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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俄国作家笔下的“小人物”普希金的驿站长（1830）是俄国文学中写“小人物”的第一篇小说，描写一个贵族明斯基拐骗驿站长的女儿杜妮亚的故事。驿站长是个十四品文官，过路旅客他要接待，紧急信件来了他得想办法立即送出，整天为交通工具马匹发愁，受尽过往贵族官僚的气。他死了妻子，只有一个女儿杜妮亚，他与女儿相依为命，视她为掌上明珠。一天，一个青年军官骑兵大尉明斯基来了，他本来要立即赶路，催着驿站长赶紧喂马，但见了驿站长的女儿杜妮亚后，便装病不走了。过了几天，说是带他女儿上教堂，套上最快的马车，把他女儿拐走了。驿站长先是上当同意，后来觉察事情不妙。呼天抢地，一直追到彼得堡，终于找到了一间豪华的旅馆中，果然发现
2、了明斯基和杜妮亚，杜尼亚正坐在膝上玩弄明斯基的鬈发。驿站长被明斯基逐出，回家后死去。小说是倒叙的，若干年过去了，一辆六匹马的四轮马车来到驿站长的故乡，车上坐着一个穿得十分华丽的年轻太太，带着三个孩子，一个保姆，还有一头小黑狗。一个乡下孩子看见这位贵妇下了马车，直奔驿站长的坟地，伏在墓前哭了半天。贵妇临走时还给了这个小孩五个银币。普希金是同情“小人物”的：“什么是驿站长呢？一个真正的，十四品的受苦受难者！”对女儿杜尼亚抛弃父亲不以为然，借乡下小孩的嘴挖苦她说：“多好心的太太！”但普希金也美化了贵族明斯基，写他使杜尼亚获得幸福。这个出人意外的结局，缺乏生活真实的可信性。普希金的贵族立场，使他把一个
3、现实主义悲惨故事抹上了虚假的、柔和的浪漫主义色彩。果戈理是第二个写“小人物”的作家。外套（1835）写一个小职员阿卡基耶维奇的悲剧。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是个九品文官抄写员，冬天快到了，他的外套破得不能再修补了，裁缝彼得罗维奇断然拒绝为他修补，建议他做件新的。为了做新外套，他开始存钱了，更加省吃俭用了，连茶也不喝，晚上饿着肚子，不点蜡烛，一回到家里就把衬衫脱了，免得穿坏，在街上走路，也尽可能轻轻地、差不多用脚尖走，免得鞋底磨坏。终于到了这一天，他的新外套做成了。这真是隆重的一天，他穿上它去参加一个宴会，晚上回家路过广场时，三个强盗把他的新外套剥去，可想而知他的伤心与悲痛达到何等程度。他去报案，找警
4、察局长，最后去找“大人物”请求帮助。这个“大人物”跟下属说话，只有三句话：“你怎么敢？”“你知道你在同谁说话吗？”“你明白站在你面前的是谁吗？”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被“大人物”骂出来了，浑身发抖，摇摇晃晃，怎么也站不住，回到家中已经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他倒在床上，被吓死了。小说没有就此结束，最后他成了鬼，专门剥别人的外套，这个鬼在桥头剥了“大人物”的外套，报了仇。外套比驿站长深刻一些，小说不美化贵族了，而是给予批判：“大人物”是“小人物”致死的主要原因，小说对“小人物”悲惨命运的描写与性格的刻画，都优于普希金。但结尾流于荒诞，用鲁迅的话说，是“格式有点古老”。果戈理另有一篇狂人日记（1835），写
5、九等文官波普里希金妄图追求司长的女儿以致得了精神分裂症以为自己当了西班牙国王终被关入疯人院的故事。狂人不能忍受疯人院的折磨，幻想有一辆马车，带他离开西班牙，返回俄罗斯故乡。三驾马车越过森林、大海，他仿佛看见俄罗斯的小木屋，仿佛看见他家的那幢蓝色房子，妈妈正坐在窗前，想念自己的孩子呢，他于是喊出了：“妈妈呀，救救你可怜的孩子吧！”鲁迅自云狂人日记曾借鉴过果戈理的同名小说，那是指书名、日记体、狂人、结尾“救救孩子”一句话。鲁迅的借鉴是最高级的，因为主题转化了，技巧转变了，这主题、技巧的双转化，显示了鲁迅的独创性。契诃夫在俄国作家中写“小人物”最著名，小公务员之死（1883）写小公务员看戏打喷嚏，把
