讨
12、论。清华大学之前身游美学务处，清华学堂与清华学校都是留美的预备学校，相当于美国大学的预科，不能表现民初大学之真正理念。清华大学部之成立已在民国十四年，深受当时各种已成风潮与其特殊历史之影响，并不能代表民初大学理念与型态之原型4 清華大學校史編寫組清華大學校史稿（北京，中華書局，1981)，7-13, 25-29, 45-49。另外师范大学之教育，亦自有其特殊的宗旨目标，与普通大学不同，在此也不拟加以讨论，以免治丝愈纷，模糊了本文原有的主题。本文所集中讨论的三所大学，其中北京大学沿自京师大学堂，民国之后则为唯一的国立大学，民国六年之后又由伟大的教育家蔡元培先生执掌，向来是全国高等教育与研究单位的
13、模范与领袖，最能代表我国大学理念之原型。南开大学的精神理念直承南开中学，为甲午战后教育救国理念的直接产物；其大学部成立虽较晚，然而成效卓著，影响深远，为私立大学之楷模，应该特别加以讨论。北洋大学为我国第一所公立大学，亦因甲午之战的刺激而生，并随着国内之情势而变化，很能表现国人自办大学之最早型态。合此三校而观之，当能略知中国现代大学理念之原型的主要面貌。培养救国的高级实用人才中国近代的新式教育一开始便以追求国家的富强为目的，大学的教育也不例外。新式大学堂的开办起于甲午战后，台湾割让，国土岌岌不保，举国士大夫从醉梦中惊醒之际，从一开始便带着强烈的救国意识。当时一些具有进步思想的督抚开始创办新式大学
14、堂，而朝廷也因应形势筹设京师大学堂。各校的成立莫不以培养新式的救国人才为目的。光绪二十一年（公元一八九五年）盛宣怀在天津办北洋大学堂；二十三年（公元一八九七年）盛氏又在上海设立南洋公学的上院。二十七年（公元一九一年）袁世凯奏陈办理山东学堂事宜及试办章程，其中分斋督科的专斋，相当于大学；后更有山东大学的设立。同年，浙江求是中西书院改称浙江省求是大学堂，及江苏巡抚聂缉规奉准将苏州中西学堂改为苏州省城大学堂等。都代表了在危机的情况下一种救国的努力。5 伍振鷟中國大學教育發展史（台北，三民，1992 ），167。当时教育上的指导思想为张之洞所提出的新学为体、旧学为用。对于新学有所谓西艺非要，西政为要的
15、说法。然而其所谓西政主要在学习西方人现成而且为中国所需的制度，对于西政在文化上的本源，不但不加重视，而且决意不使其妨碍中国以三纲五常为中心的固有文化。对于西艺则明白提出士大夫亦应学习其原理，徒工匠不足以成事的主张。换言之，政教文化乃至身心性命的大本仍应本乎中国的传统，对西方的兴趣只限于其实用的部份。6 張之洞勸學篇張文襄公全集（台北，文海，1970 ），卷202, 3。读书人固然必须研究西法及世界大势，然而对于西方学术文化的大本大源，尚无暇亦觉不必顾及。当时各省所设的大学堂，大抵均偏重实用。学科多偏于工程、法政、自然科学之类。其中唯有京师大学堂以培育国家新式的领袖人才为目的，规模较为宏远，以经
16、学科为诸科之首，并设文科与政治科，列其它技艺科目之前。然而，即使京师大学堂所设的技艺科目仍然多于前述的科目。清末的实用、功利、偏重工、农、法、商、医等实用科目的心态，显然一直延续至今。这种重视救国实用的倾向，随着辛亥革命后内忧外患的情势，只增不减。而使得中国近现代的大学教育从一开始便带着浓厚的实用及求实主义的性格。虽经蔡元培先生于民国六年执掌北大后大力提倡以研究高深的学问为目的的大学教育以矫正之，仍然难以改变其根本性格。救国的宗旨也使得大学生对于国事极为关心，积极发动或参与民国以来的社会政治运动。大学生代表中国有机会受高等教育的最少数人，又身负救国的重任，他们一方面以国家社会的领袖人才自居，一方面积极的学习并从事各类活动，其努力奋发的精神，实为今日的大学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