6、唾沫星了溅在前排将军的秃顶上，他一再道歉（看戏幕间休息时道歉一次，次日登门道歉一次），第三天再去道歉，将军叫他“滚出去”，他摇摇晃晃回家，吓死了。套中人（1898）是名作，毕理可夫是契诃夫笔下最有名的典型人物之一。他是中学希腊文教员，他怕别人，别人也怕他，以后他死了，别人松一口气，情节平平，但写得很深刻。故事是从兽医伊凡伊凡内奇和中学教师布尔金口里讲出来的，二人去打猎，太晚了，回不了家了，就在村长一间堆杂物的小屋子里过夜。月色很好，他俩人睡不着，闲聊天。先谈村长的老婆，说她是个怪人，一辈子也没有走出过她家乡的村子，从没见过城市或铁路。更奇怪的是，她近十年来一直守着炉子坐着，只有到了晚上才上街走
7、一走。他们俩人从村长老婆的奇怪的生活方式，联系到世上各种怪人怪事，谈到一种寄生的螃蟹，谈到蜗牛，联想到“套子”。说很多人一辈子就生活在自制的“套子”里，便引出了“套中人”毕理可夫。引出主人公的写法是巧妙的，自然的：从不出门的女人，寄生的螃蟹，一辈子躲在硬壳里的蜗牛，然后引出主人公，这种与世隔绝的人们，如同蜗牛一样，一个小房子，一个灶头，一条小船，一个村子，一条街道就是一个世界，在旧俄，在旧中国，在封建的、小生产者的国家里，是很多很多的，这种“引入”，就有时代感，“套中人”是旧俄社会的产物。毕理可夫作为一个“套中人”，他有什么特征呢？他出太阳天也穿雨鞋；雨鞋总是用套子套好；表也有小套子；削铅笔的
8、小刀也装在小套子里；他的脸也好像蒙着套子，因为他把脸藏在高高的衣领里；他戴黑眼镜；用棉花塞耳朵眼；他一坐上马车，总要叫马车夫支起车篷；他不用女仆，因为怕人说他坏话，雇了一个60岁老头做厨子；他的卧室像一口箱子；床上挂着帐子，他一上床睡觉，就拉过被子来蒙上脑袋。请看，契诃夫一口气用了十个以上的外部细节来写他与世隔绝的性格特征。他的思想也极力藏在一个套子里，只有政府的告示和报纸上的文章，其中写着禁止什么事情，他才觉得一清二楚。看到有个告示禁止中学生在晚上9点以后到街上去，或者看到一篇文章否定性爱，他就觉得又清楚又明白：这种事是禁止的，这就行了。甚至当局批准城里成立一个戏剧小组，或者阅览室，或者茶馆
9、，他也惊惶万分地说：“可是千万别闹出什么乱子来啊。”请看，契诃夫进一步从内心世界写他与世隔绝的性格特征。如果契诃夫就停止在这里，我们只觉得这样的人保守、可笑、可怜。但是不，契诃夫继续赋予他笔下人物新的典型特征；毕理可夫又是很可怕的，“凡是违背法令，脱离常轨，不合规矩的事，虽然看来跟他毫不相干，却惹得他闷闷不乐”。他监视别人的言行，又喜欢告密。一个同事做礼拜迟到了，他有看法；一个女教师傍晚陪军官出去迟回来了，他有看法；教室吵吵闹闹，他有看法；别人写信交朋友、救济穷人、教人念书识字，他都有看法，他还喜欢串门，一坐下来就是一两个小时，一言不发，他把这叫作“和同事们保持良好的关系”。请看，契诃夫又用了
10、数以十计的细节，写出他性格的新的特征他爱管事，凡不合正统的东西，他都要管一管。接下来，契诃夫用概括性的语言，一下子点出了此人的可怕性：“这个老穿着雨鞋，拿着雨伞的小人物，却把整个中学管辖了足足十五年，可是光管辖中学算得了什么？全城都受他管制呢？”我们看这篇小说时，起先是笑的，什么毕理可夫，一个可笑的人，可怜的人，思想保守，与世隔绝，小人物，可怜虫！慢慢地，我们的感情变化了，我们沉思了：这到底是个什么人物？是不是一条小毒虫？我们生活中有没有这样的人呢？接下去，就是喜剧性的情节，作者用情节而不是用细节进一步表现他的性格。有人给他介绍对象了，是同校史地教师的妹妹瓦连卡，他居然也考虑结婚了。他和女友去
11、看戏，瓦连卡又高又活泼，他又矮小又古怪，坐在戏院的座位上好像被人刚刚用钳子夹出来一样。星期天，学校的老师们去旅行了，他当然是不去的，但他看见瓦连卡和她的哥哥骑自行车了，而且居然从他身边擦了过去，这一下子可把他吓坏了。第二天，他跑去找瓦连卡的哥哥去了，说是如果一个姑娘可以骑自行车，那么学生就会用头走路了，既然政府还没有发出通告允许做这种事，那就做不得，还说要将这次谈话的内容汇报给校长，作为一个备案。瓦连卡的哥哥本来就十分讨厌他，又刚刚睡醒，无名火起，便将他拎出门外，推下楼梯，他便滚了下去。刚好瓦连卡回来了，正准备上楼，见他的狼狈相，以为他失足跌下来，忍不住放声大笑，这“哈哈哈”的笑声，便送了他的
12、命。他回去后便死了，装在棺材里，表情很高兴“棺材也是套子，他找到理想的套子了。”这是全书唯一的情节。接着，中学教师布尔金说了毕理可夫的葬礼，那天送葬时，大家心中暗暗高兴，“埋葬毕里可夫那样的人，是一件很快活的事”。可是，过不了多久，生活又跟先前一样，还是那么死气沉沉，局面并没有好一点。兽医伊凡听后感慨地说：“实在，虽然我们埋葬了毕理可夫，可是这种装在套子里的人，还有许许多多，将来也不知道有多少呢！”“不成，不能再这样活下去了！”小说结尾是这样的：夜深了，村子很静。布尔金睡着了，伊凡睡不着，他起来，坐在门边，点上烟斗。契诃夫这篇小说的最大贡献在哪里呢？就是塑造了一个可怕的小人物，打破了过去文学上
13、只把“小人物”写成可怜的人物的定型化传统。毕理可夫具有双重性格，他一方面害怕与躲避现实生活，是官方的顺民，另一方面又仇视新生事物，是沙皇政府与传统思想的卫道士。他身上既有“奴隶性”又有“吃人性”。由于害怕与躲避现实生活，驯服于政府、法令、条例、布告，使他像“蜗牛”一样静止、可怜；但他同时又是政府与传统思想的卫道士，喜欢管事，打小报告，这又使他变得活跃、可怕。他一生都在“怕”，怕什么？怕别人把他“吃”了（他就怕60岁的厨子会杀死他），但他一生也在“吃”人，所以不仅中学的老师，连全城人也怕他。契诃夫明确指出这类“小人物”在俄国具有普遍性“虽然我们埋葬了毕理可夫，可是这种装在套子里的人，还有许许多多
14、，将来也还不知道有多少呢！”毕理可夫身上的两重性是一种旧俄的“国民性”的表现，封建的、闭塞的、专制的帝俄社会，就是产生这种“国民性”的土壤。在契诃夫以前，还没有一个俄国作家写出这类人物的两重性，只是写出他们性格可怜的一面。即使在契诃夫其他小说中，也没有出现毕理可夫式的人物，因此，毕理可夫这个人物，在俄国文学中，在契诃夫自己的作品中，都有其他作品不可比拟的典型性。套中人是性格小说。契诃夫塑造性格的本领很高。他先运用一系列典型的生活细节，表现毕理可夫的性格特征，此小说的细节，不是一个两个，而是一连串，数以十计，这些细节又都是典型的，能说明性格本质的，用这样多的生活细节来塑造人物。是其他短篇小说家的
15、作品所罕见的。然后契诃夫用喜剧式的手法，处理毕理可夫的结局。毕理可夫的恋爱与跌死，是小说唯一的情节，用夸张的笔写出，以“笑声”将他埋葬。契诃夫把毕理可夫作为喜剧性人物来处理，说明作家对这个人物的态度。但契诃夫不少觑此类人物的可怕性，最后用评论来说明与强化毕理可夫的典型性，使读者笑完之后心情又沉重下去。大量外部与内部细节描写喜剧性情节叙述评论，这就是契诃夫塑造毕理可夫的“三部曲”。这篇小说也是一篇风格化的小说，是诙谐风格与抒情风格的结合，诙谐，特别是指毕理可夫的情节核心，不仅仅指它的细节；抒情，指开篇与结尾，不仅仅是写风景、写气氛用抒情笔调，更主要的，是借书中人物的嘴抒作者之情。二者又是统一的，
16、就是在批判毕理可夫，批判旧俄的国民性的同时，表现出作者对未来的希望与信念“不能，不能再这样活下去啦！”而这声叫喊，又带着淡淡的哀愁，这正体现出契诃夫式的人道主义精神特征。套中人是契诃夫系列短篇小说之一，还有两篇是关于爱情（1898）和醋栗（1898）。前者写兽医伊凡与中学教师布尔金在一个地主家作客，就地主的美丽的使女会爱上一个丑厨子的故事，讨论个人幸福在“爱情”中占多少比重的问题。后者写兽医伊凡与中学教师布尔金在磨坊主家中听了一个可怜的地主以吃醋栗为毕生幸福的故事，这个地主的理想就是有一个庄园，种满醋栗树，他半夜不睡，下床，走到醋栗盘前一颗一颗吃，不管世界怎样，周围人怎样，只要有醋栗吃他就心满意足了。三篇小说以兽医伊凡与中学教师布尔金串起来，他们又是讲故事或引出故事的人，三篇小说主题都是讨论“国民性”的。西方短篇小说素有系列小说之传统，越近现代，越为普遍。契诃夫不是写系列小说之能手，但他也写系列小说，上述三篇就是证明。俄国“小人物”小说之成就与传统不可分。因为俄国文学素有写“小人物
